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因應的前置因素

儘管宗教因應的內涵及宗教因應—適應結果間的關係已有大量的文獻描述 及實徵資料，卻少有實徵研究去探討何為宗教因應的前置因素（antecedents）

（Harrison et al., 2001）。意即促使個案轉而尋求靈性資源協助，或決定同時加入 了宗教因應於處理壓力策略之中的因素，至今仍未十分清晰。

壹、個人變項

Pargament（1997）就曾指出：宗教因應方式的選擇分別與個人變項、面臨 之挑戰、所處之情境脈絡的特性有關。Koenig（1998）為了檢驗宗教信仰相關信 念和實踐的盛行率與人口學變項、生理、心理、社會特質間的關係，訪談了542 位因疾病住院的老年人，發現非裔美國人（比起白人群體）、低教育程度者（相 較於高教育程度），更可能會去使用宗教信仰相關的因應策略。而在另一橫斷式 的研究中，Wahass 與 Kent（1997）指出：相較於英國籍患者傾向使用分心或其 他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策略來因應自身疾病，沙烏地阿拉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則傾 向尋求自身信仰的協助。上述研究初步顯示了文化、教育水準等人口學變項與宗 教因應的選擇有關聯。同樣的，宗教信仰的虔誠（Pargament, 1997）、對於上帝 的依附關係（Belavich & Pargament, 2002），亦與宗教因應的使用、因應類型的選 擇存在相關性。因此，個人的信仰深度、內涵與人口學變項，對於個體選擇應用 靈性資源來面對壓力，扮演著當然的重要角色。

貳、融合靈性之壓力因應架構

除此之外，Lazarus 與同事們所發展關於壓力與因應的理論，提供了另一個 解釋此問題的方向（Lazarus, 1981; Lazarus & Folkman, 1984）。實際生活中，不 論是面對相類似的壓力情境，或完全不同的壓力源，個體所展現的處理方式及策 略中所包含的因應類型數量皆可能因人而異。舉例來說，面臨大考將至卻又自覺 未準備充分的情境下，有的人會減少睡眠時間挑燈夜戰，有的會選擇向朋友求助，

也有的人會於讀書之餘向上蒼祈求考試的順利。為了解釋個體在遭遇壓力情境下 所展現因應的變異性，Lazarus 與 Folkman（1984）認為需要考量「認知評估」

在兩者間的中介角色。認知評估（cognitive appraisal）為個體分類所遭遇壓力的 內在歷程，主要是聚焦在評估所遭遇壓力的意義和重要性（Lazarus et al., 1984），

包含初級評估與次級評估，定義分別如下：

初級評估（primary appraisal）：

評估所遭遇的情境對個人健康安適（well-being）的影響與影響之程度，

可分為以下三類：（一）當遭遇情境的結果被評估與個人全無風險或利益關 係時，即為無相關的（irrelevant）。（二）而當遭遇情境之結果被個體理解 成能維持、增加安適時，則屬正向有利的（benign-positive）評估。（三）僅 當遭遇情境被評估已造成或預期將導致個人安適之損傷，則屬具壓力的

（stressful）。

次級評估（secondary appraisal）：

評估什麼方法是可能可以被運用來處理、避免壓力帶來的負面影響，

或是增加健康與安適。次級評估是一個複雜的評估，考量內容包括：哪些 因應選項或資源是個體可利用的、不同因應策略分別能達到預期結果的可

能性、個體本身能有效應用特定因應策略的可能性。

在考量利害攸關的初級評估與衡量因應選項的次級評估兩者互動之下，形塑 了覺知的壓力程度及情緒反應的內容、強度。例如，假設遭遇一模一樣的壓力情 境，當個體評估缺乏因應資源或無法有效處理該遭遇時，會更容易感受到較高的 壓力程度及負向情緒反應；或者，縱使自覺有相當的能力處理遭遇之壓力情境，

個體仍可能因面對危害風險較高的情境而產生較高的壓力感受。

另一方面，認知評估也會接著影響因應歷程。Folkman、Lazarus、

Dunkel-Schetter、DeLongis 及 Gruen（1986）以 85 對至少家中有一孩童的夫婦為 樣本，進行每月一次並且為期半年的訪談與自陳量表資料收集，每次皆分別詢問 針對訪談近一週內所遭遇之最大壓力的初級評估、次級評估及因應類型。研究結 果發現受訪者所展現的因應類型與其當下的認知評估有很強的關聯性，意即受訪 著自身不同的初級評估與次級評估，會在所展現的因應類型上有所區別。舉例來 說：當評估所遭遇情境使得自尊受威脅的程度高時，受訪者會展現相對多的自我 控制因應與較少的社會支持尋求；而個人評估所遭遇情境的可改變性高比起可改 變性低者，會展現較多的問題解決、正向再評估等因應類型。

以 Lazarus 等人（1984）的壓力理論為基礎，Pargament（1997）率先將壓力 與因應概念拓展至理解個體在壓力下的宗教、靈性資源使用，尤其著重於釐清宗 教因應的內涵及功能。進一步地，透過整合宗教、靈性、因應與健康等過去相關 實徵研究，Gall 等人（2005）更嘗試提出一個融入靈性至壓力因應歷程的概念架 構，如圖2-1 所示。當遭遇壓力源（如：某壓力情境事件），個體會進入初始階 段的靈性評估歷程，包含：1.試圖初步理解壓力事件的歸因評估，可能從宗教信 仰、命運、他人或自我的信念角度出發，以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如：事件的出 現與上帝有關）。2.衡量該事件所造成之影響的初級評估（如：對自己與上帝關

係的傷害）。3.衡量因應資源及因應方法可近性和效用的次級評估（如：靈性資 源）。接著，與次級評估互動關係密切之因素則屬靈性連結（spiritual connections），

代表個體與自然環境、他人（宗教信仰團體、家庭、朋友…）、超越自然之存在

（神）的聯繫與關聯感，皆可視為其面對壓力時之因應資源，同時也影響著因應、

意義建構等歷程。靈性因應行為（spiritual coping behavior）（於本研究中屬於宗 教因應的概念）為壓力源與適應結果的中介變項，於此架構中又可區分為宗教團 體的公開行為（如：參與禱告會、進香團、集體崇拜）、個人的靈性行為（如：

讀經禱告、祈福）、非傳統的靈性行為（如：運用上帝意象）等類別。同時，在 壓力與因應的互動歷程中，個體會逐漸形成由該情境遭遇所衍生的意義建構，並 存在著機會能進一步將壓力事件做意義上的轉化，進一步影響個人的生命目標、

自我成長、個人轉變，以及情緒、社會、身體與靈性各方面的健康安適。除此之 外，個體的宗教傾向、所屬教派與團體規範、問題解決處理風格、動機期望等個 人因素，如同此壓力因應架構的脈絡，亦會分別影響著個體的評估、資源、因應 等歷程之內的各個要素。

Gall 等人（2005）認為整個靈性架構下之因應歷程是個動態的過程，且結構 中的元素大多彼此相關連，甚至交織互動著。雖然，此因應歷程的靈性架構模式 經過四位不同宗教之靈性照護工作者（印度教、基督教、猶太教、穆斯林信仰）

對照自身實務經驗後，提出檢視及調整建議，且架構內之各變項定義尚屬明確，

然變項的內涵與彼此間關係的方向性仍缺實徵證據支持，尚須未來的實徵研究持 續地提供檢驗與修正。總的來說，根據Gall 等人所提出的靈性因應模式顯示，

壓力下宗教因應行為的展現會受靈性歸因、認知評估、靈性連結（因應資源）及 個人特質等因素所影響。

不論是否歸屬於任何宗教信仰團體或宗教組織，逾八成的台灣人民有著程度 不一的宗教信仰，生活各層面亦可能廣泛地受到神明、上帝、佛祖、祖先等靈性

資源不等的影響。因此，以靈性概念融入於理解壓力因應歷程，將能貼近台灣大 多數自認為有信仰者的真實經驗。陳秉華、程玲玲、范嵐欣及莊雅婷（2013）針 對17 名本土的基督徒進行訪談，並以扎根理論為研究方法，嘗試探究生活壓力 事件及所伴隨之靈性掙扎壓力的因應歷程。其質性分析、歸納的結果與Gall 等 人所提出的模式相類似，受訪者面對壓力事件時所採取的靈性因應行為，係指因 應壓力所運用的與神、與人連結之相關特定行為，受個人信仰狀態（個人特質）、 靈性與心理詮釋（歸因與認知評估）、資源的使用所影響。當中，因應資源又可 細分為神（靈性的）、他人（教會的、家庭的、一般人際的、專業的）、自己（個 人的）等三種來源。

以融合宗教、靈性概念的壓力因應模式之角度出發，本研究嘗試初探何種個 人的特質、傾向，又或者當下的何種認知內容與歷程，使得個體尋求人以外的資 源來因應壓力情境。Pargament、Koenig 及 Perez（2000）曾提到：當在被問起處 於極大壓力情境下會如何因應時，許多的受訪者會提到宗教。並且，與宗教信仰 相關資源（如：神、超越者等靈性資源；宗教團體）亦被列舉為最使用的壓力因 應資源（Pargament, 1997）。相似的，Koenig 等人（2001）的研究也發現宗教因 應行為最常使用在當個體遇見重大壓力事件時。此外，在一些族群，特別是長者、

少數民族，或是當面臨威脅生命的危機時，宗教往往被報告是比其他因應資源更 被頻繁使用（Conway, 1985）。根據 Krause（1998）的研究，在追蹤了 500 名居 住在生活品質惡劣的社區超過四年的上年紀成人之後，發現他們比起居住品質稍 好者更多使用、倚賴宗教因應方法，且自評的健康狀況受到惡劣生活品質的影響 也相對較少。此一發現除了顯示宗教因應的使用可能為環境壓力的健康保護因子 外，亦顯示了面臨更大生活壓力的個體有更多的可能會展現宗教因應。如同面臨 末期疾病、工作危機、存亡等壓力情境，Pargament 認為他們很可能是因著明白 自身的極限，轉而尋求更高層力量的解決辦法。因此，宗教因應會被特定的情境 所引發，特別是當這些情境（如：死亡、末期疾病）所帶來的壓力，超過了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