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治事
第二節、 熙寧變法及其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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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熙寧變法及其相關問題
（一）青苗
如前所述，時至仁宗時期，像「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 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25從開國以來累積的隱患漸次浮現，在有識之士 眼中自是洞若觀火。如嘉佑二年（1057），明道在進士策論中便寫下了：
今財之匱，食之冗，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原一而已。其 始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實於府者鮮。財不得不匱，農不得不 困矣。彼食冗者，亦費之一端爾。費旣廣，財旣匱，農旣困，則貨不得不籠。
貨之籠，則文不得不密矣。26
同樣地在這一年中，伊川雖於科考中未能登第，但對此一局面也相當關注，因此雖為布 衣，也滿懷熱切地向仁宗上萬言書，強調：
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 剥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卒、毒害尤深。……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 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
計踰百萬。旣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27
因此，在變革的呼聲匯聚，引出了眾所矚目的熙寧變法時，首要的目標就是針對財政而 來，希望能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28認為可以不加重國家賦稅，而以「理財」來增 加宋朝的國用，以及解決因此衍生而出的相關問題。29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 任參知政事，當月便上書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欲「以義理天下之財」。30四月，明道便 被任命為農田水利使，赴諸路考察農田水利賦役，緊接著七月行均輸法，九月行青苗法，
一連串緊鑼密鼓的措施，都是為了實現「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 可足，民財不匱矣。」31一舉革去宋代財政弊病。
遺憾的是，這種所謂的「不加賦」的開源，最後往往卻導向了一種與民爭利的方式。
25 《宋史紀事本末》，卷 5，頁 106。
26 程顥，《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1，〈南廟試策五道〉，頁 469-470。
27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5，〈上仁宗皇帝書〉，頁 511。
28 《宋史》，卷 186，食貨志第 139，頁 2108。
29 如鄧廣銘、漆俠主張變法的本質是抑兼併、利民生；梁庚堯則認為變法是以社會政策緣飾，中心在於理 財。參見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石家庄市:河北教育，2000）。漆侠，《王安石變法》
（上海：人民，1959）。梁庚堯，〈市易法述〉，收入《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台北：允晨，1997）。
30 《臨川集》，臨川先生文集卷第 70，〈乞制置三司條例〉，頁 424。
31 《臨川集》，臨川先生文集卷第 70，〈乞制置三司條例〉，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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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事例可以看到以下在熙寧二年所發生的這一則事件：
（熙寧二年）十一月，置諸路提舉官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 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明道論廣淵 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王 安石奏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 向背？」明道之言由此不行。32
如當時身為御史的程顥所言，問題所在主要並非新法，而是有人急功近利，刻意以多貸 青苗錢為功，藉此從中操弄，希望神宗和荊公能莫貪一時近效，摒退小人。熙寧二年的 八月至十一月間，時任御史的明道又連上數疏，向神宗力言治天下應由正風俗、養賢才 始。33明道這幾番直諫，雖然未直接指向新法，但聯繫前後看來，都是希望神宗能夠警 醒到這個嚴重的問題。隔年（1070）春，又值青苗法春散出息之時，滿朝沸沸湯湯，物 議沸騰，程顥此時接連上書，已是直指青苗法之施，實屬沮廢公議、一意孤行。34在奏 章中更表示：「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 之福。」35在這裡，明道所諫，除了神宗沮廢公議、偏聽一方外，還有王安石對新法過 於自信，凡不奉行者皆舉劾之，而忽視了實際人事，任用的新貴的政治歷練、資歷均屬 不足，全憑新法得到重用，容易為了迎合新法理財的目標而盤剝百姓、穩固自身權位。
可惜這番「數月之間，章數十上」36的舉措仍是淹沒在越演越烈的新法之爭當中。明道 深感身為御史言職，所諫卻不能為君所用、矯正時弊，終於在同年四月請求調任外補。
37
（二）市易
由前一章可以看到，二程所希望的，是一個人人能依照自己的位份，有適當財富享 用的社會。因此在上位者若重視利益，容易造成上行下效之外，執行的官員如心術不正，
也容易地揣摩上意，進而扭曲政策原本的美意。而他們認為造成財政困難的主要問題也
32 《程伊川年譜》，頁 61；《宋史紀事本末》，卷 8，頁 182。
33 程顥，《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1，〈上殿札子〉、〈論王霸札子〉、〈論十事劄子〉、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34 程顥，《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 1，〈再上疏〉，頁 457-458。
35 《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文集卷第 1，〈再上疏〉，頁 478。
36 《程伊川年譜》，頁 66。
37 《程伊川年譜》，頁 66。熙寧八年十月，明道應求直言上書（〈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連 續兩年求直言，此時程頤、張載等人都已在家專心讀書講學，只明道又上，重點依然是希望皇帝聽取眾 人及大臣之意，而非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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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單純地源於重稅，如語錄中所言：「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38 遺憾的是這一句話，無論是在變法之前或者後，都一體適用。如在語錄中所記：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39
「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40
這兩則語錄在二程年譜中雖然並未標明年份，觀其大意，卻和熙寧變法中的內容有微妙 的對照。這兩句是引自《禮記．王制篇》：「市廛而不稅。」鄭玄注：「廛，市物邸舍，
稅舍不稅其物。」朱子也解釋：「『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
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41是要避免對商人重複課稅的情況。之所 以如此的原因，王安石早年在〈書荅韓求仁書〉一文中解釋地最清楚：
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 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 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 則人去本者眾；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 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劄喪，然後無征，
蓋所以權之也。42
由歷代對商賈的控管的經驗來看，若是經營商業的獲利過高，易使人民放棄農業，轉而 經商，如此將導致農業人口流失，不利糧食生產。另一方面，若是太過抑制商業，也會 導致人民對經商望之卻步，各地的物資無法流通。因此必須要對商業活動適時並彈性地 加以控管，正如荊公在上文所述，文王之時，固可「關譏而不征」，只對沿路商賈進行 必要的稽查而不徵稅，如此自然各方商旅遠悅近來；但如商業活動過於繁盛，可以視情 況對於所居房舍課徵賦稅，但也不應再對商賈所販之物課稅，是要稍微限縮商業活動，
但也並非對商業施行強力打壓或者克扣聚斂；另一方面，如果商業疲軟，則「法而不廛」， 是「如司市之屬平價，治爭訟，謹權量等事，皆其法也。」 主要是能制法「以權之」， 在盡量不擾民的前提下達到平穩市場交易的效果，而不是僵化地死守一套法令。而在這 裡二程的這兩則語錄和王安石信中所引述的「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同樣出自《孟 子》，深察其意，並無大異。
38 程顥，《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 6，頁 90。
39 《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 8，頁 103。
40 《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遺書卷第 8，頁 103。
41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合肥：黃山書舍，2008）[明成化九年陳煒刻本]，朱子語類卷第 53，
頁 843。
42 《臨川集》，臨川先生文集卷第 72，〈書荅韓求仁書〉，頁 437。
‧
43 梁庚堯，〈市易法述〉，《台大歷史學報》10、11 合期（1984），頁 171-242。
44 漆俠，《王安石變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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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王曾瑜，〈宋代的銅錢出口〉，《錙銖篇》，167-173；劉森．〈論北宋的錢荒〉，《中州學刊》，1987；
葛金芳、常征江，〈宋代錢荒問題再探〉，《湖北大學學報》第 2 期（2008），頁 46-52；高聰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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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錢法本以均通有無，而不為利也。舊一日鑄八九百耳，近歲務多以求利，今 一日千三四百矣。熙寧初止此，間後又增二千矣。錢日濫惡，故盜鑄日多，今 但稍復舊，法漸正矣。」介甫曰：「何必鑄錢？古人以銅為器皿，精而能久，善 於瓷漆。今河東銅器，其價極高，若官勿鑄錢而鑄器，其利比錢甚厚。」對曰：
「自古所以禁鑄銅為器皿者，為害錢法也。今若不禁銅器，則人爭壞錢為器矣。」
介甫曰：「鑄錢不如鑄器之利，又安以錢為？」對曰：「人私鑄銅器，則官銅器 亦將不售。」介甫曰：「是不難，勒工名可也。」不對而退。其後銅器行而錢法 壞。56
這裡可以看到，王安石是純粹就國家鑄錢是否得利言之，似也符合其施政一貫為國家理 財的方針。由青苗、市易等法而言，他確實看到了兼併之家、豪商大賈魚肉鄉里的情況，
因此也趁理財之勢將其利漸次收歸國有。但對於無利於政府者，態度則顯與伊川不同，
只認為民間自有應變之道。而照伊川看來，儘管要鑄造品質精良的貨幣，光是鑄造工費 和銅價就已經相當於幣值，國家似乎無利可圖，但實際上卻遏止了品質不精的盜鑄，也 能穩定民生所需，方是真正的利民、利國之舉。
這樣的爭論，不禁令人回想起鹽鐵論中大夫和賢良文學之間，關於國家是否應當將 專利收歸國有的辯論。當時大臣頗有以荊公所行乃桑弘羊、張湯之法，57但由以上幾點 看來，在新法的施行過程屢次提出反對意見的二程，對於土地分配、錢幣、日常必需品
這樣的爭論，不禁令人回想起鹽鐵論中大夫和賢良文學之間，關於國家是否應當將 專利收歸國有的辯論。當時大臣頗有以荊公所行乃桑弘羊、張湯之法，57但由以上幾點 看來，在新法的施行過程屢次提出反對意見的二程，對於土地分配、錢幣、日常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