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治事
第一節、 熙寧前夕之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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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此一篇，其實就已點出了日後北宋改革的各大要點。4范仲淹的《上十事疏》並 非石破天驚地憑空而出，在慶曆和熙寧兩次大規模的變法之前，不僅早有求變的呼聲和 各式各樣的議論，且有程度、地區、規模不等的變革試驗，如《宋史．李參傳》記載：
「部多戍兵，苦食少。參審訂其闕，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
號『青苗錢』。經數年，廪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矣。」5的若說慶曆和熙寧變 法，是北宋政治改革的兩個波峰，那顯然並不是孤立的兩個存在，而是伴隨著一路震盪 起伏的大小波幅所延續下來。而程顥、程頤身處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他們除了提出理論、
制度之外，在實際政治上究竟如何處事、有何作為，是這一章要討論的主題。
第一節、熙寧前夕之政論
（一）職官權責
如第一章所述，宋代開國以來各種制度的立法都貫穿著「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 原則，宋代為了避免類似藩鎮任用私人，不聽命於朝廷的情況，所以重要機構皆無實際 可用之人，有無真正用人實權，這樣子無法有效運作。如此分化事權的必然結果之一必 然是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其二是日趨嚴密的法禁，「舉手搖足，轍有法禁」。6這個問題 提出也非一日，在明道赴進士試的嘉祐二年（1057），在策論試中，主考官也對舉子們 提出了當前對於官屬權責區分的問題，而明道在目前生平首篇可考的政論中，是如此回 答：
棟梁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榱桷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 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内之 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今公 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事者爾。7
明道認為，宋代政制多是為了相互監察而設，因此政治機構難以好好運作。並引古時上 自三公、下至郡守縣令均可自辟掾屬為例，屬吏為長官所擇，方能知人善任，共濟其事。
神宗過世之後，程頤為司馬光、呂公著力薦出仕時，在上書中同樣也表示：
4 〔明〕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合肥：黃山書舍，2008）[明萬曆刻本]，卷 3，頁 65。
5 《宋史》，卷 330，李參傳，頁 3411。
6 〔宋〕葉適，《水心集》（合肥：黃山書舍，2008）[四部叢刊景明刻黑口本]，水心先生文集卷 3 前集，
頁 31。
7 程顥，《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1，〈南廟試策五道〉（宋仁宗嘉祐二年丁酉（1057）），
頁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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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時，天子擇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 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
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專任長貳，長貳 自委之屬官，以達於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 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 制爲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 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敎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8
在這段話中可以看到，伊川認為自古以來成功的治理模式，必定都是能夠讓主事者擇其 屬吏，放手運作，如此才能上下彼此互信，非徒守虛文密法者可比。這一點不僅呼應明 道前文，同樣也和明道在元豐年間所言：「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
州縣專欲掩蔽」9異曲同工，顯現這樣的問題儘管歷經熙寧變法、元豐改制，到了元祐年 間依然存在。
而講究要上下通氣、彼此相輔相成的同時，地方官任期短，在地方施政未能就長遠 考量，和地方的協調不佳也是一個問題。二程少年時隨程珦各處任官，遊歷四方，對於 各地方政府及輿情當深有所感，明道自嘉祐二年（1057）二十六歲登進士第，一直到熙 寧二年（1069）被薦至中央，又先後在地方擔任主簿、縣令約十年之久，此文恐怕也是 在這十年任上累積的心得有感而發。可以看到他們對此的議論如下：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 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 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
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 施設，亦敎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
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10
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册，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
抑爲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爲、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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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7，〈論禮部看詳狀〉，頁 571。
9 《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 2 上，頁 18。
10 程顥，《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2，〈晉城縣令題名記〉，頁 461。
11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8，〈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頁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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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朝中舉足輕重的公卿大臣不同，許多士人往往並非一般所謂的「傑然有功德者」。 賢能的官員若是因為沒有特殊的功勳而就此泯然無聞，湮沒於世，不只令人惋惜，若使 後任官員至此，也缺乏對於當地民情以及前任政績的瞭解，在治理上自然會遇到許多原 可避免的困難。而地方官任職期間又短，三年一調，職務可能才剛上手，馬上又要面對 調赴新職，重新開始摸索的問題。因此明道在三十五歲任職晉縣令時所作的〈晉城縣令 題名記〉這篇文章中，記載他向當地百姓訪查記錄了歷任官員的政績，一方面可供百姓 留念，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後來者施政認識此地風土民情的參考，而二程之父程珦在晚 年上書宰相，特別言及諡法可用以彰顯善惡，以作為後世之表，否則僅憑刑罰賞爵，只 能作一時之用，無法有效端正世風，也正是此意。12
（二）田制
除了上述提到宋代職官制度上的缺陷，在唐宋之際土地制度由國有向私有制的轉化 背景下，宋代「不抑兼併」、「田制不立」的政策也使得土地兼併的情況日益嚴重。13由 於宋代仍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自耕農、半自耕農和佃農，在宋代戶口統計的比重中，
約佔總戶數的75%到90%，繳納賦稅佔大多數的也仍是鄉村中的農村戶口為主。因此政 府如對兼併的情況不加以控管，就會產生許多嚴重的問題。如在實際徵收稅賦時，往往 有不肖官吏與地方兼併之家狼狽為奸。例如嘉佑末年，監察御史傅堯俞論均稅事便稱：
「州縣鮮得能吏，一付胥史，依舊為奸，況終無必得均平之理。」14長此以往，「富者地 廣租輕，貧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兹大弊也。」15蘇轍亦言：「夫今之 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16農村中最貧困的下戶反而是最主要差役、賦 稅的負擔者。
相較於唐代尚有授田與民的措施，如今對於豪民兼併視若無睹，無非是助長流離失 所的情況。過去多有學者以為，理學家贊成井田是一意仿效三代，食古不化。17但這裡 可以再來看到明道在熙寧二年，任農田水利使實際出外走訪後，任職臺諫時指出的建言：
12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9，〈爲家君上宰相書〉，頁 591-592。
13 漆俠，〈唐宋之際社會經濟關系的變革及其對文化思想領域所產生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第 1 期（2000）。王曾瑜指出，宋代農民面對的五大公害分別是地租、高利貸、耕地兼併、官府苛重稅役、
司法腐敗。王曾瑜，《宋代階層結構》，頁 5、63。
14 〔明〕黄淮，《歷代名臣奏議》（合肥：黃山書舍，2008）[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55，頁 5190。
1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0，1828。
16 〔宋〕蘇轍，《欒城應詔集》（合肥：黃山書舍，2008）[四部叢刊景宋寫本]，欒城應詔集第 10 卷，
〈進策五道民政下〉，頁 54。
17 如陶希聖，〈北宋幾個大思想家的井田論〉，收入《宋史研究集》（一）（台北：國立編譯館，1980），
頁 27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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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 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 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 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 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
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
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遊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 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
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 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18
對主張人在天地間應各有處所安身的二程來說，這樣大量的流離失所，自然是一個嚴重 的問題。因此，明道又說：
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恆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 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 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
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 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19
「耕之者少，食之者衆」的情況所顯示的是，自仁宗年間便開始產生了農業人口不足的
「耕之者少，食之者衆」的情況所顯示的是，自仁宗年間便開始產生了農業人口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