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識之發展

一九五、六○年代國民黨下的婦工會與婦聯會的領導者們（具有省籍與階級 優勢的政治菁英婦女）以「婦女界代言人」的角色來聲言她們為婦女整體牟取福 利的目標，並以「姊妹同胞」此詞來顯示臺灣婦女界上下一心團結於黨國與領袖 的意志之下，但是她們卻不試圖瞭解一般婦女的生活世界；她們只有代替非菁英 婦女發言的欲望。⁷³由於她們與黨國之間的共生關係以及其優越的階級位置，她 們疏離了一般婦女的日常生活，甚至產生一種極欲與一般婦女畫清界線的心理，

因此她們對父權社會加諸一般婦女身上更嚴重的壓迫便無動於衷，並認為那是一 般婦女「自己有問題」、「自己不（像我們一樣）爭氣」所致，從而假裝臺灣並無

「婦女問題」，造就與黨國及父權社會形成共犯的結構。在這種過分強調自由意 志的個人責備論的操作下，除了「共匪」之外，婦女最大的敵人便是「婦女自己」， 強勢／弱勢的區分得到了正當化，婦運的敵人─父權意識形態，則顯得面目不 清，抹消了弱勢者以集體行動進行結構改革的可能性。這便是官方婦女團體打著

「婦女界代言人」的旗號，卻對婦女問題與婦女處境不瞭解、亦無貢獻的重要原 因（慈林 No.121：12，1974）⁷⁴。雖然從政治菁英婦女的言論與同輩的女作家創 作看來，她們已經意識到家庭與婚姻對婦女的束縛，但因為客觀環境與自身優勢

72不詳，1992，〈婦女與女權: 1960-70 的女性意識〉，自立晚報，1992 年 3 月 8 日。

73吳雅琪，《台灣婦女團體的長青樹──臺灣省婦女會（1946-2001）》，台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2008 年。

74張俊宏，〈這樣就夠了嗎?婦女們，你們認為呢?〉，《大學雜誌》70 期（1974 年 7 月），頁 12。

位置的限制，她們的意識尚停留於個人抱怨與牢騷的層次，未能發展為更深刻的 思考乃至具體的反抗行動。⁷⁵

此外，婦工會要求女性「齊家」且「報國」的「雙重責任」亦加重對一般婦 女的束縛，這看似要求女性在家庭善盡職責之後、再扮演職場等公領域裡角色的 要求，先是預設了「家務勞動無用」的價值判斷；再者僅將女性參與勞動當作勞 力市場的調節、忽視職業對於女性自我成就感的意義；而「齊家」優於「報國」

的順位又使「雙重責任」弔詭地成為少數菁英婦女方能享有的「特權」⁷⁶，例如 是請得起下女的富裕家庭婦女、或極少數擁有出眾專業成就的女性，方可在家庭 之外追求自我實現。這種預設女性一旦進入婚姻、就應放棄其過往成就與未來可 能的說法，以及僵化的「男主外、女主內」分工模式等官方婦女論述，也深刻地 影響了一九七○年代時人回應新女性主義的態度。例如薇薇夫人雖然同情下層婦 女的悲苦命運，但其要求已婚婦女盡責扮演「賢妻良母」的要求從未改變；而張 俊宏（男性知識份子的典型代表）亦堅持女性本性適合並熱愛「主內」，認為除 非是極傑出、可令丈夫孩子都因她而貴的女性，則「讓先生退居廚房也無妨」。（慈 林 No.16：43，1973.7）⁷⁷或者如許多反對者攻訐呂秀蓮的未婚身分，也和官方 婦女論述針對女子不婚而施加污名⁷⁸有關。

最後，這樣的黨國婦女政策為臺灣歷史情境下的新父權，多帶了國族認同的 變因，對國民黨來說，建構臺灣對大陸的想像共同體是第一要務，所以要有多項 施行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將女人化為足以讓黨國運用的力量，讓婦女參與政事 的法律條文因應而生。婦女參政也代表進步的表徵，這是西方國家的特色，將這 個制度移植到臺灣來能夠證明國民黨具備進步的思想，這是第三世界國家在面臨 到西方文明衝擊時普遍的回應。以新父權回應西方文明的衝擊同時也輔助了輔助

75張毓芬，《女人與國家──婦女運動史的再思考》，頁 186-187 和頁 97。

76 同註 39，頁 88-97。

77張俊宏，〈高跟鞋還要墊高嗎？〉，《大學雜誌》66 期（1973 年 7 月），頁 43。

78周碧娥‧姜蘭虹，〈現階段台灣婦女運動的經驗〉，徐正光等合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

巨流，1989）。

想像共同體的運作，參政的婦女能夠動員更大部分、沒有政治職位的女人，同性 別成為相互呼應的動員模式，當參政婦女背負進步、動員的意義的同時，卻也意 外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正當的參政權力，開啟女人與國族之間實際的關係。⁷⁹ 二、外省女作家的女性書寫

一九五、六○年代由大陸來台的男性作家，他們的作品多是寫「軍中小說」、

「反共小說」，久之就失去對讀者的吸引力，而女性作家的作品則多是寫「懷鄉 小說」，寫自己生活中的東西，不同於男作家的作品剛硬描寫國家政治專題材，

因此女性作家被男作家所看不起，認為國家存亡之際，怎麼可以寫些風花雪月的 題材！ 所以女性文學一直無法得到許多人的認同。⁸⁰但是以報章雜誌的副刊與專 欄的變革而言，林淇瀁的研究將一九五、六○年代的副刊稱為「傳統型副刊」，

將一九七、八○年代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稱為「新型副刊」，其間的差異在 於版面模式從「文字編輯」改為「美術編輯」、由「靜態編輯」轉變為「動態編 輯」、從「文藝／消遣」取向轉變為「文化／思想」取向、由「疏離社會」改為

「介入現實」的編輯態度、從「忽視本土」轉而「觀照本土」、改「迴避禁忌」

為「試探禁忌」而暴露政治議題與社會黑暗面等。「人間」副刊也因而成為各種 文化運動發生的場域，如引領鄉土文學藝術風潮，以及書寫現實與關懷弱勢的報 導文學之興起⁸¹。

另外，五○年代文壇主要以報紙和雜誌為代表，當時最麻辣的作品是郭良蕙 的《心鎖》，內容是寫閨中的事情、外遇的故事，這和當時文學主流不同而被批 判，被批評說只寫些小情小愛，不管國家興亡，被冠以又黑叉黃的帽子後被禁。

同時期的瓊瑤、徐薏藍逐漸嶄露頭角，瓊瑤小說起初是在聯合報連載（當時聯合

79周碧娥‧姜蘭虹，〈現階段台灣婦女運動的經驗〉，徐正光等合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

巨流，1989）。

80游千慧（2000），《1950 年代台灣的保護養女運動: 養女、婦女工作與國/家》。國立清華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

81林淇瀁，《文學傳播與社會變遷之關係研究──以七○年代台灣報紙副刊的媒介運作為例》，頁 150。

報主編是平鑫濤），她的第一本小說《窗外》是寫師生戀，這在當時是挑戰禁忌 的話題題材。當時文壇尚無人談論如何區分通俗或嚴肅小說，因為兩者區別不 大，內容都是寫愛情，而發表的地方都是以報紙和雜誌為主，所以不像後來 60 年代以後有所區分。要注意的是，這樣的挑戰禁忌或者是言情的議題，被批判之 處都不是因為女性意識或是注重女性情感的興起，而是以當時政治體制的氛圍為 背景，被批評是「時間太多，小情小愛」。（慈林 No.12：3，1962.7）⁸²

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代時期，針對女權的提倡，依據仍有部分的線索可 供參考，但主要都是經由林淇瀁所謂的「傳統型副刊」，且作者多為女性外省人。

在資料庫中，外省女作家的文章或專欄被歸類為婦女運動類型的，包含了徐鍾 珮、潘人木、孟瑤、丹扉，以及薇薇夫人，但是在七十年代直接或間接參與新女 性運動者最著名的僅有丹扉，以及薇薇夫人兩位。外省女作家是當時報章雜誌兩 性專欄的撰稿人，隨後分析到的兩位女專欄作家，後來都有以個人或雜誌專欄之 名義加入呂秀蓮所提倡的新女性運動，這部分跟婦運概念的提倡非常有關聯（僅 參考慈林 No.266：6，1992.7 的論述，無直接摘取剪報文字）⁸³。但因為兩性專 欄多為外省女作家，因此省籍與性別的牽扯，可於當時的報紙文章中一窺面目。

這是因為一九五○年代以來眾多女作家，諸如沉櫻、於梨華、孟瑤、徐鍾珮、胡 品清、張秀亞、琦君、張曉風、童真、蓉子與羅蘭等，多是 1949 年後隨國府來 台、具備高學歷的外省女性，其中有官夫人（如葉曼與徐鍾珮）、有教授（如胡 品清、孟瑤與張秀亞），社會地位較高。⁸⁴當時臺灣急需中文寫作人力資源，以 便推行「國語政策」，外省女性的寫作空間大為擴展，如此寫作生態打破了臺灣 文壇一向為男性主宰的瓶頸。然而，外省女作家憑藉語言與政治優勢進入文壇，

在女性文學發展上固然是大幅度躍進，但卻也壓縮了日治時期開始寫作的本省籍 女作家的發表空間。戰後國民黨政府對臺灣人民實施的「去奴化」與「中國化」

82《黨報論刊》，（1962.7），P.3，黨報編輯室。

83顧雅文，〈女權運動者的心理糾結〉，《中國時報》（1992 年 7 月），6 版。

84邱貴芬，〈從戰後初期女作家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2003），

頁 62-69。

政策，如禁止使用日語以及查禁日文書刊，使得本省女作家由於語言限制而無法 繼續書寫（慈林 No.156：2，19xx）⁸⁵。例如楊千鶴就曾經表示「在戰後從中文 寫作的臺灣文學界裡，我失去了聲音與存在」（慈林 No.244：47，1995.10）⁸⁶。

一九五○年代外省女作家在公開媒體擁有發言權，創作文類主要有小說與散 文。散文的形式則以書信雜文⁸⁷、憶舊散文以及抒情「美文」居多，以流暢秀麗 的文筆描寫生活情狀與細膩情感，題材多為家庭關係、男女情感與生活細節。她 們已經著眼於個人經驗、探討己身所涉的性別問題，她們書寫的多是女性由傳統 大家庭桎梏掙扎而出、建立性別角色較平等的核心家庭甚或單親家庭，或者職業 婦女在家庭與職業或寫作之間的難以兼顧等議題，但對於其他婦女因性別身分所 面臨的次等處境與艱困命運，她們還無暇去關注。外省女作家往來的人際網絡也

一九五○年代外省女作家在公開媒體擁有發言權，創作文類主要有小說與散 文。散文的形式則以書信雜文⁸⁷、憶舊散文以及抒情「美文」居多，以流暢秀麗 的文筆描寫生活情狀與細膩情感，題材多為家庭關係、男女情感與生活細節。她 們已經著眼於個人經驗、探討己身所涉的性別問題，她們書寫的多是女性由傳統 大家庭桎梏掙扎而出、建立性別角色較平等的核心家庭甚或單親家庭，或者職業 婦女在家庭與職業或寫作之間的難以兼顧等議題，但對於其他婦女因性別身分所 面臨的次等處境與艱困命運，她們還無暇去關注。外省女作家往來的人際網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