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治法與綱常
第一節、 天之生民，必有君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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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還是希望百姓人人皆能有教，除了為士、為官者外，皆能有機會得到最基本的教養。
（1）志伊尹之所志
二程少承濂溪之教，發奮求道，因此在此，或許可以再用一個人物來作為二程所謂
「用賢」的典範，再來看到周濂溪被後世理學家奉為圭臬的「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這一句話。
《孟子》中常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並稱，以為：「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 者何也？曰：仁也。」58二程言語中也常以此三人同論，但不同的是，他們往往不以伯 夷、柳下惠為聖，只稱其為聖之清、聖之和者，又稱伯夷、叔齊為隘，如伊川所述：
若以夷、惠為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
惠為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
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59
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 有之也，只此便是它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 聖人之變，故隘。」60
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61
紂王不能行王道，安黎民，在二程看來已失天命，不得為君。62武王伐紂乃順天命、應 人事，而夷、齊仍固守與紂的君臣之份，是不識時，亦不知天命。又認為伯夷、柳下惠 雖有所得，但終究有偏：
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
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是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 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尚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
亦不至於視鄰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63
58 〔漢〕趙歧注，〔宋〕孫奭疏，《孟子》，收入〔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 校勘記》〔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頁 213-2。
59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 19，頁 255。
60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 18，頁 217。
61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 22 上，頁 293。
62 二程認為為君所應具備的條件如安百姓、得天命等，請參見第三章第一節「天之生民，必有君長」。
63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 15，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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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夷、惠之行雖有可稱之處，但若學者法之，恐生流弊。而在此三者之中，二程獨對 伊尹始終讚譽有加，如他們說：
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為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人。」聖人豈不為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64
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
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65
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
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而後出 者，以此。66
稱伊尹為順天為政的「天吏」，史上相傳，伊尹為湯之賢相。《孟子》說：「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又為帝王之師。湯亡故後，伊尹功勞既高又賢於太甲，
卻能謹守君臣份際，不曾有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之舉。
另一方面，其早年恭耕畎畝，便自思：「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欲致其君為堯、舜。67又曾自述：「天 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68就二程一貫的看法，人民之所以能相安而親睦，在於在上位者能教導人民，使 人倫教化明於鄉里，如伊川所說：
蒹葭、蘆葦衆多而强。草類之强者、民之象也。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 治。故以興焉。蒼蒼而成白露爲霜矣。伊人猶斯人。謂人情所在。人情譬諸在 水之中。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淒淒、靑蒼之閒也。未晞、
未凝也。猶禮敎之未至。采采、茂盛。未己、方濃之狀。未有禮敎也。禮敎未 立、則人心不服而俗亂。國何以安乎。69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卻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 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樸，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彝在人，雖
64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 18，頁 213。
65 《二程集》（下），河南程氏外書卷第 2，頁 1245。
66 《二程集》（下），河南程氏外書卷第 2，頁 1246。
67 本段均見《孟子》，頁 73-2。
68 《孟子》，頁 170-2。
69 程頤，《二程集》（下），河南程氏經說卷第 3，頁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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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大為不同。76此外，「三月無君則吊」、「士之失位也，如諸侯之失國家」的情況已不適 用於讀書識字人口日益增加的新時代，固然明道、伊川都曾參加科考，明道更是在嘉祐 二年（1057）一舉得中進士，但是他們的意態已經和寒窗苦讀，以求一朝登科的士人有 了差異，他們所提出的，是一種經過深思之後可真切實踐的作為。而這樣的學問也並非 是一種隱士之學，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如黃寬重所說：「士人的身份與角色是很關鍵的。
擁有知識的士人跨越了職業的界限，成為宋朝社會的主流價值，受到政治的寬容、社會 的尊崇。」77故如明道所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78認為即使 是國家職級最低的官員，只要有仁民愛物之心，也必定能夠有所作為，便是看重士大夫 在這個新的政治環境中所能產生的作用。也因此二程所一再強調的「學以至聖人」，認 為人才是國家治平的根本，也確實是有其原因所在。孔子稱讚顏淵「用之則行，捨之則 藏」，「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隱居陋巷，並不以在野而獨善其身，觀其問修身、
問仁，乃至問為邦，身家國天下無所不問，以致於孔子都說：「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 也。」好學不已，安貧樂道而又憂以天下；伊尹出身平民，卻有志於天下；輔佐得天命 之商湯，為賢相、為帝師，卻能謹守君臣份際，不因其功高而生異心，同時又能行道覺 民，重新喚起士人對鄉里地方的責任。這都未嘗不是當時慶曆之際，學脈四起時諸多有 志君子的心態。
（2）出處進退之義
既然治世必得用賢，但理學家又特重士人之出處進退，於《近思錄》中尚特闢一節 言之。對二程而言，士人之所以入仕是因學而優則仕，要以所學輔佐人主安定天下，不 應只作為朝廷妝點門面之用，更不應貪戀祿位，尸位素餐。在前一段中以伊尹作為例子，
講明士人之進，及其於天下之擔負；另一方面，以下則由伊川自身的例子，來說明在其 心中士人退處之義，何時當退，又因何當退。
伊川早年曾先後上書仁宗、英宗，極論天下之事，亦頗有自薦之意。但經過三十多 年，對出處轉而慎重。在元祐出仕之前，曾反覆斟酌再三，先是幾次上表辭免國子監、
秘書省等職務，最後方受命任職崇政殿說書，可以看到他在〈上太皇太后書〉中所言：
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
76 錢穆，〈記唐文人干謁之風〉，收入《讀史隨劄》（台北：聯經，1998），頁 91-103。
77 黃寬重，〈從中央與地方關系互動看宋代基層社會演變〉，《歷史研究》第 4 期（2005），頁 100-117。。
78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11，〈明道先生行狀〉，頁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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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君也。己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79 而在語錄中，也可看到伊川曾說過這一段話：
士方在下自進而干君，未有信而用之者也。古之君子，必待上致敬盡禮而後往 者，非欲崇己以為大也，蓋尊德樂道之誠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耳。80
一方面以儒家先賢為鑑，又顧及「邦有常憲」、君主是否懷有尊德樂道之心種種，慎重 非常。元祐二年十一月，伊川任崇政殿說書一年八個月後遭劾敕罷，當月即上表請歸田 里，但朝廷仍執意給予館閣職務，不許辭官。至元祐三年春，伊川連上五章皆不許。直 到元祐五年程珦去世丁憂，七年服除，又被召回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數年間仍不 斷請辭，紹聖年間方以黨論放歸田里。這些請辭文章中，最為懇切的應該是元祐七年所 上的這一章：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
無路自效。惟今日冒死，爲陛下陳儒者進退之道，爲臣去就之義。覬望有補，
乃區區上報之心也。臣求去與辭官前後七章，陳說進退之義，旣已詳明，言亦 盡於此矣。皆據經義，非出私意。伏望聖明特賜省察。81
在前面的章節中可以看到，程家幾代任官，伊川自認是「世受國恩」，以身許國之心不 可謂之不切。但之所以看到，他在元祐年間如此執著地和朝廷進行這一番拉鋸，無非是 要盡力為朝廷以及士人群體講明應有的出處進退之意。
若再和這一則事件對照，伊川所謂的「進退之義」，會更加清晰：
正叔言：「永叔詩：『笑殺潁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 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為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82
常秩（1019-1077）早年舉進士不中，以經術稱。熙寧四年得神宗禮聘入朝為右正言，其 學為歐陽修、呂公著、王安石等人稱薦，名重一時。但在熙寧變法時，物議沸騰，常秩 身為臺諫，卻「低首抑氣，無所建明」。同時，常秩原長於《春秋》，著述數十篇，自詡
「聖人之道，皆在於是」。但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常秩又盡諱其學，鉗口
79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第，〈上太皇太后書〉，頁 542。
80 《二程集》（下），河南程氏粹言第 2，頁 1255。
81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6，〈再辭免表〉，頁 558。
82 《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 10，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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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談，立朝期間，亦無所建樹。83這樣的一種行為，不僅為時人如歐陽修等所笑，亦為
不談，立朝期間，亦無所建樹。83這樣的一種行為，不僅為時人如歐陽修等所笑，亦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