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士人多旋律線的自改革
二、 官箴吏治與政府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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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官箴吏治與政府革新
定義一個時代的盛衰殊甚不易，遑論為衰世尋找起點。吾人僅能在士人 的隻字片語中求索，藉以描繪時代樣貌。洪亮吉在奏疏中指陳：1790年以降 為重大轉捩點，此後下情無法上達，官吏貪贓枉法，人材消磨殆盡，士人不 知廉恥，賞罰不明與言路未通等，致使變亂紛乘，不復乾隆盛世60。龔自珍 論析乾隆末年諸多亂象，生齒日繁，氣象狹隘，黃河為患，人心風俗不復淳 化，已呈王朝衰世之象61。
1790年，尹壯圖(1743-1808)上疏直指督撫貪玩之情，「吏治廢弛」已極，各 地商民泰半「蹙額興歎」。當清高宗進一步要求尹壯圖提出具體事證時，尹 壯圖旋即改稱「措詞過當」，奏請治罪。刑部議處斬立決，獲清高宗加恩免 死，改授內閣侍讀、禮部主事等職62。無獨有偶，1793年，洪亮吉揭露官員、
胥吏諸多弊病，強調官員之賢能與否影響深遠。迄乾隆晚期，官員之外，胥 吏之害更甚以往，非僅把持官府，淩脅士人，且魚肉里閭，宜戒慎其事63。 洪亮吉為川楚教亂中殉職的王翼孫(1757-1796)撰寫行狀時，刻意強調王翼孫雖 為巡檢，卻能撫民禦敵，迥異於封疆大吏聞賊而逃，推諉塞責之行徑64。洪 亮吉將整肅吏治列為平定川楚教亂的首要之務，直言斯時吏治敗壞已百倍於 十年、二十年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竊占捐賑撫卹，蝕 糧冒餉，避罪就功，推諉塞責。當務之急宜明賞罰，肅吏治，以通上下之情65。
60 見：洪亮吉，〈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洪亮吉集》，1/ 223- 230。
61 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龔自珍全集》，105- 112。
62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6/ 322/ 10799- 10801。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7(北 京：中華書局，1987)，2029- 2032；葛劍雄，〈清乾隆年間尹壯圖上疏事件始末〉，《探 索與爭鳴》，7(上海，1996.07): 43- 46。
63 洪亮吉，〈守令篇〉、〈胥吏篇〉，《洪亮吉集》，1/ 24- 26。
64 洪亮吉，〈敕授登仕郎晉贈武德騎尉卹授雲騎尉世職湖北呂堰驛巡檢王君神道表〉，《洪 亮吉集》，1/ 198- 200。
65 洪亮吉，〈征邪教疏〉，《洪亮吉集》，1/ 206-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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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病逝，清仁宗以懲治和珅展現親政實力，且迭頒詔書廣求諫言，
冀期振衰起敝。清仁宗並且為尹壯圖平反，諭曰：尹壯圖於1790年所奏之事 雖查無實據，但必事出有因，皇帝深知彼時各省督撫「冀圖朦蔽，多係設法 那移，彌縫掩飾」，故「似此敢言之臣，急宜錄用」，諭令來京候旨擢用。尹 壯圖抵京後，以母老乞恩歸養，清仁宗賞予給事中銜。尹壯圖則奏請清查各 省陋規，指稱：1765年前後，吏治風氣已出現重大轉變，此前雖有陋規，係 為公私應酬之用。其後風氣漸趨奢靡，人心狡詐，上下官吏皆喜夤緣攀附，
致使苛斂日甚，遠逾陋規之數。尹壯圖將吏治視為腹心之患，強調澄清吏治，
即可消滅賊匪。雖然清仁宗平反了尹壯圖1790年的奏疏案，但卻認為尹壯圖 奏請清查各省陋規事，窒礙難行。清仁宗強調各省陋規相沿已久，難以斷然 革除。如依尹壯圖的建議，將陋規項目「明示科條」，「定為成式」，則流弊 無窮66。
當此之際，不少士人紛紛上書陳述己見，指摘國家弊病，其中乾隆末年 以降，因和珅崩壞的吏治，尤為士人抨擊核心。如國子監祭酒法式善擬訂8 項條陳上奏，即強調應整頓吏治，行維新之政。山東道監察御史何道生
(1766-1806)則奏請清仁宗當整飭吏治，禁革奢靡，訪察民隱。面對臣下諫言，
清仁宗始終難以虛心接受，如法式善上奏內容遭清仁宗一一駁斥，並將其解 職，諭交大學士與軍機大臣會同審訊67。與法式善、何道生時相唱和的洪亮 吉，亦在此時陳奏〈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將上疏諫言的風潮 推向高峰。
在進呈奏疏前，洪亮吉與友朋間的詩詞唱和，即已透露些許端倪。例如 在參加法式善邀請的極樂寺遊憩時，賦詩述及與同人縱論時事，擔憂川楚教
66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7/ 2032- 2033；尹壯圖，《尹楚珍先生年譜》，收入：《叢 書集成續編》，31(上海：上海書店，1994)，737。尹壯圖奏疏內容，轉引自：周健，〈陋 規與清嘉道之際的地方財政──以嘉慶二十五年清查陋規事件為線索〉，《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臺北，2012.03): 147。
67 趙雅麗，《晚清京師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南京：鳯凰出版社，2011)，110；中華書局影 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 56/ 721-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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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已令前線將士兵疲馬困，官吏因循苟且，暴斂橫徵，尤為倒懸之急。自謙 無權勸諫，惟賴同志直言救國。其後，洪亮吉作詩20首，嚴詞抨擊官場奢靡、
賄賂，胥吏為害，綱紀廢弛等陋習，並慨歎無才可用。洪亮吉自言將以桔槔、
反舌鳥為惕，不願俯仰由人，默然無聲68。故爾在〈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 言時政啟〉中，直言當前風俗日趨卑下，賞罰未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 肅未肅，且將矛頭指向清仁宗，謂其臨朝聽政不復勤勉，君側出現熒惑聖聽 的小人，要求清仁宗當法清世宗之嚴明，以整肅吏治，安民樂生，且效清聖 祖之寬仁，以轉移風俗69。洪亮吉上書成親王後，知即將獲罪，故「棄官待 罪」，與知交好友作別於宣南坊蓮花寺，同人知悉後，無不驚懼恐慌，以為 將遭不測。儘管清仁宗要求臣下勇於進諫，然洪亮吉的尖銳言詞，仍觸怒清 仁宗。清仁宗罪其不以成例上奏，並「以無稽之言，向各處投札，是誠何心？」
疏入之日，將洪亮吉革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擬依大不敬罪，判處 斬立決。翌日，清仁宗念其為讀書人，傳旨加恩從寬免死，改發往伊犂，交
將軍保寧(1734-1808)嚴行管束，隔日即行，不得延誤70。
事件爆發後，一時間洪亮吉聲名大噪，包括知交好友與庶民百姓均表達 崇敬之意。關押之時，不少官員特地前來慰問，包括：張惠言(1761-1802)、陶 登瀛、王引之、吳鼒(1755-1821)、戴敦元(1767-1834)、法式善、管同(1780-1831)與阮 元等人。好友張問陶則賦詩慰問，勉其毋須在意一時毀譽71。然因事出突然，
且諭令立時出發，故一切皆由姻家崔景儼及其友人王蘇、莊曾儀(1769-1807)等 協助操持。與洪亮吉互不相識的戶部主事成格(1769-1838)，以房屋抵押，換得 300兩相贈，其餘故交素識亦慷慨解囊，助其成行。待洪亮吉行至彰儀門時，
滿漢官員、百姓，「慰問者不絕於道」，其中不乏素昧平生之人。崔景儼、莊
68 洪亮吉，〈四月二日法祭酒式善邀同人至極樂寺小憩分韻得月字〉、〈偶成二十首〉、
〈自勵〉，《洪亮吉集》，2/ 939- 943; 945。
69 洪亮吉，〈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洪亮吉集》，1/ 223- 230。
70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 50/ 640- 642。
71 張問陶，〈懷稚存〉，《船山詩草全注》，3/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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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儀、張惠言與陶登瀛等人更送行至蘆溝橋，並與洪亮吉秉燭夜談，洪亮吉 乃賦詩感念張惠言及諸多友人送行之情72。洪亮吉離開京師往西安行，經蘭 州、肅州、過嘉裕關抵伊犂，沿途賦詩記述見聞，38位友朋門人與之唱和，
輯為《萬里荷戈集》73。各地居民「圜觀而拜於馬前。將宿，或薦酒饌，已 寢，則置牖上，以首叩戶闥而去」，地方州縣官無不熱情接待，如李景梅、
蔣榮昌、陳曰壽、朱勳(？-1829)、莊炘(1735-1818)、費濬、錢坫(1741-1806)、楊芳燦
(1753-1815)、楊揆(1760-1804)、姜開陽、唐以增與周能珂等人，均饋以衣食，談論
時局。其中錢坫、楊芳燦與楊揆等人，與洪亮吉皆曾共事於畢沅(1730-1797)幕 府，誼屬故交74。
洪亮吉抵達伊犂後，自云擬效法陸贄(754-805)謫貶四川時，深居簡出，鑽 研醫理，除拜謁將軍外，大多閉戶不出，讀書度日75。後因京師亢旱，清仁 宗親自登壇祈禱，下詔清理庶獄，加恩釋回謫戍之人，澄清洪亮吉獲罪非因 拒諫，而係違例呈奏，但深感其愛君之心，故將洪亮吉的奏疏置於左右，以 為警省，萬望諸臣仍師其行，直言不諱，以副求治之心，並傳諭將洪亮吉釋 回原籍。趙懷玉(1747-1823)為洪亮吉撰述墓志銘時特別指出：洪亮吉謫戍伊犂 僅百日，係開闢新疆以來，遣戍新疆之漢員，賜還最速者76。楊芳燦在收到 洪亮吉之信札，得知將獲賜還時，亦賦詩誌喜，詩中追憶兩人在蘭山話別，
互道珍重的情景，並讚賞其慷慨諫言的勇氣77。曾燠(1760-1831)則將洪亮吉與蘇
軾(1037-1101)、賈誼(220BC-168BC)相比擬，然皇恩浩蕩，不僅未加殺害，亦未禁
72 洪亮吉，〈蘆溝橋口占贈張吉士惠言并寄同館諸君子〉，《洪亮吉集》，3/ 1199- 1200。
73 洪亮吉，《萬里荷戈集》，《洪亮吉集》，3/ 1199- 1227。
74 倪惠穎，〈論乾隆朝不同文章流派的衝突與互動──以畢沅幕府為中心〉，《南昌大學 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9.3(南昌，2008.05): 114- 118。
75 洪亮吉，〈伊犁紀事詩四十二首〉，《洪亮吉集》，3/ 1211- 1215。
76 趙懷玉，〈皇清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墓志銘〉，《洪亮吉集》，5/ 2362- 2363。
77 楊芳燦，〈喜得洪稚存入關之信書此代簡〉，收入：楊芳燦，《芙蓉山館全集》，收入：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77(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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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章78。
洪亮吉獲悉加恩遣戍伊犂時，有詩云「從此餘年號更生」，得知特旨釋 回原籍時，尤感激涕零，不意竟有生還之日79。此後洪亮吉不時在詩文中表 達對清仁宗的感念之情，謳歌清仁宗乃前所未有的聖德之君，僅使其遣戍萬 里，卻未加誅戮，本罪當萬死之人，竟獲此高天厚地深恩80。返鄉幽居的洪 亮吉，專注於詩文著述與纂修地方志。詩集內容多屬與友朋間的宴遊酬酢，
與獲罪遣戍前勇於針砭時政的態度大相逕庭。前此除著名的〈征邪教疏〉與
〈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外，洪亮吉不時在詩詞中指摘社會積弊，
如眼見川楚教匪難平，借送友人歸里之際，賦詩諷曰：「二千石吏倘奉法，
五斗米賊何難平」81。且不時慨歎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苞苴興盛82。釋回後 的洪亮吉，僅偶述小民生活困頓情景，與連年天災造成生靈塗炭，少有尖銳 抨擊83。
然嘉道年間以降，吏治問題積重難返，士人爭相抨擊。惟鑑於洪亮吉的 遭遇，即使清仁宗屢頒詔書，廣求諫言，士人率皆謹慎回應，鮮少出現如洪 亮吉的嚴厲諫言。1813年，天理教亂後，清仁宗再次頒旨求言，姚文田(1758-1827)
上奏指斥胥吏欺瞞官員，苛斂百姓情事，致使民力殫竭。奏摺之言詞明顯和 緩許多，且不忘頌揚1799年以降，清仁宗「澄敘官方，勸懲並至」的用心84。
上奏指斥胥吏欺瞞官員，苛斂百姓情事，致使民力殫竭。奏摺之言詞明顯和 緩許多，且不忘頌揚1799年以降，清仁宗「澄敘官方，勸懲並至」的用心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