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基於本文的核心發問：什麼樣的女人，可以順利歸化為台灣人？其中包含了 國族與性／別的向度。因此，在本節，我試圖從文化研究中關於國族和性／別交 織關係的討論出發。

一、性／別化的國族意象

在《想像的共同體》（1991）中，Anderson 主張現代國族國家是個「想像的 政治共同體」：

它之所以是想像的，是因為最小國族裡的成員，也不會認識大多數的同 胞，與他們相會，或甚至聽說過他們，但每一個人內心都有相互連結的 一致想像（ibid., 1991: 6）

他揭露了國族是建構的概念，並且是具有壓制性的意識形態：「儘管每個國族內 部普遍存在著不平等與剝削，國族總是被認為是一種深厚的、平等的同胞情誼」

（ibid., 1991: 7）。為了維持想像的共同體─國族意象，它將要求其內部成員做 出最大的犧牲。但我在前言已經提過 Anderson 忽略性／別分析的重要性。其中，

國族主義通常與男人有關。男人所擁有的陽剛特質是國族主義創建國家的基石，

女人只是理想化的道德與私領域的維持者。由男性所領導的國族主義，暗示著男 性與女性之於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分別。不過，已經有論者指出，性／別因素，特 別是女性，經常也是國族認同之社會建構的一環（Yuval-Davis, 1997；陳素秋，

2008）。在少數族裔建立其國族性的討論中

性／別經驗與國族交會的討論中，女性是如何在國族主義論述中出現的呢？

女性大多出現在與家庭有關的譬喻，如：家鄉、母國，女性與家庭關係的本質化、

自然化，在國族敘事的描繪中屢見不鮮（Walter,1995）。女性通常也被塑造為文 化、語言與傳統的承載者，用以區分一國家內邊緣與主流國族的邊界（蔡芬芳，

2012）。女性氣質是與自然、生殖力，女性是親屬關係的延伸。

在中國和台灣，也有許多關於國族主義利用「女性」形象而建構出來某個意 識形態的例子。如：國民黨政權在中國時，利用新生活運動，動員婦女、塑造新 時代女性形象，並與之連結上國族國家之打造（許慧琦，2005）；日本殖民統治 時期，皇民化文學中男性在國族打造上的陰性書寫（邱雅芳，2001）；冷戰歷史 中，一本冷戰宣傳刊物─《今日世界》，女性符號不斷被召喚，將女性形象或角 色，作為國族、冷戰（反共）、逐漸萌芽的資本和現代性等論述的再現工具（林 純秀，2008）；當代台灣為了成就台灣國族主義，藉由戲劇作品再現重要的歷史 時刻，利用戲劇敘事編織一個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展演所謂台灣精神 或台灣特質，並以女性為主角來體現為國族主義服務的台灣性（林雯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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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雖然指出女性在國族打造上扮演的角色，但女性仍然只是父權主義下操 弄的對象。

在全球互連和移動激增的時代，國族國家的領域邊界會隨著時間改變，國族 塑造的策略也會隨之改變。新移民女性多國族與中介角色（in-between）的特性，

在台灣國族主義的打造，與國家賦予公民身分的層次，迫使我們無法只談女性於 國族再現時的角色，而必須具體落到新移民女性能否歸化、如何歸化的問題，以 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納入／排除的差異評價。

二、種族化的他者：跨界移民的治理術

以跨國婚姻管道來台的新移民數量日增，已經成為繼閩南人、客家人、外省 人、原住民後的第五大族群。1990 年代，台灣社會歷經民主化與本土化之後，修 正了過去以大中華文化為框架的國族認同，逐步建立多元文化論式的社會圖像，

台灣原住民已被迫漢化，融入台灣國族主義的修辭。於是，新移民成為下一波必 須被「同化」的他／她者，必須納入新台灣人的社會圖像與認同政治之中。

（一）國家的移民治理與族裔控制

Aihwa Ong （1996）提到關於「誰可以成為公民」的討論。她指出國族國家 為了維持人口與領土的完整性，擁有一整套判定誰得以是公民的霸權論述。移民 者想要成為公民，就必須經過一系列由國家發動的規訓權力與制度。從過去諸多 的研究可以發現，官方經常以「幫助」、「適應」之名，透過國家制度和社會道德 的力量，將一連串「成為台灣人」的「技術」與「措施」深刻地刻印在新移民身 體上（葉尉鑫，2006；Lan, 2008；蕭崴云，2008）。

首先，新移民女性直接面對台灣國家機器力量的第一關，就是婚姻簽證的面 試。由於新移民女性被視為種族化的「低劣他者」（inferior other），或飽受「假 結婚真賣淫」的疑慮，在種族上、階級上都被質疑是否擁有可以納入「我們─台 灣」的條件（夏曉鵑，2002；曾嬿芬，2004、2006），而跨海娶妻的台灣男子也 被建構為社會所不欲且道德上所不堪者（夏曉鵑，2002）。因此，官方對跨國婚 姻的雙方祭出重重的關卡（龔宜君，2006），用國境管理的各種手段來確保「人 口素質」、預防「社會問題」（夏曉鵑，2002）與杜絕假結婚的「人口販運」（趙 彥寧，2004；陳美華，2010）。

再者，新移民女性身體的健康與否，也成為國族國家關心的議題。這與女性 連結上生殖化形象與「女性─私領域」的配對關係有關。從新移民女性的再生產 能力為起點，探討女性與台灣國族建構的關係，看到國族國家是如何地對新移民 女性執行身體控管與生育力再確認，如：優生學、節育觀念與補助、家庭計畫。

此時，新移民女性的身體成為鬥爭的場域，並使得她們捲入打造國族國家的計劃 中（范婕瀅，2006；L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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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當身體健康、生育力、婚姻的真實性都確認後，新移民女性來到台灣 就要開始一連串的適應計畫。國族國家藉由各種社會政策與措施，作為組織社會 的原則，意圖促進社會的整合（Favell, 2005）。因此，她們要開始學中文、生活 適應班、親職教育活動（陳英傑，2006；丘愛鈴、何青蓉，2008）、要融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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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評價逐漸地種／國族評價合而為一，兩者的力量都再次應驗看到國族與性／別 交織的重要性。

三、新移民女性的因應策略與認同協商

國族國家與媒體共謀，對人生命安排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也非完 整無縫隙的權力展佈，而總是內蘊著破綻、矛盾與張力。有權力的地方總是有抵 抗出現（Foucault, 1980b）。關於新移民女性的因應策略與認同協商，已經有許 多研究。從個人層次到群體層次，甚至形成對社會具政治影響力的抗爭都有。

（一）以個人為主的抵抗

個人層次的逃離、抵抗，主要有：在家庭內掌控生育權；去學中文看起來是 被迫同化，實則獲得喘息的機會；計畫性離婚、逃家與外遇；與丈夫和公婆吵架；

以孩子為籌碼，甚至外出工作，爭取經濟自主（沈倖如、王宏仁，2003；張雪真，

2004；陳佩瑜，2003）。

外出工作，爭取經濟自主是弱勢女性抵抗既有壓迫的有效方式。當女性進入 工作場域，代表女性參與社會、實現女性價值，獲得自信的機會增多了，更重要 的是女性得以從私領域跨足到公領域，進而在政治上取得較多的發聲機會。甚至，

能夠改善既有性／別的關係（Lister, 2003: 138）。邱琡雯（2005）把焦點放在新 移民女性的特殊性，主張新移民女性外出工作是培力與扭轉情勢的一環。她關注 新移民女性能從勞動的參與中獲得什麼？是否有可能改變性／別秩序與權力關 係，甚至改變生命劣勢。她歸納 68 位新移民女性工作後的改變，從滿足基本需 求、轉化工作中創造的人際互動和累積的語言資源，提升自我意識，最後達到掌 握控制權、改善家庭經濟、加強與在地社會的良性互動等正向效果（邱琡雯，2005:

245-51）。自我認同的轉變也在工作與生活空間中發生。

這些研究意味著，個人層次的抵抗屢見不鮮，抵抗與不服從是身為人最基本 的存在意義。然而，由個人集合而成之社群感的網絡支持和抵抗也同樣值得我們 關注。關注新移民女性的社群，就必須關注族裔化地方。

（二）作為另類實踐與抵抗的空間

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麼「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

等都是空話。（Lefebvre, 1979）

Lefebvre 引導我們看重空間本身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Lefebvre, 1991）。 國外許多研究聚焦在移民者的謀生策略。David H. Kaplan & Wei Li（2006）彙整 了各種族裔經濟地景的有名案例，談論這些族裔經濟的群聚，如何再度塑造都市 中的地景與鄰里，鬆動其存在社會中主流文化的權威地景，並且生產出與之抗衡 的公共空間，如：多倫多的中國族裔經濟，說明了北美華人移民近年來越來越擴 張其族裔經濟的規模，並且是以餐廳、超級市場等食物相關的產業，最後依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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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經濟而形成以族裔身分為界線聚集的飛地（enclave）。不過，越來越多學者傾 向拋棄飛地這種較為靜態的觀點，而改以能夠囊括 流動及跨界等動態特質的「跨 國空間」⁴來描繪各式各樣的族裔網絡節點（Lin, 1998）。而本文則是採用族裔化 地方來指稱動態的跨國空間。

針對以東南亞移民／工為主的族裔化地方，台灣累積不少的研究，包含：

(1) 移民／工的暫時性休閒消費空間：

這些研究指出，移民／工會暫時聚集在某個都市中既有空間，以維持族裔的 情誼與保有族裔認同（王志弘，2006；吳挺鋒，1997、2002；吳永毅，2007；吳 比娜，2003；金天立，2007；藍佩嘉，2002），如：吳比娜（2003）談到，因為 語言與宗教的緣故，聚集在中山北路的菲律賓移工，將聖多福教堂的空間意涵挪 用給自身的群體，做為社會、文化、國族與群體感召的空間；在週邊也形成集體 的休閒消費市場，成為菲律賓移工休閒消費的跨國都市空間。移民／工在跨國的 旅程中，持續地從個人經驗出發，積極在都市空間中尋找實踐自我、賦予主體意 義的可能性。並以文化與生命經驗的共同體建構出的社群認同。

(2) 擔任移民／工與在地社會連結觸媒的地方：

(2) 擔任移民／工與在地社會連結觸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