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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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政治大. 立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研究生：紀晏如撰 ni C. hengchi U. v. 指導教授：吳展良博士.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2)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7) 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i. 摘要理學是在經過佛、道兩家長久以來的挑戰，吸收並融合了部分的佛道精華而產生的一種新型態儒學，本身既牽涉到學術思想，也涉及了政治、宇宙人生觀與及生命實踐。他的誕生與唐宋之際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變革密切相關。唐宋之際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轉折。在平民化跟普及化，加上中央集權、大一統政府的新政治結構底下，因此宋人所側重的學術面貌也和過去有相當的不同。對於政治，二程首先便分出了「治道」與「治法」這兩個面相。因為對他們而言，. 治政的道理。而在政治上的根本，對二程而言便是「治道」，亦即《大學》所倡，以心性修大立養為基礎的修齊治平之道。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涵蓋了整體的宇宙運化，並以人生、政治制度往往隨著時代而有所興革，有其時代性，因此要論政治，還必須先論及它根本. ‧ 國. 學. 人倫為根本，而且是一種宇宙人間共通的秩序，將天道性命跟現世的人生結合。這樣以宗法、家國同構的方式形成的政治社會組織運作，對二程而言，是法於自然，且按照自. 識。. ‧. 然人性內在真實運作的原理來決定的政治秩序，這也是源於他們對歷史長期以來的認. y. Nat. io. sit. 「治法」則是在二程理想中這個整體秩序的具體呈現，亦即根據「治道」，因應時. n. al. er. 代需求，在當代所設之禮制綱常。但這樣的制度，往往會隨時代政治、社會的變化而有. i n U. v. 所損益，不比於亙古不變的治道，必須因時而易。因此在接下來會繼續看到，對於經歷. Ch. engchi. 了唐宋變革之後的北宋，二程認為如何在當代落實治道，又有什麼樣的一些想法和主張，以及他們在朝、在野為官時，如何面對政局、處理政務。. 關鍵字：理學、程顥、程頤、政治思想、北宋、修齊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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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iii. 目錄摘要 ............................................................... i 緒論 ............................................................... 1 第一節、問題意識 ............................................... 1 第二節、研究回顧 ............................................... 3 第三節、探索途徑 .............................................. 10 第一章二程及其時代背景 ........................................... 13 第一節、唐宋之際的政治社會結構大變遷 .......................... 13 （一）唐宋變革 ............................................ 13 （二）變革之際的連續性 .................................... 16 第二節、新的政治秩序 .......................................... 20 （一）新的政府組織與社會結構 .............................. 20 （二）重用文人儒生 ........................................ 22 （三）白衣士人 ............................................ 22 （四）新的學術風氣 ........................................ 26 （五）教育運動 ............................................ 28 （六）共通的天理 .......................................... 31 第三節、二程的家世背景 ........................................ 34 第四節、二程學思要義概述 ...................................... 36 第二章治道 ....................................................... 43 第一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貫之道 .............................. 43 第二節、學聖人與盡人之性 ...................................... 47 （一）顏子所好何學論的政治內涵 ............................ 47 （1）聖人，人倫之至 ....................................... 47 （2）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 48 （二）天下之治，由得賢也 .................................. 51 （1）志伊尹之所志 ......................................... 53 （2）出處進退之義 ......................................... 56 （三）顏子之學亦為人君事 .................................. 58 第三節、萬物一體、天地大義與人倫之始 .......................... 61 第四節、小結 .................................................. 67 第三章治法與綱常 ................................................. 69 第一節、天之生民，必有君長 .................................... 69 第二節、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 72 （一）君臣父子 ............................................ 73 （二）宗法 ................................................ 76 （三）世臣 ................................................ 81 第三節、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名分正則天下定 .................. 84 （一）正名 ................................................ 84 （二）各有其所 ............................................ 86 （三）各守其份、各盡其道 .................................. 88 第四節、因時而立政 ............................................ 90 第五節、小結 .................................................. 92 第四章治事 ....................................................... 95.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10) iv |. 第一節、熙寧前夕之政論 ........................................ 96 （一）職官權責 ............................................ 96 （二）田制 ................................................ 98 第二節、熙寧變法及其相關問題 ................................. 101 （一）青苗 ............................................... 101 （二）市易 ............................................... 102 （三）專利 ............................................... 105 第三節、元祐後之政論 ......................................... 107 （一）經筵 ............................................... 107 （二）學制 ............................................... 110 第四節、小結 ................................................. 114 第五章結論 ...................................................... 117 引用及參考書目 ................................................... 121.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11) 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1. 緒論第一節、問題意識宋代理學長期是中國思想與文化史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課題。理學是儒家在經過佛、道兩家長久以來的挑戰，吸收並融合了部分的佛道精華而產生的一種新型態儒學，在心性論及宇宙論方面較之以往有著更完備的發展。不僅如此，理學的誕生與唐宋之際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時代變革密切相關。過去關於宋代理學家的研究可說相當豐碩，可惜長久以來研究的重點多半偏重於哲學思想上，認為是中國思想中最可與西方哲學類. 治政大體」、「性體」、「心體」、「理氣」等層面，相關論述亦以此為大宗。哲學史家用現代方法立的種種詮釋可由另一角度帶領我們去理解中國的傳統思想，卻也如余英時先生所言，是比的精深學問，也因此研究者的視野大半聚焦在理學思想的辨析之上，潛心鑽研「道. ‧ 國. 學. 一個「兩度抽離」的過程：「首先是將道學從儒學中抽離出來，其次再將『道體』由道學中抽離出來。至於道學家與他們的實際生活方式之間的關連則至始便未曾進入哲學史 1. ‧. 家的視野。」本文並非反對使用西方或現代概念來理解理學，但至少希望避免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論學說或哲學角度，而回歸於其自身學思與時代脈絡對其進行理解與詮釋。. sit. y. Nat. 僅憑哲理的思辨，實在未必能把握理學家的精神風貌，中國傳統思想向來不離開政. io. n. al. er. 治、經濟、社會、人生等問題發展，也向來不就是哲學傳統。《六經》即為政教體系，. i n U. v.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亦稱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皆務為治者」。至於程朱. Ch. engchi. 學派接人入門，以定其為學規模的《大學》更是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宗旨，政治和教化素為傳統儒學核心。理學自元末以來成為科舉取士的標準，作為近千年來中國學術界的正統思想，本身既牽涉到學術思想，也涉及了政治、宇宙人生觀與及全方位的生命實踐。如余英時先生所言，理學所有的一切種種跟王安石之學在追求治道上並無二致， 2. 只是在內聖之學一面有所抵觸，而在和王學長期的論辯過程當中產生了理學。真正的內聖外王，或說正確的格治誠正修齊治平一貫之道，才是理學家所關注的重點。因此若根據上述的說法，屢以興復儒學、再造三代自詡的理學家們，似不應只滿足. 1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台北：允晨文化，2003），頁 8。錢穆先生亦說：「近人喜把西方哲學來治宋儒之理學，但西方哲學重批判、重邏輯、重思辯、重理智，正是繁在理論方面，而極少談論實踐功夫。此則與明道、朱子不合。故知中國人講學，有些處究不宜與西方哲學同類等視。」錢穆，〈泛談學術與師道〉，收入氏著《中國學術通義》（台北：聯經，1994），頁 263。 2 《朱熹的歷史世界》，頁 73、83-85。.

(12) 2 | 緒論. 於理氣性命、默坐澄心之說。固然這些種種也確實是他們相異於傳統先秦儒學之處，但如錢穆先生所言：「中國人常稱政統與道統。尊政統則主以政治領導學術，尊道統則主 3. 以學術領導政治。」縱觀中國歷史，政治與學術從來難分。余英時先生論及宋初學術時亦稱：「從現代的觀點說，古文運動屬於文學史，改革運動屬於政治史，道學則屬於哲學史，不但專門範圍互別，而且在時間上也各成段落，似乎都可以分別處理，不相干涉。但是深一層觀察，這三者之間卻貫串著一條主線，及儒家要求重建一個合理的人間秩序。古文運動首先提出『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的理想，奠定了宋代儒學的基調。以 4. 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運動則向前踏進了一大步，企圖化理想為現實。」可說這些欲於政治有所作為的士人，背後大抵均有一套信從的學理作為基礎。但迴諸當時，在宋代諸多學術流派之中，先是有宋初氣象宏大、五光十色的開展，經史之學在宋代蓬勃發展、百花齊放，一方面是要藉由經典重新尋求三代所以致治之道；另一方面則由史學探索歷史. 政治大學與洛蜀朔三家的爭鋒。王安石自不待言，朔、蜀兩派領導人物也均熱心政治，欲以其立. 中的成敗興亡，俱有澄清天下的嚮往，不能純以學術上的偏好或趣味視之。中期又有新. ‧ 國. 學. 學行道，其間爭端直到宋室南遷都尚未了結。而理學也只是這幾家中的一支，建炎、紹興年間，還是王、洛、蜀三家並稱的時代，一直要到乾道、淳熙之後，因朱熹、張栻等人的大力提倡，二程一脈才漸漸地脫穎而出，直至宋理宗時，震盪多時的慶元黨禁方告. ‧ 5. 解除，但此時宋代國祚也已將近告終，即將邁入下一個歷史階段。後來程朱一系被明、 6. sit. y. Nat. 清立為正統，明太祖利用三綱五常，崇儒、尊孔，又以士大夫階層穩固統治；成祖編定《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作為科舉用書，但實際上對於士大夫階層既籠絡又整肅、多. io. 7. n. al. er. 是利用之心。故作為官方學術的代表，它在某種程度上就已產生了僵固現象。清代朱子. i n U. v. 學備受朝廷崇奉，將其視為一種招納士人的手段，更又激起漢、宋學術之分，學者乃以. Ch. engchi. 訓詁、考據反朱。其意雖在反朝廷科舉之功令，理學的生命及其政治作用卻也大受打擊。 8. 近現代更多以哲學或一種純粹義理之學目之。長此以往，理學及理學家的面貌在歷史長. 河中逐漸變得面目模糊。二程不僅身處於這段在政治、學術均掀起絕大波瀾的歷史時期，在北宋五子中涉入. 3 錢穆，《國史新論》（台北：聯經，1995），頁 282。 4 《朱熹的歷史世界》，頁 79。 5 李華瑞，〈南宋時期新學與理學的消長〉，《史林》第 3 期（2002），頁 28-35；何俊，〈王學、洛學之消長與南宋理學的開始〉，《浙江社會科學》第 6 期（2008），頁 117-124。 6 Edward Farmer，〈一國之家長統治：朱元璋的理想社會秩序觀念〉，載朱鴻林編，《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頁 1-18。 7 林慶彰，〈《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收入《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8 《國史新論》，頁 214。.

(13) 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3. 政治又是最深，較之濂溪、康節多只任小官，雖非刻意隱淪，但亦不鳴高蹈虛，也未直接參與中央政治；張載雖同於熙寧初年與明道同贊新法，卻在與荊公意見相左後旋即引去，又逝於熙寧十年（1077），尚有諸多事件不及參與。相較之下，二程則直接參與了熙寧變法，留下了大量的議論文字，在學術上跟荊公新學又屢有交鋒。程顥雖逝世於元豐八年（1085），但程頤在元祐之後受司馬光之邀，擔任帝師，並親身參與新、舊黨交替的整個過程，又遭逢紹聖年間黨禁。因此，當我們想要瞭解理學家在這一波歷史浪潮的真實面貌時，程顥與程頤似乎是一個相當良好的視察對象。故接下來的一節，將首先對於過去對二程的政治思想研究加以回顧，而在後續的章節中，將回到理學誕生之初的時點，先分析他們處在什麼樣的一種環境、面對什麼、期盼什麼、遭遇什麼；同時在這樣的情形下所誕生的一種學術，跟這樣的大背景是否有什麼樣的關聯，或者帶有何種意圖；而藉由檢視他們本人所留下的語錄、著作，加上實際作為的記載，用這樣的方式去. 政治大. 檢視他們所想要面對、因應的是什麼樣的局面、並挖掘其中的意涵。. 學. ‧ 國. 立第二節、研究回顧. ‧. 理學自南宋以來，影響力逐漸擴大，在元代中後期恢復科舉時取得了支配地位，又在明清兩代成為儒學正宗。近千年來，影響中國及東亞文化圈既深且遠，更成為全東亞. Nat 9. sit. y. 所共享的政治哲學。因此在上個世紀以來，面對現代化及西化的浪潮，傳統世界秩序遭. al. er. io. 受到幾近毀滅性的動搖之際，作為傳統思維中心的理學也首當其衝地成為批判與反思的. n. 對象。因此，當20世紀學者在沈痛反思中國的政教體系時，即使是久將理學純視作一種. Ch. i n U. v. 哲理思辯的學者，在面對其於傳統思想中久居主導的地位時，往往也是避無可避。. engchi. 在過去的研究中，二程以及宋代初期的理學家在這段時期的政治言論和作為的研究數量可謂相當可觀，在此略數較具代表性及近期主要之論述。老一輩史家中，論政治思想首推蕭公權先生之名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而其於論及論兩宋政治思想時，開宗明義地在架構上就分出了〈兩宋之功利思想〉及〈元祐黨人及理學家之政論〉兩章，這樣的一種設計，不僅將洛蜀朔三派與龍川、水心等人截然二分，同時斷言：「宋代政治思想的重心，不在理學，而在與理學相反抗之功利思想。」也相當於對理學在政治思想上的意義做了鮮明的宣判。在〈二程與朱陸〉一節中，直稱：「理學家哲學思想之內容互殊，而其政論則多相近。約言之，皆以仁道為政治之根本。」而明道尤持此論，認為一切本此為之，心能與聖人同。政治之最高目的為實現人類之道 9 劉青峰、金觀濤，〈19 世紀中日韓的天下觀及甲午戰爭的爆發〉，《思想》第 3 期（2006）。.

(14) 4 | 緒論. 德生活，然人有賢愚不同，故立教為政治之根本，養生更為君長無可避免之責任。伊川則以天地為人生政治之準則，認為事事物物皆有其理，需正心誠意以求之，治國家社會亦需本國家社會之理為之。兩者之間雖有稍異，但均承先秦儒學孔孟正傳，以《大學》一書為根據。故力主恢復三代，並以封建、井田為政治基礎，傾向法古。但蕭公權在這裡認為，秦漢以後歷史環境已然大變，形成中央大一統的政府，和封建時代以世卿宗子為統治階級重心，君長德行自可成為維繫人心安定的重要力量不同。孔、孟在政治上提倡仁道，是針對封建體制而發，二程等理學家不明白當時的歷史環境，空寄望恢復三代之治於專制政體成形之際，儘管如復井田、封建等意見固對宋代政制不立田制、過於中央集權等弊端有矯正之意，卻在政治思想上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終究是「一切心性仁義之說，不啻儒家之『清談』，足致中原於淪喪而莫可挽回。」. 10. 政治大. 此外，劉子健有名的論述，於《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一書中，認為中國在工商農業高度發展、城市文明及人口數均欣欣向榮，可說傲視全球的當時，不. 立. 僅沒有藉此走向近代化進程，反而在此模式之下凝結成一種頑固的文化類型。換言之，. ‧ 國. 學. 這個文明的生機在當時被強力凝聚在一種穩固、內向而強調諧和的模子底下。在這樣的禁錮之下，縱然它本身依然是一個生機蓬勃的有機體，但總體而言仍是只能在這個模子. ‧. 底下進行各式各樣的生長、突變，而始終未能脫出於此，而為此有機體之致命要素。若要追問何以如此？劉子健在此傾向於這樣的一種解釋，相較於史家多關注傳統的唐宋變. y. Nat. sit. 革之說，而轉而聚焦兩宋之際。正是在北宋這樣一個人才薈萃，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發光. al. er. io. 發熱的時代，卻未能將此光與熱徹底醞釀，在歷史上創造出如超新星爆發一般的時代，反倒將此光芒凝固冷卻。整體的姿態已宛如鬼斧神工，一錘落定，儘管在其餘許多方面. n. v i n 都朝向了更深湛精微的方向發展，然而都只是細部的精雕細琢，終究與大局無礙。如劉 Ch U i e h n c g 子健及認為，二程等人儘管主張在哲學方面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推動了宇宙論、形而上學方面的發展，而在國家、社會方面則相對保守，無徹底改革意圖。儘管對現實都有不滿之處，但相對於王安石主張在制度上的全面變革，北宋的新儒家（在此主要指理學家及其學說的追隨者）則主張以道德定位──尤其是以家境富裕的士大夫為主的內省修. 養──以建立一個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會。在王安石變法乃至於敗退臨安的整個錯綜複雜的過程中，這些以追隨二程學說為主、並在日後主宰了學術界的知識份子，大約是在王安石變法失敗後逐漸放棄大規模改造政治的志向，他們對於改良跟變革也所知甚少，重心轉向個人的內聖領域。這些「道德保守主義者」的拒絕改革，更加強了中國. 10 以上參見蕭公權，〈元祐黨人及理學家之政論〉，《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1），頁 464-474。.

(15) 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5 11. 轉而內向不可避免的道路。而墨子刻（Thomas. A．Metzger）也認為，由於對新儒家而言，社會基礎是建立在道德的抽象基礎上。藉由在內部精神世界有成的優秀人才來組織政府，以個人內在精神的熱情以及有機宇宙論、儒家倫理的混合，藉由個人與宇宙達到一體，也可達到與整個團體的一體，如此外部世界便能得到良好的改善，使整個世界井然有序。但由於由道德出發進而改造現實世界的難度極高，因此在不斷的奮鬥及挫折的緊張拉鋸之中，蘊含了日後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迫不及待擁抱西方文明的契機。. 12. 但另一方面，在1950年代首部以馬克思主義闡述，由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其中以階級立場立論，以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許多學案中人世代官宦為例，闡述宋代豪族的世家往往就是道學世家，這些北宋理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隸屬於舊黨，代表豪族地主利益。而父、祖皆由恩蔭入仕，在變法期間隱居顯官豪貴群集的洛陽，和. 政治大. 舊黨人士頻繁交遊的二程自然也不例外。侯外廬認為，這批在政治上屬於舊黨的人士，對於王安石背後帶有類似法家色彩、新的經濟模式以及代表中下層士人利益的變革意圖. 立. 相當反感，因此代表庶族的新黨和代表豪族的舊黨就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展開了在政. ‧ 國. 學. 治、學術上的尖銳鬥爭。而理學家所建構出的，正是為了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維護從屬 13. 階級利益的一套理論。而這一套政治理論的建構，在葛兆光看來，並非是由於階級之. ‧. 間的矛盾產生。他說，理學特別突出天理、人心的這一面是因為失掉了燕雲十六州，國家影響力不及於天下，故宋人在外敵環伺以及與唐代的赫赫武功相較之下，為了要彰顯. y. Nat. sit. 自己國家和文化的合法性，所以要講一番更高的道理，提出了可通行於天下的「道」、. er. io. 「理」、「心」、「性」普遍性真理，在心理層面作補償。同時以司馬光為代表居於洛陽的. al. 士大夫因為在政治上得不到支持，需要建立一個壟罩和解釋所有問題的終極觀念，透過. n. v i n 道統來制約政統，故許多與王安石變法理念不同的士人聚集於洛陽，形成和汴粱這個政 Ch U i e h n c g 治中心對立的文化中心，希望用此力量來贏得廣泛士大夫的認同，以在強大的皇權力量下發聲，這也促進了理學的興起。. 14. 而同樣受到階級史觀影響，如漆俠認為，二程在政治上雖然實際參與，也未嘗沒有改革的意向，但只是意志不堅的游離份子，或光提出抽象的原則，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若以二程之學與荊公及漢唐、宋初諸儒相較，二程論性道似重於論政。所謂「回向三代」的時代性宏大訴求，在他們手中變成了崇古、泥古，無法真正應付實際政治變革. 11 參見劉子健著，趙冬梅譯，《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 1-17、33-46、120-144。 12 墨子刻，《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13 侯外廬，〈北宋道學產生的社會根源〉，《中國思想通史卷 4（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4 葛兆光，〈理學誕生前夜的中國〉、〈洛陽與汴梁：文化重心與政治重心的分離〉，《中國思想史（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16) 6 | 緒論 15. 所需的高調。同時，鄧廣銘亦稱，天水一朝之所以能發展出如陳寅恪所說「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的文化乃是因為未曾施行文化專制，使得各種學術文化自由發展的緣故。日後明代立朱子學為官學、理學成為禁錮思想的利器之後，中國精神文明的發 16. 展也就此一蹶不振。雖不否認二程在政治上確實欲有所作為，但仍以為二程之學乃一種僵化而泥古的學術，在當時歷史選擇了這樣的一種學術作為主流，也使得後世許多人才將精神空耗於此，使這個文明逐漸僵固，無法煥發出真正的生機。姜廣輝認為，過去在自然經濟、社會和宗族血緣結合的形式，其所建立的政治型態以溫情掩蓋了封建社會的剝削關係，儒家更給它添上一層理想化的色彩，理學家所推尊的〈西銘〉的政治理論即本此而生，人們將希望寄予清官和聖君。. 17. 此外，普遍的一種觀點是將二程視為純粹的思想家看待，如馮友蘭認為二程在政治. 政治大. 上最基本的觀點就是用心的差別，凡事都要出自統治者的「至誠惻怛之心」，就是「公」與「私」、「王」與「霸」之間的分別。儘管這不是純粹的動機論，認為只要是出於良善. 立. 的動機，就一定會產生良好的結果，但對他們而言，從長遠看，必須如此才能真正為生 18. ‧ 國. 學. 民帶來福祉。牟宗三以宋代以前往往以周孔並稱為例，說明在過去看重的都是外延的政教，一直要到宋儒以性理之奧義與佛教相抗，才真正發揮了原始儒家的內聖成分。於. ‧. 是放棄了講外王的周公，代之以在心性大有發揮的孟子，進而將儒學發展為一個士人的、成德的宗教。但牟先生也認為，宋儒之所以高談性理，是將殘唐五代所以衰亂之故，. y. Nat. sit. 推於佛家講「空」、道家談「無」，均不重世間道德，故人心敗壞無廉恥，理學家尤欲重 19. al. 20. er. io. 振道德，喚起良知。同時又說，儒家所謂的治道，乃是由德性的覺醒喚醒人的真實心、真性情，並藉此創制、損益禮樂，是故內聖必函外王。此處似又近於余英時先生所大. n. v i n 書特書，理學家在宋代亦屬要重建人間秩序的一群，但可惜牟先生似未再論及理學家此 Ch U i e h n c g 一層面。島田虔次認為過去中國的「禮」即是由家族與國家一致的道德所凝成，宋學中修齊治平之條貫即由此而生，故理學家會固執地抓住「正君心」這點作為澄清朝政的綱領。而〈西銘〉作為程門教材，其「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教及宇宙性的家族主義， 21. 這些同出於「仁」的教誨也在理學家施政時起了強烈的人道主義作用。陳來則是將二. 15 漆俠，《王安石變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漆俠，〈唐宋之際社會經濟關系的變革及其對文化思想領域所產生的影響〉，收入氏著《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16 參見鄧廣銘，〈論宋學的博大精深－北宋篇（未完成槁）〉載《新宋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第 2 輯，頁 1-7。 17 姜廣輝，《理學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434-435。 1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五）》（人民出版社，1980），52 章，頁 100-140。 19 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華東大學師範出版社，2004），頁 11-13、75。 20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台北：廣文書局，1974），頁 27-28。 21 島田虔次，《朱子學與陽明學》（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頁 18-19、45-46。.

(17) 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7. 程放在宋初以來有志儒者崇道、排佛、尊經的大流之中，認為他們與周敦頤一脈相承的「尋孔顏樂處」、「志伊尹所志」等種種，都是代表了一種單純的、自古儒家仁人志士心 22. 之所嚮的理想人生境界。土田健次郎以二程為道學開山，強調二程在實際政治上的思想家身份，論政純以仁心為重，程頤在元祐年間擔任「侍講」的職位，也保全了他身為 23. 一個純粹思想家的形象。何俊也認為，二程雖重視為政，但仍以學術為本，一旦無法得君行道，便退處講學，政治只是他們體現天理的一個層面，與王安石將政治生命與學術生命鎔鑄為一的情懷不同。. 24. 而在老一輩史家當中，錢穆先生本身由理學出身，對此有極深湛之研究。關於這個問題，錢先生極具慧眼地由理學本身興起的脈絡中指出，熙寧變法的失敗實是促成理學興起的一個重大關鍵。史上記載，在新法初施行時，明道確實持贊同之意，其早年〈上. 政治大. 殿劄子〉言論和王安石論為政必法堯舜三代如出一轍，請修學校、論王霸諸篇文字之意亦多與荊公暗合。明道與荊公不能共事，首先在於王安石急於施行新法，認為反對者皆. 立. 為「俗學不通世務」，大量進用逢迎變法的新人而不問其品行，又為了平息異議而一意. ‧ 國. 學. 孤行，強制施行新法。明道則以為，不問人品過於急功近利；若不得其人，縱有良法美意也無法施行。其次，若照明道之意，為政之要在於民情向背，法令若不合人情就不應. ‧. 一意孤行。兩人歧見日深，明道也在不久後掛冠求去。但明道對新法始終抱同情態度，認為若一開始王安石能與眾君子平心靜氣協商，使小人無機可乘，為害未必會如此之. y. Nat. 25. sit. 深。而中期宋學轉向理學，對政治、文章的興趣轉少，呈現精微有餘，博大不足的現. er. io. 象，是儒學因應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一方面是深感於熙寧新法之流弊所發，故極重. al. 君子小人之辨，甚為看重人才與風氣；另一方面亦為因應佛老之挑戰，若士人一心求在. n. v i n 朝為政，社會下層缺少能化俗的文翁，百姓精神寄託多歸於佛道兩家，忽於實際人生， Ch U i e h n c g 故欲求善治亦有所限。二程在朝日少，卻能在地方上對於日常人生作實際且親切的領 26. 導，並非後人疑以理學家為終日靜坐，不問世事之輩。戴景賢在《北宋周張二程思想之分析》一書中對此亦略有言及，二程的政論可分兩方面敘述，一從上層政治立論，一從下層社會著眼。由上層說則是義利王霸之辨，由當政者的心術著眼，遂有三代與漢唐異同之論。但這樣的說法並非一意復古，伊川認為秦法之不善，乃在於背後精神為刑名. 22 陳來，《宋明理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 34-37。 23 土田健次郎著，朱剛譯，《道學之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184-263。 24 何俊，〈王學、洛學之消長與南宋理學的開始〉，《浙江社會科學》第 6 期（2008），頁 117-124。 25 錢穆，〈論慶曆熙寧兩次變政〉、〈明道溫公對新法（一）論明道與新法〉，《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臺北：聯經，1998），頁 53-60、75-82。錢穆，《國史大綱》（下）（台北：台北商務印書館，2005） 32、33 章，頁 557-602。 26 參見錢穆，〈二程學術述評〉、〈周程朱子學脈論〉，《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臺北：東大，1984），頁 113-130、181-202。.

(18) 8 | 緒論. 專制，故雖有郡縣，未嘗有舉賢共治之心。漢唐行郡縣雖承秦制，但配之以選舉，精神出於儒家通經致用之理想。但二程雖批評漢唐為霸，對唐代批評尤甚，認為唐代綱紀之壞實為五代亂因，陳龍川傾慕漢唐只是慕其功業，為勢利之見，不及二程論太宗，乃先論其為人，再論其為君，方屬正論。而下層社會之治也是首重人心，如東漢多名節之士，但此等名節之士並非皆自造道者，而是東漢學術道義厚植於社會日久，而能善導社會風 27. 向。可惜錢先生目前所留下的著作，大多是理學中對於學理的探討，僅只精要地為後學提點了這一面向。近年來，另有兩種關於理學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石上推陳出新，值得注意。其一是希望與其單純地討論思想史，不如探討這些思想家的觀點及他們生活世界的關係，在思想史外又融合了社會史的角度切入。這條路線繼承了自郝若貝（Robert. 政治大. Hartwell）、賈志揚（John W. Chaffee）以降從人口、地區、菁英之間的角度，觀察到中國歷史中更長期的變化（750年-1550年），並提出士人和科舉所帶來的身份變化及社會流動. 立. 28. 問題，及與宗族、家族間的關係，和在這段期間由中央菁英逐漸地方化的觀點。此類. ‧ 國. 學. 的代表如包弼德（Peter Bol）便指出，過去雖有不少學者認為，理學家雖然能藉由文化創造一個與皇權抗衡的權威中心，但他們卻沒這麼做，理學家從不對「政治中心是一切. ‧. 價值的來源」這個觀點提出質疑，也未曾對皇權的膨脹提出「制度性」的挑戰，他們也 29. 缺乏從體制上有效反對皇帝的基礎。因此在程氏兄弟心中，政府的體制並不那麼重要，. y. Nat. sit. 重要的在於聖人之學。意即在政統上還有另一個更為崇高的道統存在，聖人之學一旦失. er. io. 傳，即使政府的體制良好，天下仍舊會混亂失序；而即使在王安石主導的新法期間，政. al. 治失序的情況下，人們還是可以藉由掌握和實踐真正的「學」來完善自身，領導人民，. n. v i n 就如同程頤自己和程顥一樣。為學的重點不在為政，和一般認為政治具有教化的功能相 Ch U i e h n c g 當不同。而根據上述的這些觀點，包弼德認為，既然程頤認為士人為學的重點在於個 30. 人的德行而非政事，而又專心致力於聖人之學，和實際政治之間似乎劃下了一道無形的鴻溝，而在時代大變動中，隨著南宋士人進一步的地方化，也隨之產生了一系列比程頤預想更多的文化、社會、政治新面相。. 31. 27 戴景賢，〈周張二程之人生論〉，《北宋周張二程思想之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79），頁 99-104。 28 參見 Robert M. Hartwell 著，易素梅、林小異等譯，〈中國的人口、政治與社會的轉型：750-1550〉（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粹•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75-246；John W. Chaffee（賈志揚）著，《宋代科舉》（台北：東大，1995）。 29 包弼德著，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第 4 章，104-105。 30 《歷史上的理學》，頁 114。 31 包弼德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第 9 章，頁 329。.

(19) 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9. 其二則是如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分別針對近代史家認為理學空疏無用、馬克斯史學家對理學意識型態帶有鮮明階級利益性以及唯物、唯心之爭的認識，以及美國近年來地方主義盛行，認為理學家主要的思想文化意義體現在對地方事務的參與認同上這幾點提出批判。並指出在過去「內聖」與「外王」分家，成為個別的論述對象，是理學哲學化之後的結果。故藉由此作「一方面把理學放在儒學傳統中去認識，另 32. 一方面則將理學的興起與發展放在宋代政治文化史的脈絡中，加以考察。」而在這樣的認識之下，余先生指出，自唐末五代以來，在逐漸蛻變出的學術、文化、政治等諸多新面相中，最鮮明的一條主線乃是「推明治道」。無論是未曾深入心性內聖之學的宋初三先生，乃至於冀望以「道學輔人主」的程頤，都不例外。理學家固然在佛、道兩家思想的激發及滋養下所得甚深，但余先生認為，理學家之所以異於宋初以來的傳統儒家，正在於他們強調非先在「內聖」之學有所斬獲，「外王」不可能真正實現。儘管這樣的. 政治大心」擇「大德之人」，恭己正南面。在社會上則依照「位各稱其德」的標準，民之秀者立. 努力仍須落在「得君行道」的格局內，如程頤在《易傳》中，認為君主首重以「大公之. 33. ‧ 國. 序。. 學. 則舉而進之，反之則抑而退之，每人各司其職、各安其位，如此構成一個理想的人間秩. ‧. 關長龍在《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一書中，詳盡地描述了在熙寧變法之前及之中二程以及相關人士的互動及歷史背景。在這之中，作者也強調了理學家原有經世之. y. Nat. sit. 志，認為二程與王安石在諸多舉措上意見一致，欲明體達用，行聖人之道。但這樣的意. al. er. io. 圖卻受到朝中因循派老臣的阻撓，再加上王安石本身存養不足，復用小人，以致新法之敗。在這裡可以看到，本書中亦有將二程之學術與政事合一論之的企圖，但僅就以道應. n. v i n 物一面論之；並在程頤於元祐年間遭斥，又於紹聖後遭黨爭波及後，治平之志無可施行， Ch U i e h n c g 而在學術上逐漸內傾。 34. 近年來關於二程論政的著作，也多有以程頤《易傳》來理解。如姜海軍以《周易》中的「爻位」與「時中」概念結合君臣結構與宇宙生化的模式極為相似的這一面，希望. 32 劉述先曾批評這樣一種方式，是專重「外王」，而將「內聖」，忽略了自宋初儒學以來，著重「內聖」的力道逐漸加強這一個重要面向。余先生則提出反駁，認為這僅是將內聖和外王回歸到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對傳統士大夫而言從來就是連續不可分，是必須同時肯定的價值，而非僅是由內聖「迴轉」到外王這樣的方式。參見：劉述先，〈評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九州學林》，2003。余英時，〈”抽離”、”迴轉”與”內聖外王”〉，《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06），頁 301。 33 余英時，〈緒說〉，《朱熹的歷史世界》，83-85；余英時，〈試說儒家的整體規劃〉、〈”抽離”、” 迴轉”與”內聖外王”〉、〈我摧毀了朱熹的價值世界嗎？〉，收入《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允晨文化，2004），頁 299-345。 34 關長龍，《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頁 114-254。.

(20) 10 | 緒論. 君臣的關係是能夠「位各稱其（中）德」、「隨時變易以從道（理）」，從而實現由個人到宇宙社會的和諧；或強調程頤《易傳》中的民本思想。唐紀宇則強調在程氏《易傳》中再三提出的「共治」並不意味著現代意義上政治權力的分立或某種制度化的國家建構原則，而在於君臣雙方之「誠」能如爻與爻之間良好地相應感動，達成一種和諧的君臣關 35. 係。胡自逢指出，除了德治之外，伊川在《易傳》中的政治論述，便是希望使百姓人人度德量力，各就本業、各赴事功，如此則天下可定。其也同樣指出了伊川所論治道以齊家為本，故父子夫婦各安其份，便可推一家以至天下，家正則天下定。. 36. 第三節、探索途徑. 政治大. 故本篇文章的探索途徑，首先是基於原典，將二程的政治思想整理出一個基本架構，並配合二程的時代背景做一種嘗試性的理解，企圖將二程的學說跟歷史背景做一個. 立. 連結。以唐宋之際的歷史變革為主要脈絡，立足於這個基本思維之上，去對於理學做一. ‧ 國. 學. 種新的認識。但由於唐宋之際的變革固然巨大，同時也有極深的連續性存在，例如理學中的一些個別因素，在宋代以前就已經存在，因此是既斷裂又連續，也有許多個別的案. ‧. 例需要分析，對此學界也仍有很多分歧的看法。故要做出一個完整的解釋，本文尚力有. Nat. sit. 的處理，盡可能地做綜合性的詮釋與理解。. y. 未逮，因此先就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來具體說明，而在歷史背景方面作一個說明式. al. er. io. 在此之前，本文原欲按照二程論政之時間脈絡寫作，先將所有材料全部編年，並分. n. v i n Ch 何種歷史背景。但如此一來又會產生一個主要的困擾，就是若單只針對每部分如何提 engchi U. 列所有重要大事、奏章、議論，按照時間順序談二程的政論在每一時期怎麼提出，又有. 出、針對什麼政治問題，會使得理解會變成過於零散枝節，反而不美。因此會再回到根本，先得到一個綜合的理解、有一個大的解釋架構之後，才進一步談其中的流變、細緻的變化為何。因此，在章節安排上，本文預定之架構如下：在第一章中，考慮到理學興起的政治背景，講明宋初建國的歷史型態。首先以唐宋之際的變革對政治、政府以及社會結構的改變為線索，進而討論在這樣一種新環境下的 35 姜海軍，〈《周易程氏傳》對“位”與“時中”的詮釋——從易學、理學與政治思想相結合的角度看〉，《周易研究》1 期（濟南：2013），頁 64-71；謝曉東，〈《伊川易傳》中的民本思想〉，《周易研究》第 4 期（2008）；唐紀宇，〈《程氏易傳》中的“君臣共治”思想〉，《中國哲學史》01 期（2013），頁 72-79。 36 胡自逢，《程伊川易學述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頁 297-300。.

(21) 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11. 士人以及學術，在這之中，有斷裂同時也有繼承的部分，並觀察它們之間所產生的變化。同時亦對二程的家世背景及學術思想作一概要介紹，為接下來二程所提出的政治思想作一背景說明。其次，在第二章中則是分析二程的原典。史料來源以《二程集》中二程的著作、文章及語錄為主，輔以傳記、年譜，如朱熹編，《伊川先生年譜》、清人池生春、諸星杓編《明道先生年譜》、《伊川先生年譜》，姚名達編《程伊川年譜》等，並輔以黃宗羲、全祖望所著《宋元學案》等相關理學經典，就原典分析其政治論述的核心，同樣也是源於其學術根本的「治道」。由於在第二章中所論，是講述二程政治思想的基本原理，因此在第三章則講述，像二程所論的這樣一種治道，在人世又是如何呈現。亦即在本章中將講述二程在當時的歷. 政治大. 史背景下，如何根據在第二章中所言之治道，來談一套實際的制度綱常。. 立. 在第四章中，由於二程在神宗、哲宗兩朝均曾實際參與中央政事，與王安石、司馬. ‧ 國. 學. 光等新舊黨中心人物亦有深入的交往，因此在這一章中，將更多地以年譜以及史書如《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以及相關史料中，實際檢視二程在實. ‧. 際參與政事時的作為。. y. Nat. 本文以二程的政治思想作為主脈來探討，就是希望從二程思想的主要結構出發，期. n. er. io. al. sit. 望能以政治面為主軸，並反映出二程學思踐履的一體性。. Ch. engchi. i n U. v.

(22) 12 | 緒論.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23) 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13. 第一章二程及其時代背景第一節、唐宋之際的政治社會結構大變遷秦漢以降的中國，主要就是原來周代封建體制衰落，產生了春秋時代的霸政、戰國的互相兼併，最後消滅了諸國進而統一。西嶋定生認為，自秦漢之後的政府主要包含了四項特點，一是「皇帝」的出現，二是由封建制改為郡縣制，三是完成官僚制的中央集 1. 權統治機構，四是將原本的氏族統治進而延伸到對個人人身的統治上。錢穆先生對此有更完整的說明，指出「中國在先秦時代就已經完成了國家凝成和民族融合的兩大事業」，. 治政大治，先秦的儒、道、墨、法等種種學術，基本上均淵源於原先封建體制內的禮樂，是一立個政治、宗教、文化、經濟各方面融而成，政教合一的文化體。其政府型態，自秦以下它是一個具有人文化的政治型態，最後變成龐大的文明體，而這文明體的核心要素是政. 2. ‧ 國. 學. 便已非貴族政府，亦非軍人政府或商人政府。在漢武帝時，已確立了幾項制度，分別是：教育、考試和選舉制度，每一士人，皆須經過此三項制度之提拔與升遷，自社會下層而 3. ‧. 進達於政府之最高層，這樣的政府，又可說是一個「士人政府」。. sit. y. Nat. n. al. er. io. （一）唐宋變革. Ch. i n U. v. 1922年，內藤湖南發表〈唐宋時代的研究──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主張中國歷史. engchi. 於唐宋之際又發生了一個轉折，是大一統中國由中古向近世的轉捩點，在政治體制、統治階級、社會組織、經濟型態、文化特性、國際關係等方面都有根本上的不同，認為中國近世的開始是起自宋代，和文藝復興都有同樣商業興起、人民解放（由依附佃農到契 4. 約關係）、知識普及化等種種因素，一切朝著君主專制邁進。承內藤學說而起的京都學派也繼續發展此一說法，早期漢學家如白樂日（Etienne Balazs）、謝和耐（Jacques Gernet）也均指出在唐宋之際產生了一個巨大的轉變。而內藤的解釋是建立在以西方史學為基. 1 杜正勝譯，西嶋定生著，〈中國古代統一國家的特質──皇帝統治之出現〉，《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下）（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頁 729-748。 2 錢穆，〈古代學術與古代文字〉，收入《中國文化史導論》（台北：聯經，1998），頁 69-98。 3 錢穆，〈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國史新論》（台北：聯經，1998），頁 137-152。 4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歷史と地理》第 9 卷第 5 號(1922 年 5 月)（中譯本〈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劉俊文主編，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81 期（2006）：頁 125-171。.

(24) 14 |第一章二程及其時代背景. 礎，是將中國歷史分為中世與近世的轉變，而如陳寅恪和錢穆、柳詒徵、傅樂成等老一輩學者，他們並非是比附在西方史學史背景下，由中古轉為近世的歷史分期論，也早已 5. 注意到唐宋間的這個巨大轉折。更早之前，如明人陳邦瞻在《宋史紀事本末》中，也已提及了唐宋之際乃是古今以來一大變。. 6. 在這些差異之中，錢穆先生曾稱，唐中葉後中國的絕大變遷，一是南北經濟重心的 7. 轉移，另一則是社會上貴族門第的衰落。而正如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所述，由中世到近世的這個轉折中，首重莫過於政治，而欲瞭解核心所在，還須由世族的角度切入。簡而言 8. 之，可稱之為貴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獨裁的逐漸增強。近年來也有許多學者在研究中支 9. 持此一論點，如張國剛認為，士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和解體就是唐宋變革的奧秘所在。黃正建則由從兩《唐書》中「士大夫」一詞的使用及其意義入手，認為「『士大夫』一詞. 政治大. 在唐初多指門閥士族，後來主要指稱『熟詩書、明禮律』的官員。士大夫在唐代並沒有. 立. 5 參見李華瑞，〈20 世紀中日「唐宋變革」觀研究述評〉，《史學理論研究》第 4 期（2003）；李華瑞，〈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代緒論）〉，《河北學刊》4、5 期（2010）；張國剛，〈論唐宋變革與. ‧ 國. 學. 中國歷史分期〉，《史學集刊》第 1 期（2006）；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 81 期（2006）：125-171：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第 11 卷（2005）；錢穆，〈唐宋時代文化〉，《大陸雜誌》，第 4 卷第 8 期（1966）。柳詒徵，《中國文化史》（東方出. ‧. 版中心重印本，1988），第 16 章，頁 488-496。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收入《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頁 339-382；羅禕楠，〈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 y. Nat. 唐宋變革問題〉，《學燈》第 1 期（2007）；張國剛，〈論唐宋變革與中國歷史分期〉，《史學集刊》，. sit. 第 1 期（2006）。對此也有史學家有不同的聲音，二十世紀早期，史家如雷海宗以文化史為斷，便認為中國歷史的分水嶺應是在淝水之戰前後，之前是華夏文明的創造期，其後則是混雜了胡人文化的新中國。. io. al. er. 在中國大陸學界，早期以史達林的歷史五階段論為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分期的風潮中，也曾對以唐宋作為. v i n Ch 變革較之春秋戰國的巨變來看，只能算是較小的轉變。如王仲犖、唐長孺、鄧廣銘、漆俠等學者也均持 i U e h n c g 類似看法，認為唐宋之間只是封建社會內部所產生的變化，對於其中的實質內容和變化各有不同看法。 n. 分界的劃分方式出現不同的意見，如胡如雷認為，唐宋兩代在社會性質上並沒有發生什麼根本的變革，. 只是出現了一些階段性的特點；王曾瑜也認為，中國由秦漢至明清，歷代均有變動，若單以唐宋的之際. 這些見解除了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之外，還牽涉到以各門不同史學學門分期的判別。主要在 1980 年代之後，唐宋變革學說才得到了大陸學者的普遍關注，之前多半更傾向於唐宋之間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前後期轉變。此外另有 1940 年代起東京學派的「宋代中世說」，主要是加藤繁和周藤吉之從社會經濟面反對京都學派宋代進入近世的說法，認為宋代是中世的開始，但這也同樣地表示在唐宋之際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且雖然論證互有差異，但雙方同樣認為唐末是「古代」(奴隸社會) 的終結，並從宋代開始進入了封建制（農奴制)。以上參見張國剛，〈改革開放以來唐史若干問題研究〉，《史學月刊》，第 1 期（2009）；李華瑞，〈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上）〉，《河北學刊》，第 4 期（2010）；李華瑞，〈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代緒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第 11 卷（2005）；李華瑞，〈20 世紀中日「唐宋變革」觀研究述評〉，《史學理論研究》（2003）。 6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序：「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為睹其極也。」 7 錢穆，《國史大綱》（下）（台北：聯經，1995），41 章，頁 884-885。 8 （日）宇都宮清吉《東洋中世史的領域》，中文譯文見於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 1 卷。 9 張國剛，〈論唐宋變革與中國歷史分期〉，《史學集刊》第 1 期（2006）。.

(25) 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15. 形成一個有固定特色的階級。社會對他們還沒有比較統一的認識和要求。社會輿論的主要擔當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門閥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對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備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輿論的能力，成為一個成 10. 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質的階級。」 1970年代以來，美國的宋史學者如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等由社會史的角度切入，從人口、地區、菁英之間的角度觀察，將唐宋變革視為中國歷史更長期變化（750年-1550年）中的一個內部環節。儘管這一理論模型與內藤湖南所提出的視角不同，但同樣是將唐宋之際的社會轉型中心更定義為士人身份的重新界定，而其關鍵尤在於門閥制的終結和平民士人的興起，亦即在唐代的多數時間為「世家大族」，在北宋轉為「文官家族」，在南宋時期成為地方精英的過程作為唐宋之際變化 11. 的關鍵。而以士人為中心的這個說法，還可上溯到南宋時，如鄭樵有「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自五季以來，. 政治大取士的方式逐漸產生了所謂的經學門閥，魏晉年間，天下分崩，中央政府尊嚴不再，幾立 12. 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之說。門第的起源，原是東漢以下，先是由於政府. ‧ 國. 學. 乎是封建的變相再現。但與此同時，門第也成了保存了傳統文化的堅實堡壘。待亂如棼絲的世道稍作收拾，世家子弟亦得以應時而出，以所學輔人主，在政治上開出一條新路，經歷北朝諸帝以及士大夫的胡漢合作，慘澹經營，政治漸上軌道，以下終於開出隋唐盛. ‧. 13. 世。而到了唐代，如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所言，唐代在政治上儘管有出. sit. y. Nat. 身社會、政治背景各不相同的各種集團，如前期的關隴集團與李武韋楊婚姻集團，後期的天子集團、河北諸將集團，以及士大夫朋黨（代表經學舊族的李黨與新興進士集團的. io. n. al. er. 牛黨）等不同類型的統治集團，但重點在於當時政治、文化及社會的支配地位長期以來 14. i n U. v. 仍為門閥士族集團所壟斷。武后掌權起欲抑制此一現象，故重視以科舉取士，對士族 15. Ch. engchi. 略有壓抑，但據統計，中、晚唐政治社會人物仍多為士族子弟，一直要到黃巢之亂加上五代亂世，衣冠舊族一方面在政局中大受摧殘，另一方面戰亂又毀去其家鄉賴以維生的莊園基業，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16. 10 黃正建，〈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變化——以兩《唐書》用詞為中心〉，《中國史研究》第 3 期（2005）。 11 參見 Robert M. Hartwell 著，易素梅、林小異等譯，〈中國的人口、政治與社會的轉型：750-1550〉（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粹•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75-246。 12 〔宋〕鄭樵，《通志》（合肥：黃山書舍，2008）[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5，〈氏族略第一〉，頁 768。 13 參見錢穆，《國史大綱》（上）（台北：聯經，1995），17 章，頁 324-330。 14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另可參見錢穆，《國史大綱》（上），17 章、29 章（三）唐中葉以後之朝士與朋黨。 15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收入《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台北：九思，1977），頁 170。 16 孫國棟，〈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唐宋之際社會轉變研究之一〉，收入《唐宋史論叢》（台北：商務出版社，2000），頁 272-352。.

(26) 16 |第一章二程及其時代背景. 而這些所謂的「士族」，最早本淵源於東漢以下之經術家學，察舉制度，因有累世 17. 經學，故有歷代公卿。如陳寅恪指出：「所謂士族者，其初並不專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祿 18. 為其唯一之表徵，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於其他諸姓。」「河北士族不必以仕宦至公卿，始得稱華貴，即鄉居不仕，仍足為社會之高等人物。蓋此等家族乃一大地主，終 19. 老鄉居亦不損失其勢力，自不必與人競爭勝負於京邑長安洛陽也。」漢末以降，中央政府自顧不暇，無力維繫學校，於是學術也僅能留存一線生機於門第之中，因此自魏晉南北朝以降至唐中葉，學術多半僅限於大家族內的家學傳授，一般平民難以接觸。要維 20. 持家族間的關係，士族內部自需重視禮法及家教門風，如此方能持盈保泰。如此則封 21. 建性強，看重門第姓氏，可說是一種貴族文化。而在社會、文化及政治等各方面佔據統治地位的門閥士族中出身的士人從小在父兄教導下耳濡目染，熟習政事，年長後也自然成為政府的一部份。但隨著唐末五代以降，政治上貴族門第漸次消融，只有一個中央. 政治大中，伴隨經濟的發展、科舉資格的普及與印刷術的發展，前限於家學內傳授的學術逐漸立王室持續，隨著國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山東舊世族的土地也大抵轉移到新興士階層手. ‧ 國. 22. 學. 為社會所公有，學術傳播更加自由，受教育人口也不斷增加，不僅一般中下階層士人，也有一定的農民可參加科舉考試。官員既大多由白衣出身，不再依賴世家大族的血緣力量取得政治權力，朝中也沒有長期存在的家族把持。以這個趨勢和門第家學的衰落相. ‧. 互交替，政權解放更加普遍、社會階級也更消融，政治上由大家族宰制的觀念漸消。. Nat. al. er. io. （二）變革之際的連續性. sit. y. 23. n. v i n Ch 另一方面，也誠如錢穆先生所言，各種不同領域，如政治、社會、學術…均有不同 engchi U 的分期標準，如中國學術思想以先秦為第一期，兩漢以下為第二期；政治史則以先秦為 17 錢穆，《國史大綱》（上），18 章，頁 231-237。 18 陳寅恪，〈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收入《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台北：九思，1977），頁 220。 19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6。 20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台北：聯經， 1998），250-255。「當時門第制度鼎盛，家族間之親疏關係，端賴喪服資識別，故喪服乃維持門第制度一要項。」「清儒沈垚《落颿樓集》亦謂：『六朝人禮學極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門閥，雖異於古之宗法，然與古不相遠。』」；〈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頁 269-299，「政府治亂，朝代更迭，已群感其非力所及，亦遂置之不問。而所資以退守自保者，則為各自之門第。欲保門第，不得不期有好子弟。……然試問苟無佳子弟，此門第又如何得傳習永昌？……而欲求家庭有好子弟，則儒家所傳禮法教訓，便放棄不得。……在當時，實可謂政亂於上，而家治於下。」。 21 錢穆，〈唐宋時代的中國文化〉，《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台北：聯經，1998），頁 391-404。 22 漆俠，〈唐宋之際社會經濟關系的變革及其對文化思想領域所產生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第 1 期（2000）。 23 錢穆，《國史大綱》（下），41 章，頁 884-885。.

(27) 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17 24. 封建、郡縣政治分界；社會經濟則以五代為門第、平民社會之劃分標準。相較於過去 25. 以唐宋變革為研究主脈，主張唐宋之間──尤其是以中古到近世的型態轉折為中心─ ─存在著相當程度斷裂的看法，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對此的反思，從「延續」的角度來思考許多舊有因子在新時代的浮現與再造。如胡雲薇於其博士論文中指出，過去除了軍事、政治課題之外，對北方社會文化的研究相對不足。如歷來多稱河朔三鎮胡化甚深，安史亂後尤為嚴重，經濟、文化重心轉移至南，對北方的研究重心則放在政權交替、藩鎮勢力及制度變遷等方面，其他多付之闕如。另一方面，若由本文所關注的重心，由唐宋變革中士族的角度分析，在唐末五代之後的士人確實和六朝隋唐大不相同，在此之前，多是家族提攜個人，而宋代以後，相對於前代，是由個人來成就家族，家族的成敗也更依賴個人的成敗。但若放在更長的時間段來看，戰國秦漢之際的士人大多也非出自世家，在中國傳統，士人論政原是天職。只是隨著時移世易，所呈現出的面貌也有所不. 政治大宋變革的劇烈震盪之中，門閥大族漸漸消失在歷史之中，轉由平民士人取而代之。學者立同。例如唐末五代社會階層的變動曾是學界相當著重的焦點，以往共同的見解是，在唐. ‧ 國. 學. 如西川正夫、毛漢光、孫國棟分別利用了計量分析的方式，統計在歷史上出現的士人及其家族，證實了這個說法。但這些所謂沒有家族、團體奧援的新興平民士人又是如何憑空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這都還是需要探討之處。作者透過爬梳史料，得出宋代古文家. ‧. 出身多與河北有密切關係的這個結果。並推測，河北和南方三吳之地，原分為唐代前期. sit. y. Nat. 經學兩大重鎮。河北除家學之外還有師承系統，中唐新春秋學派的啖助也是其中一脈，與古文運動關係密切。這批久習經學的士族有很大可能在亂世沈潛，隱遁不仕，保守經. io. n. al. er. 學，以待後世，成為當歷史長河中文化傳承的小小堡壘。此外，作者指出，五代科舉，. i n U. v. 取明經的比例要高於進士。除了五代因為戰亂讀書不易、文學不彰，明經科靠背誦較舞. Ch. engchi. 文弄墨來得容易之外，還有社會上對明經墨義的再度重視。一般認為，唐代是文人的時代，但文人無行，不足以為治。五代喪亂，亟需治典，而中古時期世家大族既亡，家學禮法自然不存，因此平民士人轉向了儒家傳統經典以求治術。因此，再造三代、迴向儒家的風氣也並非在宋初憑空出而，儘管此時政局詭譎多變，但儒學仍是社會中的一股不容忽視的暗湧，在烽煙戰火遍布的地表下靜靜蜿蜒潛行，以待有朝一日河出伏流，重見天日。. 26. 24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之分期〉，收入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頁 331。 25 如柳立言便認為談唐宋變革而不理會其中的史觀（中古文化型態→近世文化型態），乃是奪其魂魄。參見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 26 胡雲薇，〈延續與斷裂：唐宋之際的北方士人研究〉（台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頁 75-138。此外，作者亦提到漢唐修史多為家業，這項傳統歷經唐末五代未衰，晚唐至宋初不少史官出身河朔，似乎也顯現了當地堅韌的家學傳統，歷經亂世而依然保持其脈動。.

(28) 18 |第一章二程及其時代背景. 此外，在傳統史學觀點久有「宋承唐制」之說，近代史家多傾向於是就中晚唐到北宋前期的政治制度而言。將整個唐代的中央行政體制視為鐵板一塊，以尚書六部和九寺五監涵蓋整個唐代的行政體制。認為後期的唐代只是中央的一些職權遭到侵奪，並沒有 27. 發生體制性的變化。但當前也有許多研究成果指出，宋代政制的許多現象，其中亦不乏可追溯至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甚至唐代初期者。如孫國棟的研究中指出，一般認為宋制繼承了唐代空銜官是宋代制度紊亂的原因，殊不知這些空銜在唐代早期原是均負有實際職務的職事官，是在中晚唐政治情況轉變才演變為不負責任的空銜。此外，如學者鄧小南便以「活的制度史」為例提出呼籲，認為由新史料的發現和研究固然可以填補歷史中的眾多空白，但並不意味著對整體的深入理解，也可能僅是鑽研條文而忽略了與實際狀況的參照。新的研究應由靜止的政府型態轉向注重歷史過程中的發展變遷，採取長期、動態，與非制度因素互動的研究方式，這些過程可能與王朝遞嬗更迭或同步、或參. 政治大等角度來探詢宋人自述「宋承唐制」的心理。認為趙宋起初是一個承接五代的第六代，立差，而又涉及起迄點不一的眾多方面。因此樓勁由實際政治運作、歷史背景、時人心理…. ‧ 國. 學. 因此包括禮制在內，各項制度基本上都是直承五代。但由於五代大體循用唐制，也因此宋初的制度也仍具有唐制的某種樣貌；同時五代以來禮制多有不倫，宋初在禮制的重建過程中，亦不免有重新復歸唐制的取向。因此嚴格來說，「宋承唐制」應是表示宋初沿. ‧. 用了五代沿革的唐制，也可以兼指宋初以來恢復某些業已廢弛的唐制，但時人似乎更傾. sit. y. Nat. 向於後者。而他又加以推測，這種強調宋乃是繼承了唐代的傾向似乎也可視為是在歷經太祖、太宗兩朝可能成為「第六代」的緊張感後，在真宗朝眼看時局逐漸穩定，便產生. io. al. n. 28. er. 了一種承續漢唐、遠祧三代的想望。也因此「宋承唐制」之說也為宋人提供了上承唐代. i n U. v. 正統的重大意義。最後，貴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獨裁、官僚體制的逐漸增強一直是唐. Ch. engchi. 宋變革說的重心之一。但近來學者的研究中，往往「更強調宋代『士大夫政治』對於皇權的限制，認為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理解宋代官僚政治體系乃至文化繁榮的關 29. 鍵。」較諸實際的門第世族壟斷政局，宋代士大夫在君臣互相依存合作的前提下，透過大量引用儒教經典作為理論依據，伴隨著宋代重文崇儒政策，透過對皇帝和皇子的君 27 羅禕楠，〈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學燈》第 1 期（2007）。李錦綉也同樣認為，在中晚唐時，針對種種實際發生的事件，將許多政策、辦法逐漸制度化了。參見黃正建主編，《中晚唐社會與政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劉後濱，〈唐後期使職行政體制的確立及其在唐宋制度變遷中的意義〉，《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 2 期（2006）。 28 參見孫國棟〈宋代官制紊亂在唐制的根源〉，收入氏著《唐宋史論叢》，頁 256-266；鄧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為例的點滴思考〉，《浙江學刊》，第 3 期（2003），黃寬重也提出「新政治史」的類似呼籲，見黃寬重，〈從活的制度史邁向新的政治史──綜論宋代政治史研究趨向〉，《中國史研究》第 4 期（2009），頁 5-16；樓勁，〈宋初禮制沿革及其與唐制的關係—— 兼論“宋承唐制”說之興〉，《中國史研究》，第 2 期（2008）。 29 鄧小南，〈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窺_以中日韓學界對於宋代政治史的研究為例〉，《北京大學學報》第 3 期（2008），頁 128-135。.

(29) 二程政治思想的構成體系及其歷史背景 | 19. 德教育及君主的自律，同樣將多數君主的皇權限制在為君之道的框架內。. 30. 而相較於五代唯重武力經濟，無心禮樂文章，宋代「重文輕武」之說似乎也已成定論，其後理學之昌更予人以整體文化朝向內傾化、道德化發展的文弱印象。目前有學者也提出對於過去論證方式的反省。固然唐代中葉以後，文武分途的傾向逐漸明顯，但過去「以《稽古錄》的記載來證明宋太宗在即位之初就採行『崇文抑武』的政策，表面上是言而有據，實際上卻是時空的錯置，誤將北宋中期文士的歷史詮釋，當成了宋初統治者的政治決策。以科舉大量錄取文士為官，也許可以證明宋初的統治者有意「崇文」， 31. 卻很難進一步衍申說他們在『重文』之餘還想要『抑武』。」宋初開國政策雖有意培植士階層，提倡儒教，但並非就表示要壓抑武人。相反地，由於太祖、太宗都積極想要恢復燕雲十六州，因此仍會注重武事。如有學者研究，宋初古文運動的健將柳開，便身兼. 治政大兼文武」為由，認為文臣以文化素養加上智謀，方有能力兼掌地區兵民，運籌帷幄之中，立，而將武臣定位為上陣殺敵的「鬥將」。就算一般被認決勝千里之外，可「出將入相」 32. 儒士與豪俠的雙重身份。而在這時，對於所謂的「武」有了一種新的說法，士人以「才. 33. ‧ 國. 學. 為是靜坐終日的道學家亦頗重軍事，如陸九齡曾於鄉里習射，朱熹、陸九淵任地方官時也均重視教練民兵的工作。但在日後卻被士人詮釋為「興文教，抑武事」這樣二元對立. ‧. 的方式，應進一步探究。. sit. y. Nat. 從以上幾點可以看出，自唐宋變革說提出以來，一直受到相當程度的關注，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反省，認為：「2000 年以後以『唐宋變革』作為關鍵字的文章大量出現，. io. n. al. er. 但大多數不過是通過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研究印證既有論斷，本身並無新意，作者這樣做. i n U. v. 34. 多是出於增加論色彩的考慮，並沒有太多超越性的目的。」因此，如今所提出的許多. Ch. engchi. 新研究方向也指出，唐宋之間的巨大變革誠然存在，但同時也有許多細緻的、連續的部分有待處理。當要去解釋二程所處的這個新時代時，可能存在許多原來舊有的元素，可是整體產生的樣貌是新的，一方面有變革，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有連續。因此要如何處理變革又處理連續性？這個新的樣貌到底如何產生？如果立足在唐宋變革的基本思維，去對於理學作新的認識和理解的話，二程其實是處在一個既發生變革又連續的狀 30 王瑞來，〈再論皇權〉，《史學集刊》，第 1 期（2010） 31 方震華，〈傳統領域如何發展？─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幾點觀察〉，《台大歷史學報》48 期（2011），頁 165-184。 32 伍伯常，〈北宋初年的北方文士與豪俠──以柳開的事功及作風形象為中心〉，《清華學報》新 36 卷 2 期（2006），頁 295-344。 33 吳挺誌，〈北宋士人對「文臣統兵」的合理化論述〉，《清華學報》新 44 卷 4 期（2014），頁 589-628。可進一步參見方震華，〈軍務與儒業的矛盾─衡山趙氏與晚宋統兵文官家族〉，《新史學》17.2（2006），頁 1-54；方震華，〈文武糾結的困境─宋代的武舉與武學〉，《臺大歷史學報》33 期（2004），頁 1-42。 34 張國剛，〈改革開放以來唐史若干問題研究〉，《史學月刊》，第 1 期（2009）。.

(30) 20 |第一章二程及其時代背景. 態，同時誠如鄧小南、黃寬重等學者所指出，在「活的制度史」底下，必須將許多制度、政治等歷史背景加上人為的，甚至是長期的因素進入加以考量。因此在本文中，或許必須一方面用變革去解釋這個新的歷史圖像如何產生，同時又認識到其實還帶有許多舊的成分。一方面藉由幾位大家的講法來理解唐宋變革，但同時也注意這二三十年來的修訂意見，既就整體研究也有個別異同，盡可能綜合性的理解，兼顧變革跟連續，來理解理學之所以產生在新時代的意義，以這個角度作為一個嘗試，這是基本的架構。. 第二節、新的政治秩序在探討二程的政治思想之前，有必要先來瞭解一下，究竟二程所處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治環境。在對於當時的時代背景與問題有了基本的認識之後，才能進一步瞭解二程. 政治大. 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在這樣的處境之下，他們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回應。. 學. （一）新的政府組織與社會結構. ‧. ‧ 國. 立. 面臨這兩百多年的來割據的局面，宋朝人首先亟需解決的問題，無非是如何鞏固趙 35. y. Nat. 氏王朝，避免成為五代之後短命的第六代。為了因應這個局面，在體制上宋代採取了. sit. 集權中央、穩定秩序、建立大一統政府為中心的方針。如集中行政、兵權、財權等種種. n. al. er. io. 作為加以節制，杜絕地方勢力再次上升，皇帝也不斷地強化尊嚴及最高決策權，主要的 36. v ni. 37. 國家政務均要經過皇帝的裁決，又獎勵氣節，重新樹立忠君觀念。同時又將地方金錢. Ch. engchi U. 財穀盡數送往中央，不使地方有所藏富。但正因為採取了這樣的措施，宋代的地方因此 35 李華瑞指出，宋代建立亟欲集權中央、穩定秩序、建立大一統政府的原因在於：首先由於安史之亂，形成了藩鎮跋扈，君臣之綱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但宋代因為創建時沒有經歷過農民戰爭的衝擊，所以宋初之社會意識，對於重新確立和調整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關係，並不那樣緊迫。其次，宋代建國時天下尚處於分裂狀態，「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因此實現大一統便成為宋初統治者的主要政治目的。第三，五代雖然戰爭綿延，社會經濟受到很大的破壞，但是中原地區從周世宗開始，就已經有了相當的建設；南方在歷處吳越、南唐、後蜀數朝，經濟也有相當的發展。而宋朝開國時，相傳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又說「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以為極盛，兩倍於唐室矣。」表示宋初社會上的生產秩序基本沒有太大的問題。因此宋代最大的問題是來自於之前的藩鎮割據，也就是要如何集權中央，結束兩百多年分裂的狀態。參見：李華瑞，〈宋初黃老思想三題〉，《河北大學學報》，第 3 期（1995）、李華瑞，〈宋初統治思想略論〉，《西北師大學報》6 期（1995）；鄧廣銘也同樣認為，宋代在立國之初，是以防範五代弊政作為最高目標，見鄧廣銘，〈論宋學的博大精深－北宋篇〉，收入王水照編，《新宋學》第 2 輯（2003），頁 1-7；另參見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史述略》（北京：三聯出版社，2006），頁 195-196。 36 劉後濱，〈政治制度史視野下的唐宋變革〉，《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2 期（2006）。 37 路育松，〈試論宋太祖時期的忠節觀建設〉，《中州學刊》第 6 期（2001）；路育松，〈從天書封祀看宋真宗時期的忠節文化建設〉，《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6 期（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