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二、 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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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脈絡，試圖探尋對清朝人而言，「清朝」是什麼14。本文之作殆亦有此意，
冀期瞭解對清仁宗(1760-1820)、清宣宗與清文宗(1831-1861)而言，清朝是什麼？對 此時的士人而言，清朝又是什麼？嘉道咸之際(1796-1861)諸多制度敗壞，災荒 與戰爭，宛如一次次的地震，不僅撼動老舊房舍，亦讓人民感到惶恐，雖已 有士人察覺時移世變的徵兆，但仍侷限於少數敏感士人與震央所在地附近。
直至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後，大地震始擴及全國，成為人們的共同記憶，並 產生休戚與共的強烈感受。本文試圖踏尋嘉道咸時期看似微弱的地震，探索 少數敏感士人觀察世變徵兆的論述，從中梳理士人的時代關懷，進而掌握整 體的時代脈動。
二、 研究回顧
本文聚焦於19世紀上半葉清朝嘉道咸時期，士人對國家社會遭遇的內 政、涉外事務、人心風俗和學術文化等，多重面向的觀察與評述。昔往類似 的討論多以通史性著作為主，橫跨範圍達百年以上。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針對19世紀以降的重大課題進
行討論，包括清朝開拓西北、西南邊疆地區，嘉慶年間的內政與地方叛亂，
鴉片戰爭，條約制度，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中興與自強運動等。書中闢有專 章論析清朝衰落的原因，如人口增長對經濟造成的壓力，漕運危機，貨幣與 稅收制度的混亂，以及各地大小叛亂，並將世變與學術趨向加以連結，惟僅
以魏源(1794-1856)的今文經學為例說明15。2010年日本岩波書店發行一套「シリ
14 岸本美緒，〈清朝とユーラシア〉，收入：歴史学研究会(編)，《近代世界への道──変 容と摩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11- 42。
15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11, Late Ch’ing 1800-1911.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中譯本：中國社會科 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下(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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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ズ中国近現代史」，計6冊，1-5冊講述19世紀至21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第 6冊為重要議題答問。執筆者均為相關領域的重要學者，但文字內容並非嚴 肅之學術體例，而近於一般科普讀本，曉暢易懂。其中第1冊由吉澤誠一郎 教授負責，書名題為《清朝と近代世界19世紀》。第1章以「包藏於繁榮中的危 機」為題，自乾隆晚年談起。書中所論聚焦於19世紀下半葉的諸多議題，嘗 試將19世紀的清朝置於世界發展大勢中，觀察此時清朝發生的社會、經濟、
地方叛亂與國際外交事務等問題16。同年，岩波書店另出版一套《岩波講座．
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其中第1冊《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19世紀》，同樣以19 世紀作為近代之起點。川島真教授在導言中重新檢討19世紀以降東亞地區與 西方國家的互動關係，兼或涉及19世紀前半的發展情形，但大部分仍以19世 紀後半西方諸國強勢介入後，引發的衝擊和轉變為主17。
部分學者則著重於18世紀的研究，如韓書瑞(Susan Naquin)與羅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教授合著《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特別標舉清朝在18世紀奠定的
各項基礎，舉凡政治結構、社會文化、學術思想與地區發展等，皆對日後產 生深遠影響。作者強調若仔細梳理18世紀的社會風貌，將可發現隱藏的線 索，以解答19世紀劇變的原因18。岸本美緒教授在〈一八世紀の中国と世界〉，
審視18世紀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高度評價清世宗(1678-1735)諸多施政舉措，對 清朝整體發展方向具有關鍵性影響19。
其他對本論文具啟發性之相關研究，下文擬以清代學術文化史與嘉道咸 時期為主軸，進行回顧。
16 吉澤誠一郎，《清朝と近代世界19世紀》(東京：岩波書店，2010)。
17 川島真，〈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一九世紀〉，收入：和田春樹(等編集)，《岩波講座．東 アジア近現代通史．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19世紀》(東京：岩波書店，2010)，1- 47。
18 Susan Naquin, Evelyn S.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中譯本：陳仲丹(譯)，《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南京：江蘇人 民出版社，2008)。
19 岸本美緒，〈一八世紀の中国と世界〉，收入：岸本美緒，《風俗と時代観──明清史 論集1》(東京：研文出版，2012)，11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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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代學術文化史研究
清末民初以來，已有部分學者從中長時段的角度出發，論析清朝學術文 化的發展。梁啟超(1873-1929)自1902(光緒28)年起於《新民叢報》連載有關中國學 術思想變遷大勢的文章，文中將近世學術分為四期，順康間、雍乾嘉間
(1723-1820)、道咸同間(1821-1874)與光緒間(1875-1908)，註記曰：「其實各期銜接攙 雜，有相互之關係，非能劃若鴻溝。讀者勿刻舟求之」。其中，雍乾嘉間的 核心為漢宋問題，而道咸同間為今古文問題。並點出「當嘉、道間，舉國醉 夢於承平，而定庵憂之，儳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無能及也」，
故新思想日漸萌蘖20。其後，梁啟超於1920年撰述《清代學術概論》，並將 1923-1925年於清華、南開大學等校講學之講義，彙集成書，題為《中國近三 百年學術史》。兩書皆詳細闡明清代整體學術發展之履痕，且因梁啟超亦參 與其中，故能提供第一手的觀察視野21。然錢穆(1895-1990)因不滿梁啟超論述清 代學術的觀點，將其任教於北京大學之講義集結成冊，於1937年出版，同樣 命名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諷刺近代學者多不知宋學，故評論漢 宋問題多失之公允。錢書以學案體方式論述，與梁啟超之主題式論述略有不 同22。
1949年齊思和(1907-1980)發表〈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縷述乾嘉以降 之史學，除簡要說明考據學方法外，著重討論道光年間的學術新風氣，包括：
談富強、講經世、今文經學運動、研究邊疆地理與外國史地，以及纂修當代 史等，敘述因受新史學影響展開的改編國史運動。翌年齊思和撰著〈魏源與
20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1 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2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有關梁啟超與錢穆 二人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研究，可參閱：周國棟，〈兩種不同的學術史範 式──梁啟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史學月刊》，4(開封，2000):
110- 117；胡文生，〈梁啟超、錢穆同名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中州學 刊》，145(鄭州，2005.01): 158-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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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學風〉，從魏源生存的時代環境切入，論析其學術研究與貢獻，諸如經 世思想、漕運、鹽法、河工與兵餉問題、掌故之學、邊疆與域外史地，以及 今文學等。凡此種種，皆為晚清重大政治與學術風潮，魏源或啟風氣之先，
或為重要推手，乃以魏源為中心，探問晚清學術思想脈動與時局變遷23。陸 寶千教授的《清代思想史》，討論清代各階段的思想變遷，勾勒其轉變之軌 跡，包括明末清初以降之經世思想，康熙朝的朱子學，清代經學，乾隆朝的 士林佛學，清代公羊學演變，嘉道史學與晚清理學等面向24。
除觀察清代中長時段學術發展的脈動外，針對特定學術思潮的研究亦所 在多有。王汎森教授選取明末清初之際士人的儒學宗教化、道德嚴格主義、
修身日譜與悔罪心態等議題，闡釋思想轉變的趨向25。清初以降，禮學一度 成為思想主流，降至18世紀仍係考據學的重要主題之一。王汎森教授以清初
「禮治社會」思想的流變，及其在社會上實際運作的情形進行析論26。張壽安 教授則藉由淩廷堪(1755-1809)與18世紀的禮學考證熱潮為例，說明禮學思想在 18世紀前後，伴隨社會秩序變遷，如何與時俱進27。乾嘉考據乃備受學者重 視之一環，考據學的成因，盛況與流弊，論著甚夥。杜維運(1928-2012)在《清 代史學與史家》深入解析乾嘉考據學派的形成，浙東史學派的興起，王夫之
(1619-1692)、戴名世(1653-1713)和全祖望(1705-1755)等人之史學思想28。其後之西學
23 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燕京社會科學》，2(北京，1949.10): 1- 35；
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收入：齊思和，《中國史探研》(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0)，599- 651。
24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83三版)。
25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社，2004)。
26 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 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2)，353- 392。
27 張壽安，《以禮代理：淩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1994)；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28 其他相關研究討論已汗牛充棟，無法在此盡舉，僅列出部分論著以供參考。見：余英時，
〈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清代思想史的一 個新解釋〉，收入：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87- 156；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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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漸思潮，學者亦多所關注，並從多面向闡述學術思潮的變容與風貌29。 儘管積累豐碩研究成果，但有關清朝學術文化史的研究，仍有若干缺 憾，蓋相關研究大多集中於清初、乾嘉與咸同年間。長久以來，乾嘉時代彷 彿凝聚成相同的時代氛圍，甚至在學術思想層面上，亦以「乾嘉考據學」涵 蓋。但歷史事實果真如此嗎？或許吾人應以更為細緻的角度重新檢視。
(二) 嘉道咸時期的相關研究
受到傳統王朝興衰觀念的影響，傳統史學研究者多以王朝或皇帝為分 界，進行討論30。故清朝皇帝向來是研究清朝歷史的焦點之一，尤以清聖祖
(1654-1722)、清世宗與清高宗(1711-1799)為然31。惟涉及清仁宗、清宣宗或清文宗
的研究，卻寥若晨星。如A Manchu Monarch: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a Ch’ing 一書，雖以清仁宗為主角，但近於生平傳記的敘述，未見深入論析32。傳教
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淸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硏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杜 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再版)；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中譯本：趙剛 (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5)；濱口富士雄，《清代考據學の思想史的硏究》(東京：囯書刊行会，1994)；木下 鉄矢，《清朝考證學とその時代：清代の思想》(東京：創文社，1996)；漆永祥，《乾嘉 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9 如：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鄒振環，《西方 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7)；鄒小站，《西學東漸：迎拒與選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30 有關王朝興衰觀的討論，可參閱：楊聯陞，〈國史諸朝興衰芻論〉，收入：楊聯陞，《國
30 有關王朝興衰觀的討論，可參閱：楊聯陞，〈國史諸朝興衰芻論〉，收入：楊聯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