第五章 生命「不見得」共同體
第三節 新移民女性的逆襲
一、人何以為人的社會權力
當越南新移民女性順利跨越「國族─性/別」界線,成為十足台灣好女人時,
她們調整自我,以其符合主流,即台灣國族國家領域的意識形態。但那些被判定 為國家主權計畫之外的生活經驗,不會危及國家領域完整的實踐便得以在族裔化 地方與跨國網絡中存活下來(越南好女人),至於被標籤為危及「國家安全」的 邊緣身體與個體行為,雖然被排除在台灣國族國家領域之外,卻仍然以各式各樣 的策略與支持網絡而得以存在(越南壞女人),甚至有時候得以在國家主權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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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縫隙中倖存。
因此,越南好女人與越南壞女人,乃至於她們成為台灣好女人之後,三者之 間的關係,並不是本質上的「好」與「壞」之差別,而是國族國家規範與權力滲 透於人的生命政治中,對人身體的治理、對人生命的安排。是因為人的生命現象 進入知識與權力秩序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political techniques)的範疇,才 被區分出「好」與「壞」。
可是,也正是自由主義為台灣帶來民主與自由,在民主與自由土壤上,我們 不僅理想上,實際上也必須重新強調邊緣與弱勢者的身體自主性與特殊經驗,理 解各式各樣的抵抗與逃脫,儘管只是個人層次或社群層次,並未提升到夏曉鵑
(2006)所說的歷史主體層次,但那都是身為人的基本價值與尊嚴,正是 Goffman 所強調「人何以為人」的核心價值。人們會運用各種方式,在「自我」和「其他 人期待自己應該認同的對象」間保持距離,保留自處空間。自我與主體是在抵抗 的過程中浮現(Goffman, 1961: 319-20)。
所以在道德上,我們應該正視新移民女性的主體經驗與自我述說,著重她們 的社會權力與生活技術,同時放下國族主義所領導的國家一體化之優先性,承認 國族有其建構性(非必然)、多重性(多元群體)、功能性(適時激起土地愛)以 及危險性(排他和內部均質化的欲望)。我們也必須將我們與她們置放在關係性 的思考模式中。一如王志弘的建議,台灣諸多的族裔化地方與新移民女性個體的 存在狀況,使得我們應該要超越簡單的「我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產生一 個異類共存、反思我群的「反身鏡域」(reflexive mirror)效果(王志弘,2011:
73-4)。
二、實踐人民民主
儘管我對台灣國族國家提出批判,並呼籲在道德上重視新移民女性生存的真 實狀況,但在我的分析中,依然可以看到,她們也不見得是全然地處於完全的壓 迫而失去主體性。有時候她們的角色是個中介橋梁,有時候她們的越南國族身分 成為她們主體性來源,甚至,當她們順利產下後代,與台灣土地的連結便多了一 層關係。她們既在地又跨國的生命經驗,也會產生源自於新移民女性的「台灣意 識」。她們的台灣意識不見得與統獨問題、反殖民、反威權扯上關係。因此,當 台灣社會有一大群新移民女性加入,「台灣意識」與「建立國族國家」就沒有必 然的關係。
她們可以預期地會去質問上一段所討論的議題:「什麼樣的」「國家觀」有助 於解決或改善她們在台灣的生存狀況?
陳光興認為打破國族認同的迷思,真正的主體必須關注受壓迫、剝削與歧視 的人,真正的認同必須在「社會運動中進行抗爭」尋找(陳光興,1991: 129-31)。 新移民女性的例子已經讓我們看到「認同」是混雜、多元的,「空間」是流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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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著的辯證關係。陳光興提出「破國族」(post-nation)的概念來加以界定不以國 族為治理基礎的策略會是什麼:國族之後的想像空間是一群「破爛」的國族,像 是「女人國」、「同志國」、「工人國」等,它們彼此聲援,而且是以「非國家中心 主義」的方式,強調人民民主為基礎的新國際在地主義與國家機器鬥爭。也正是 因為它們是跨國族國家界線,所以它們不以奪取國家權力為目的,而只是要實踐 真正的「人民民主」,邁向「沒有國族主義的國」(陳光興,1994: 209-10)。
De Genova(2005)用批判的跨國視角來談芝加哥墨西哥裔的移民。他將芝 加哥墨西哥裔移民日常生活的特殊情境置放在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用以破除美國 國族國家做為具主導性且穩定的意識形態。此外,他的核心概念是去呈現,當芝 加哥成為一連串由墨西哥人生產的地方時,能有什麼樣的政治力量?這種由不連 續性組成的無數地方,恰好正是「種族化」的且難以穿透的社會邊界,因而得以 透過日常生活的互動與社會關係、跨國遷移、資本主義與國族國家交織實踐,開 創出其他激進的可能路線。新移民女性也同樣具有這種破除主導性國族認同的潛 力。即使新移民女性歸化為台灣國籍,但她們仍然是屬於「移動中的人」,而非
「定著的公民」。不斷增生的族裔化地方、族裔網絡,逼使國族國家的邊界在社 會意義上被打開,產生邊界多重化(multiplication of borders)(Balibar, 2004)與 領域爭奪(territorial contention)(Haesbaert, 2013)的現象。
雖然江宜樺對於揭發虛無的國族認同、解放邊緣團體被剝削與被忽視的狀況,
走向多重認同路途上,肯定陳光興一類激進主義的貢獻,但他也批評激進主義的 立場淪為專家與菁英的解放策略,距離廣大被指導的人民有很大一段距離,(江 宜樺,1998: 210)。
他認為對自由主義來說,「進步的自由主義」國家,較能夠透過國家力量,
來保障新移民女性的公民權,且社會運動本來就是受到憲政體制所保障的活動,
自由主義不會排除人民民主的實踐(江宜樺,1998: 213)。但實踐上的困難我就 不在此多做討論,我認為江宜樺所宣稱的進步自由主義仍屬理想狀態,那就將之 留在國家領域尺度去實踐,期待有朝一日國家能夠有所「進步」。
我想要關注的還是,新移民女性在空間策略的操作上,可以如何替自己帶來 希望?顯然,我的立場還是與陳光興較為接近。由於破國族並不是無政府主義,
它仍然承認國家(state)的存在事實,也承認國家對社會形構的結構性力量(陳 光興,1994: 210),一如我在前面幾章強調的:「國家仍然重要」,只是我們需要 在國家之外、在國族之外,建立人民發展自主的能力,從保守的多元文化主義邁 向激進的多元文化主義。因此,新移民女性能夠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抗爭,
尋找自己的主體性。她們的抗爭,可以是既在地又跨國的,在族裔化地方中的群 體抵抗,甚至是在跨國連線的在地抗爭中,將新移民女性提升到「歷史主體」。
不斷地在制度上或道德上去挑戰國家,不論它是現行的國族國家,還是未來的進 步自由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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