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討論

在嘗試探究宗教因應歷程的研究中，對於宗教因應測量工具的考量是重要 的研究步驟之一。本研究翻譯國外已經過完整發展且被廣泛使用於測量宗教因 應方法的RCOPE（Pargament et al., 2000），並以 163 位台灣大學生為樣本進行 因素分析，嘗試建立一個能夠測量台灣人使用宗教因應方法程度的量表。結果 發現，有別於Pargament 等人將 RCOPE 區分成 17 個不同的組成因素，本研究 之因素分析結果以萃取出兩個因素為最適合。雖然此中文翻譯之宗教因應量表 與原文量表間的因素數目差異甚大，然而對照Pargament 等人（1998）依據不 同因應向度與正、負向適應結果之關係，他將所有宗教因應策略分為兩大類：

與正向適應結果有正相關的向度統稱為「正向宗教因應（positive religious coping）」；而與負向適應結果呈現正相關者統稱為「負向宗教因應（negative religious coping）」。本研究所萃取出之兩個因素恰好能分別屬於上述兩類概念之 範疇，意即「積極宗教因應」所包含的題項正好大致對應於正向宗教因應所屬 之題項，而「消極宗教因應」所包含之項目亦大致能對應屬於負向宗教因應範 疇之項目，間接地顯示了本研究以兩因素來歸類宗教因應中文翻譯題項的適切 性。再者，進一步探究此中文化量表及原量表於因素數量存在差異之理由，筆 者推測東、西方宗教信仰的文化背景可能為主要的原因。由於原RCOPE 量表 在項目的編製上是參考西方已存在之宗教相關量表，以及個體於壓力下實際使 用與宗教信仰相關的方法，故量表中項目的類型、描述皆以西方基督教信仰與 文化的內涵為主。然而，對於台灣之受試者而言，不僅宗教信仰類別與西方基 督信仰不同，宗教信仰相關活動的經驗也可能迥異於西方。如此一來，以西方 信仰生活與宗教活動為基礎的各個題項，台灣的受試者則不一定能精確地作出

區別。舉例來說，針對主動降服於神的安排、懇求神降下神蹟、與神共同解決 問題等三個向度的題目，有部份的受試者於測驗後會反饋並不容易區分差異。

既然許多題目間對台灣的學生樣本在判斷上差異不大，故推論此中文翻譯宗教 因應量表所能呈現的相異因素的數量將因此減少。但不論如何，本研究之因素 分析結果，已顯示了「積極宗教因應」與「消極宗教因應」兩個向度是跨文化、

跨宗教信仰類別而存在的宗教因應之構念。

進一步來看，除了能預測正、負向適應結果之外，Pargament（1998）認為

「正向宗教因應」（本研究指積極宗教因應）是個體與神有安全穩固的關係、存 有任何生活情境都具意義之信念、與他人有靈性連結等的表現，如：「04.將我 的狀況視為 上帝/神明/祖先/至高者 計劃的一部份」、「10.在我做完一切所能做 的之後，把局面交給 上帝/神明/祖先/至高者」、「16.懇求 上帝/神明/祖先/至高 者 使事情的結果好轉」、「41.求神 上帝/神明/祖先/至高者 幫我找到生命的新 目標」、「47.從神職人員身上尋找靈性支持」……等題項皆屬之；而「負向宗教 因應」（本研究指消極宗教因應）則被認為是與神之間較不安全的關係或於尋求 信仰之掙扎經驗等的表現，包含：「08.相信（魔）鬼要為我的處境負責」、「09.

覺得自己不夠虔誠而被 上帝/神明/祖先/至高者 懲罰」、「21.與 上帝/神明/祖先 /至高者 討價還價，來使情況變好」、「35.懷疑神職人員是否真的會陪在我身邊」、

「38.質疑 上帝/神明/祖先/至高者 對我的愛」……等題項。綜合來說，個體如 何看待靈性資源與自己的關係，如：安全感、信任感、親疏、不確定感…等，

可能為個體使用積極或消極宗教因應策略的關鍵。當個案視靈性資源為安全、

可靠、可信任、樂意給予協助時，則可能傾向使用積極的宗教因應；反之，當 個案自認靈性資源與自己關係的不安全感、不確定感、不信任感程度高時，則 可能會使用消極宗教因應的策略類型。另一方面，根據本研究總樣本的結果，

積極、消極宗教因應兩者間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關，意即當個體使用消極因應 的程度（頻率）越高時，其消極宗教因應方法的使用程度也會越多，顯示個體

仍可能同時使用兩種不同類型的因應策略於同一壓力情境下，例如：人們可能 一方面解釋壓力情境是魔鬼所造成的，一方面又尋求神的保佑或介入。此外，

從結果看來，不論是一般性或是特定性的情境，受試者使用積極宗教因應策略 的程度（頻率）皆高於消極宗教因應之使用，顯示會選擇求助靈性資源來面對 壓力情境的個體，可能更多傾向於認定神明、上帝等靈性資源是善意、可信、

可靠的，而此一結果亦與過去其它的研究發現相一致（Bjorck & Thurman, 2007;

Pargament et al., 2000）。

為了能夠持續了解宗教因應歷程的全貌，探究引發個體於壓力情境下選擇 使用宗教因應方法的前置因子，是本研究另一個重要的目的。首先，根據Gall 等人（2005）提出之因應歷程靈性架構，個體本身的宗教信仰相關變項對其選 擇宗教因應的影響是需要被考量的。本研究結果顯示，宗教信仰的主觀重要性、

虔誠程度、宗教信仰團體（成員）的重要性皆與宗教因應有顯著的正相關。換 句話說，當個體認為靈性資源、宗教資源、宗教信仰團體對自身越重要，或是 當主觀評估自己對宗教信仰越堅定，則在選擇透過靈性資源來理解、應付壓力 情境的頻率或程度會越高。對照於Gorsuch（1984）的概念，他認為宗教信仰 在心理上可視為由一個抽象層次的構念及其他與之相關的次向度所組成；同時，

此一抽向層次的構念如同個體的特質或人格傾向（如：虔誠、主觀重要性…），

會影響著其他相對具體的層面，特別是與宗教信仰相關的次向度，如：個人宗 教性經驗、想法、活動參與、行為、宗教因應…等。因此，類似於特質的個人 宗教相關變項，在往後宗教因應歷程的相關研究中皆不能忽視。

除了宗教信仰重要與否的知覺、虔誠程度之外，宗教因應的風格為另一種 個人的特質傾向。筆者採用了同一份中文化的RCOPE 量表，先讓受試者依照 自身過去一年宗教因應方法的普遍使用狀況作答，用以作為其宗教因應風格之 指標；爾後，再請受試者針對一件特定的高壓力情境下之因應經驗來填寫，以

評估其特定性宗教因應的使用。本研究中發現兩個結果：（一）不論是代表因應 風格或傾向的一般性宗教因應，亦或是情境相依的特定性宗教因應，兩者在探 索性因素分析上呈現相同的結構，不僅皆可萃取出積極、消極宗教因應向度，

項目之因素範疇歸屬亦幾乎雷同，且兩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皆高，顯示中文化 之RCOPE 量表所隱含之構念能被受試者清楚地且一致地區分，具結構上的穩 定性。（二）一般性宗教因應（因應風格）與特定性宗教因應間有顯著的高正相 關，代表可能平常傾向於越多透過靈性資源面對壓力者，在特定壓力情境下之 宗教因應的使用也會越多，反之亦反。縱使，有學者認為個體於特定壓力下使 用的因應策略，應主要受其所處之情境類型所決定，而單純與因應傾向或風格 的相關程度並不會太高（Folkman & Lazarus, 1980）；然而，在 Carver 與 Weintraub（1989）的研究中發現，相較於計畫、主動因應、接受、否認…等因 應策略，在因應傾向與特定情境間的使用程度存在低的正相關，僅有「轉向宗 教」（turning to religion）的因應策略，於因應風格與特定情境之使用兩者間，

呈現中高程度的正相關。綜合上述，推論宗教因應風格對於特定情境下之宗教 因應策略的選擇可能有明顯的影響，意即宗教因應策略的使用具有跨情境的穩 定性，惟此兩者的相關程度仍需稍保守地推論，原因將詳述於研究限制一節。

此外，本研究也呈現了個人所知覺的內、外在資源與其使用宗教因應方法 程度（頻率）之關係。不論自身屬於何種宗教類別，結果顯示因應自我效能感、

社會支持等因應資源，與特定情境下之宗教因應反應並不存在相關。同時，分 屬高、低因應自我效能感組別之受試者，兩組在特定性宗教因應的使用程度上 並無差異；分屬高、低社會支持組別之受試者，兩組在特定性宗教因應的使用 程度上亦沒有不同。表示個體所知覺的內在資源（因應自我效能感）與外在資 源（社會支持），並不影響個體於特定情境下尋求靈性資源協助的程度，與本研 究先前的假設不符。探究可能理由之一，根據Shortz 與 Worthington Jr（1994）

所提出之概念，個體對壓力事件所產生的靈性歸因評估與宗教因應的使用選擇

間存在著相關性。故筆者推測，個體在壓力情境下之宗教因應方法的選擇，比 起其內、外在資源是否缺乏，反而與其是否將該壓力視為與宗教信仰、靈性相 關可能有較明顯的關聯性，仍需待後續研究進一步的驗證。可能原因之二，本 研究之樣本於因應自我效能感與社會支持等資源的主觀評估上皆偏高，而此抽 樣偏誤則可能導致本研究結果僅能呈現高內、外資源受試者的宗教因應狀況，

而無法反應實際上低內、外在資源樣本之經驗，造成結果與研究假設不相符的 狀況。

雖然不在本研究原先所假設的範疇之內，需特別注意的是，根據總樣本的 結果顯示，不論是因應自我效能感，或是所知覺的社會支持，兩者均與特定情

雖然不在本研究原先所假設的範疇之內，需特別注意的是，根據總樣本的 結果顯示，不論是因應自我效能感，或是所知覺的社會支持，兩者均與特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