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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治事

第三節、 元祐後之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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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元祐後之政論

(一)經筵

元豐八年,神宗病逝,震盪多時的變法運動至此暫告一段落。太皇太后垂簾聽政,

重新召回司馬光等人主政,程顥雖也在被召之列,惜其亦於當年病故。因繼位的哲宗年 歲尚幼,故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人紛紛上書舉薦程頤,盛讚其德行學識足為四方之 表,可任帝王之師,朝廷便即召程頤赴闕。但程頤原先認為自己平地驟起,恐託付不效,

有失眾望,幾次仍欲堅辭。後念及「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 成就責經筵」59之說,加上哲宗年幼,正是經筵講官大有可為之時,終究接受了這項任 命。60

對於這項任命,伊川確實打起了十二萬分精神投入,元祐元年三月底方受任,四月 便上了第一封劄子提出建言: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夫以文、武之齊聖,而 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

輔養之道,豈可疏略如此。……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 當然。61

在這封奏章中,伊川首先講明了擔任講官,並非只是要為人主講明經義,面對年方九歲 的小皇帝,更重要的是為其陶冶性情,培養德行。如前文所述,宋代士人回向六經的其 中一個心理,是要根據經術來再造盛世,經典記載了聖人為人處事的精義,這也是伊川 早年〈顏子所好何學論〉中直接論及學聖人的要旨,更是以王道平治天下的關鍵。也因 此作為帝師,為君王講明經義,所擔負的直接關乎天下萬民之福。

元祐元年六月,根據哲宗兩個月來的學習狀況,伊川又再度上書太皇太后:

臣竊内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 矣。……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

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周公作 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

59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6,〈論經筵第三劄子〉,頁 540。

60 《程伊川年譜》,頁 148-155。呂公著論之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先生(程頤)聞之曰:「正 可為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

61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5,〈乞六參日上殿劄子(元祐元年四月)〉,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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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 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 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 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

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内侍可以充輔 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

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

而位勢使之然也。62

在這封奏章中,伊川表示,對於欲行道天下的士人而言,以所學教導輔佐皇帝,所求無 過於此。而自古以往,政治上典範莫過於三代,周公相成王,禮樂政事粲然大備,是三 代文化的高峰,也足為萬世之法。而伊川今日正是想要以周公撫育成王的方式來培養哲 宗,使三代典範重現於今日。因此在這裡伊川同樣以周公教養成王之道為範,一再叮嚀,

提出皇帝周圍要有正人君子長期陪伴,使其在不知不覺間潛移默化。為了專心輔導哲宗 德業,伊川一再辭去身為講官的其他兼職,63此外,包括提出找尋年齡相近的同伴陪伴 皇帝讀書,以便切磋琢磨;擔心哲宗年幼體弱,希望為其擇陰涼之地讀書聽講,不以暑 熱廢讀;又擔心史官宰執在場會給皇帝太多拘束。又自度溫潤之氣不足,恐嚴厲太過,

力薦性情溫和的范純夫同任經筵。64數月之間,上章不絕,種種細心顧慮,叮嚀反覆,

幾與「程門立雪」故事中判若兩人。

但在如此悉心照拂之外,還有相對嚴肅的一面。元祐二年四月,伊川又上太皇太后 書,稱:

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

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 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今 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 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强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 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淸身數日方得 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 之主,百世所賤也。65

62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5,〈上太皇太后書(元祐元年六月)〉,頁 542-543。

63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5,〈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元祐元年八月)〉,頁 546。

64 《程伊川年譜》,頁 162。

65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5,〈又上太皇太后書(元祐二年四月)〉,頁 54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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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章中所述,在當時,為了穩定秩序,集權中央,極重尊君。當時宰執於延和殿賜 座便是至高榮譽,伊川力爭於教導皇帝時坐講,而非恭謹肅立一旁立講,便有人視此為 逾舉,認為極為不妥。66伊川於此章中特為分辨,認為世俗一味尊君實屬淺薄之見,不 但無益於督促皇帝進德修業,更是士風卑下、屈意逢迎之證。身為人臣,應盡力輔佐皇 帝做到德位相符,而非只在枝微末節上講求。是故尊君還需懂得重道,也因此伊川還有 一件著名的記載:

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 問(伊川)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 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67

伊川認為,文彥博歷事四朝,又為當朝重臣,侍奉年幼的哲宗自然必須恭敬謹慎,以免 有權臣之嫌。而伊川以白衣為帝師,身負傳道之責,更需要自重身份,以示人君重道之 心。

這裡可以再回顧過去二程上給皇帝的奏章中,相較於他人多是針對當前的用度太 奢、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等狀況提出建言,二程分別在給皇帝的上書中,首 先都提到了希望君主首要能夠立定志向,效法堯舜等經典中記載的聖王,如伊川在〈上 仁宗皇帝書〉中所言:

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 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 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

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取,

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68

熙寧二年八月,明道被薦為御史,亦數上奏章言當今之事,同樣強調君主要「立其志」,

就是要立志學堯舜、學聖人:

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 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陛下躬堯、舜 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惟陛下稽 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

66 《程伊川年譜》,頁 192。

67 朱熹,《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附錄,〈伊川先生年譜〉,頁 342。

68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5,〈上仁宗皇帝書〉,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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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69

這和伊川的〈顏子所好何學論〉觀點可謂如出一轍,都強調學聖人的重要性。因此在三 十年後,伊川在被諫為哲宗經筵講官時,才會說:「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 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70王安石同樣也是本於經學,以堯舜三王之道 打動神宗,被待以師臣,從而進行變法。儘管荊公與二程之學走向有所不同,但伊川此 言,確實也是期盼與哲宗能有這樣一番的遇合。而他又說: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

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71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敎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 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 疏矣。72

由於身為經筵講官,所教授的不僅是經義文史之學,更重要的是要教導皇帝成就君德,

也就是明白修齊治平的道理,所負的責任絲毫不比處理實際天下政務的宰相要來得輕。

更進一步地說,正因在位的君主是所有一切事務的樞機,故肩負塑造其德義的講官更是 成就君德的本源所在。也誠如錢穆先生對伊川此言之論:「此條見中國傳統言政治,必 歸於道,而又必求於教。即為君者亦須教,如是始得治,始得平。而豈擁權立法以制其 人民之謂治乎?…周張二程適承宋代新舊黨爭之後,於各項制度極少具體創議。然伊川 此條亦可謂一切制度之大本大源所在矣。」73

(二)學制

在第二章中可以看到,對於政治,二程相當重視由人民中選拔出秀逸之士,教以聖 人之學,從修身齊家做起,進一步論及治國平天下、與君共治的事業。在這一節中,可 以看到二程在選拔人才關鍵的學校及其相關制度上,有著什麼樣的實際的規劃和建言。

在第二章中可以看到,對於政治,二程相當重視由人民中選拔出秀逸之士,教以聖 人之學,從修身齊家做起,進一步論及治國平天下、與君共治的事業。在這一節中,可 以看到二程在選拔人才關鍵的學校及其相關制度上,有著什麼樣的實際的規劃和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