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孝經》的撰著時代、作者、文本實謂及詮釋的發展
第二節 《孝經》文本實謂及詮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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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甚至，是更可能走著荀學（孔荀之學）思維模式的。而此部分的釐定，得 待本論文先梳理《孝經》思想的「實謂」層面，並探究其「意謂」及「蘊謂」的 層面後，方得以逐漸凝定。
第二節：《孝經》文本實謂及詮釋的發展
自前對《孝經》版本及其傳注所進行的說明與討論可以發現，此二部分的《孝 京》研究都存在著侷限與不足（如出土文獻的闕如、傳注者對《孝經》思想的誤 解）。而詮釋的發展本來就是希望能越辯越明、後出轉精的，所以本論文對《孝 經》思想所進行的探查，亦會是建立在此兩部分的前人研究之基礎上；然後，會 更進一步地探究《孝經》論「孝」的思想理路，掘發《孝經》義理所在。
一、《孝經》文本實謂
此處所謂「實謂」者，乃取自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五辯證層次中的第一 層次──原思想家（或原典）實際上說了什麼，亦即涉及了校勘與版本的考察。
128首先，歷來一直都有今文與古文《孝經》兩個版本；只是，兩者之間內容的差 異其實是不大的。129而之所以要先對《孝經》「實謂」層次進行討論，原因在於，
自宋以降對《御注孝經》所揀選的原典版本的混淆130。
雖然與六經相比，《孝經》的今、古文差異已少很多（而且，實際上《孝經》
今、古文之分的爭論，一開始還只是字體的不同；進而至篇與字句的差異；最後 才衍伸至後代傳注者於說釋上的分歧問題）131，卻還是囿於有今、古文之分的爭 辨存在，所以宋以後才會對《御注孝經》原典版本的擇定有所混淆。至於此部分 關於《孝經》「實謂」層次的考證，敦煌吐魯番的出土文獻則為相當重要的線索。
如莊兵〈敦煌吐魯番文獻展現的《孝經》今古文〉一文，除了認為出土文獻是今、
古文孝經都有的外，甚至道出《御注孝經》乃兼採今、古文孝經的模式，所以並 非如宋（朱子）以後的學者那般將《御注孝經》混淆視作今文孝經。132
這樣看來，首先是原本今、古文《孝經》就沒內容上的分歧，再者，《御注
128參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時代與思潮》（第 2 期，1990 年），頁 239-257。
129按：關於今、古文《孝經》的較為詳細的說明，請見第一章第三節註 56。
130詳請見莊兵：〈敦煌吐魯番文獻展現的《孝經》今古文〉，頁 261-264。按：作者點出了宋代自 朱子以降，理所當然地將《御注孝經》的原典版本直接視同成今文《孝經》的問題。
131參陳鐵凡《孝經學源流》，頁 101-112。
132參莊兵：〈敦煌吐魯番文獻展現的《孝經》今古文〉，頁 23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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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經》中的原典版本還是不偏今文或古文《孝經》而採取兼收模式的；那麼，以 現存最完整亦不偏頗任一版本的《御注孝經》（今通行本）作為底本，探查《孝 經》思想便是可行的了。相較之下，對《孝經》文本本身進行切割與刪除的《孝 經刊誤》，因為沒辦法使《孝經》原先全體樣貌如實展現，所以對《孝經》實謂 層的討論可能沒有幫助。
只是，出土文獻真能解決所有詮釋問題嗎？以司馬光首先提出的改「教」成
「孝」為例來看，他認為《孝經‧三才》中「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133應是「教 當作孝，聲之誤也」134的，因此才會說「知孝天地之經，易以化民也」135。也就是 說，司馬光認為君王若能倚其能與天地感通的孝德便能使其民有感，進而打開自 己被蒙蔽的心，重返自身即固有、無須外求的光明孝德。依照司馬光思想理路而 有的改經看來，似乎非常自然，於是便有承繼著司馬光改「教」成「孝」者（如 朱子《孝經刊誤》136等），影響後學深遠。不過，舒大剛並不認同司馬光改「教」
為「孝」的作法，他認為司馬光這樣其實是「以義揆經、以理改經」137的宋學為 學風格，並認為其於此處的改經作為是沒有版本依據的。138是以即便在持改《孝 經》「教」成「孝」的學者眼裡，這樣的改經是非常合理的；然而，在「實謂」層 次，目前的出土文獻的確無法給予他們憑據。
不過，《孝經》詮釋也不能只停留在純粹客觀的「實謂」層面，所以傅偉勳 才會說：「具有純客觀性的原本資料的存在，與原典詮釋之間有一段不可否認的
『詮釋學差距』」139，認為是需要進到下一層次──傅偉勳與劉昌元所謂的「意謂」
層次，以探查《孝經》表達的究竟。
二、《孝經》「意謂」層的詮釋
歷來傳注《孝經》者，都會對《孝經》有一番自認客觀的言詮，誠如傅偉勳 援用狄爾泰「隨後體驗」所說的：「『隨後體驗』工夫就是此一盡量求『客觀』的 詮釋願望應該產生的心理效果」140。當然，這個「客觀」只是傳注者自認的客觀。
133【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頁 28。
134【宋】司馬光，《孝經指解》，收於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 市：黃山書社，2008），清通志堂經解本，頁 7。
135【宋】司馬光，《孝經指解》頁 7。
136朱熹《孝經刊誤》：「故温公(按：司馬光)改『教』為『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 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装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 其所出耳。」（【宋】朱熹《孝經刊誤》，頁 11-12。）
137舒大剛：《中國孝經學史》，頁 295。
138參舒大剛：《中國孝經學史》，頁 309-310。
139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頁 245。
140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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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首先同意司馬光改「教」成「孝」，因為對朱子來說，「理」是最高原則，所 以「未發」的孝理絕對高於、先於「已發」的「教」（因為「教」是「動」者）。 然而，也不是在改〈三才〉章之「教」為「孝」後其所論便符合朱子的思想理路 了，所以朱子才會在此句之後又說，以君王之「身先之」是有問題的。而朱子之 所以會否定君王「以身先之」之句的原因在於，在其思想理路中，能「先」的應 為「孝理」而非君王行為表現的「以身先之」（這同時也是上述朱子視未發應是 先於已發的另一實例）。
這樣看來，朱子乃是認為〈三才〉章的「理」（禮義）其實是在後的，所以 他才會表達對《孝經》博愛化民的不認同。也就是說，朱子認為《孝經》所呈現 的思維模式（君以博愛之行為教，然後民便能習之進而有相應行為），是有問題 的。但事實上，《孝經》之「理」（禮義）並非在後，只是若僅待在「意謂」層面，
是不能掘發此蘊涵的。因此，得上升到「蘊謂」144層方能掘發如《孝經》思想理 路中的人性，乃是能辨知、朝向「理」者。也就是說，《孝經》認為的「理」（禮 義）的達至，是得由能辨知「理」的心性，在經歷反覆學習與實踐後，方能漸漸 趨向完善之「理」。
（二）對《孝經》意謂的客觀詮釋──自脈絡分析來看
《孝經》在篇章上的安排是這個部分首先會注意到的，值得注意的是，其篇 章安排恰恰與《荀子》有著相當類似的情況。《荀子》將個人為主的討論置於前
（如〈修身篇〉等），再論政治問題（如〈富國篇〉等），接著則是抽象觀念的討 論（如：〈天論篇〉等），末幾篇則以應然的具體行為為論（如〈法行篇〉等）。
而《孝經》篇章的安排展現則如，先個人（〈天子〉章、〈諸侯〉章、〈卿大夫〉
章、〈士〉章、〈庶人〉章），再政治（〈三才〉章、〈孝治〉章、〈聖治〉章），接著 對概念進行討論（〈紀孝行〉章、〈五刑〉章、〈廣要道〉章、〈廣至德〉章、〈廣 揚名〉章、〈諍諫〉章、〈感應〉章），最後則論具體的行為表現（〈事君〉章、〈喪 親〉章）。
基於《孝經》篇章安排所展現的特殊樣貌，底下便以如是篇章分類進行──
《孝經》「意謂」層文意脈絡的討論。
1、開門見山說要旨：
因為《孝經》迫切的面對──是時天下治道如何能至的問題，因此以〈開宗 明義〉章開門見山地道出其論述主軸，是《孝經》的特殊篇章。〈開宗明義〉首 先揭示「至德」與「要道」之於「天下順」的必要，是由效果開啟論述的，而此
144按：此處對「蘊謂」的定義，乃借用劉昌元對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之修改，詳請見劉昌 元〈研究中國哲學所遵循的解釋原則〉（頁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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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指向的正是天下之「治」。接著討論如何達至德，順勢拈出達德之基礎──
「孝」，並提出「教」乃孝道成的必備，然後，便是對「教」內容的細論145。以此 可以看出，「教」在《孝經》理路裡，正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2、對不同身份的討論：
承前〈開宗明義〉章所論可知，《孝經》是非常重視個人之於社會之際的，
所以才會劃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章，然後分別說明「孝」
在不同身分時的應然實際情形。首先，〈天子〉章道出天子須實踐「愛」「敬」於 日常之必要，又，要求天子尚須以其「德」為「教」以示人民；〈諸侯〉章則揭 示諸侯實踐「謹」與「守」於日常之必要；〈卿大夫〉章說明卿大夫須以禮、法、
德為軌則，並實踐於日常；〈士〉章則言士須實踐「愛」、「敬」於日常之必要；
〈庶人〉章則論「謹身」乃庶人須實踐於日常的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此部分末尾都以利祿、位勢等外在名利作結，雖然重點是放 在前面那些必要的行為須實踐、操持不離於日常的強調；不過，的確也展現了《孝 經》尚肯認人之欲望的另一面。
3、政治層面的討論：
基於《孝經》所論乃是不離社會政治的，是以在討論完社會層面後，接著便 道出其於政治層面的主張。首先，〈三才〉章先以人能以天地運行常軌為取法、
效法，道出論「孝」的「合理」性，因此孝為治道的不可或缺；最後，揭示達到 目標（治道）的必備──「教」。於是，之後方才有接著講的〈孝治〉章，說明 在社會政治實施「教」後的治道情況。
而〈聖治〉章則是以施「教」者之所以能「施」的原因為論，作為能達到目 標的保證；從另一面來看，其實也是《孝經》對施教者的要求，誠如鄭玄對〈聖 治〉首句之注所說：「見上明王孝治天下至於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146，再次彰 明了明君之於《孝經》治道之必要。接著，又道出人民能以明君之教為學的模式 與歷程。這樣看來，〈聖治〉章是既處理了施教者能否「施」（教）的問題，又道 出人民能習的可行模式及歷程。
4、概念討論：
至於《孝經》對概念的討論，以〈紀孝行〉章為先──道出在現實情境中實 踐「孝」的實際具體情形，乃是承其前對教與學的重視而來。然而，「孝」之事 雖然是能學的，卻也有不努力向善者，於是才會接著提出〈五刑〉作為應對負面
至於《孝經》對概念的討論，以〈紀孝行〉章為先──道出在現實情境中實 踐「孝」的實際具體情形，乃是承其前對教與學的重視而來。然而，「孝」之事 雖然是能學的，卻也有不努力向善者，於是才會接著提出〈五刑〉作為應對負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