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化民成俗與詩文救國
二、 文以載道與經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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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廷棟、何桂珍與李棠階等學者，倡議崇尚正學風氣，冀期轉移人心和士習 文風，因應時局挑戰65。
已出仕士人藉由刊刻勸諭告示的實際行動，作為整厲風俗與矯正人心的 方法。未出仕的士人則透過師友網絡相互規勸、砥礪，強調以身作則，從端 正自我心術開始，進而在詩詞文章，牧民為政上有所貢獻。藉詩文書信抒發 心得，在師友網絡中形成一股風潮。尤有甚者，則積極纂輯詩文，以宣揚理 念，擴大影響力。
二、 文以載道與經世思潮
1847年梅曾亮覆書朱艧云：「竊以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 此，雖其事之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
故撰文與為官皆需應世而變，因時制宜66。沈垚與張履信札則指陳：學術與 時運密切相關，並慨嘆今日「學術之衰，人心之壞」已極，「天下皆欺人之 人，天下皆求利之人」67。李棠階認為：今日之學者不務孝弟、為仁，僅追 求裝綴時文，富貴聞達，巧言令色以悅人。出仕後只求滿足一己私欲，致使 民不聊生，「盡逼成大亂景象，不盡驅民為賊不止」。凡此種種，「要皆由學
65 有關理學思想的後續發展，相關研究討論，請參閱：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中譯本：房德鄰(等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 (1862-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臺北：
文津出版社，1994)；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00)；李細珠，〈倭仁與道咸同時期的理學〉，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
《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58- 90；龔書鐸(主編)、
張昭軍(著)，《清代理學史》，下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112- 195。
66 梅曾亮，〈答朱丹木書〉，收入：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梘山房詩文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7- 38。
67 沈垚，〈與張淵甫〉，《落帆樓文集》，《續修四庫全書》，1525/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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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之誤至此」68。陳澧將天下治亂，歸咎於士習文風，指斥「天下亂由於學 術衰，學術衰由於懶讀書，懶讀書，亂天下矣」，故「救世事之亂，尤必須 學問」69。溫訓亦有相近論述：「天下之治亂生于人心，人心之邪正由于道術，
道術不一則人心邪」70。魯一同為潘德輿撰述行狀，追憶其治學宗旨「以為 挽迴世運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經術，其用在有剛直之氣，
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時之頑懦鄙薄，以復於古」71。1872(同治11)年林昌 彝為劉存仁《屺雲樓文鈔》題序，將文章與世運盛衰相結合，強調文章的理 與氣至關重要，文體可變，然理與氣不可變，故盛讚劉存仁之文頗有韓愈古 文遺風，「是能得理與氣之精，而具真雅真潔者也」72。
透過上述士人言論，清楚呈顯士人將世運盛衰寄託於文章的想法，深信 傳布文章可轉化風俗，振起世運。欲倡導經世思潮，則纂輯經世文章；欲推 廣忠孝節義精神，則編纂忠孝人物之文集，刊而廣布，可令讀者心嚮往之。
相較於歷代，清廷官方或私人編選歷史文獻總集和時人文集的數量，遠甚各 朝，包括《全唐文》、《全唐詩》、《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嚴可均編 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李祖陶(1776-1858)纂輯《國朝文錄》、朱珔
(1769-1850)選輯《國朝古文彙鈔》、曾燠輯錄《國朝駢體正宗》等。甚至從《永
樂大典》輯出亡佚之書，如徐松(1781-1848)輯出《宋會要》、《宋中興禮書》和
《中興禮書續編》等73。凡此種種，略可透露士人對纂輯書刊的喜好程度。編
68 李棠階(著)、穆易(校點)，《李文清公日記》，874。
69 陳澧，〈與黃理厓書〉、〈與桂皓庭書(十七)〉，《東塾集》，《陳澧集》，1/ 164- 165;
433；陳澧(著)、黃國聲(選錄)，《東塾讀書論學札記》，《陳澧集》，2/ 376。
70 溫訓，〈訖邪〉，收入：溫訓，《登雲山房文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 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6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6- 68；所引在66。
71 魯一同，〈安徽候補知縣鄉賢潘先生行狀〉，《魯通甫集》，160- 164。
72 林昌彝，〈序〉，收入：劉存仁，《屺雲樓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 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02。
73 有關《永樂大典》的相關研究，參閱：顧力仁，《永樂大典及其輯佚書研究》(臺北：文 史哲出版社，1985再版)；張金梁，〈《永樂大典》纂修人研究〉，《文獻》，1(北京，
2009.01): 128- 138；張升，《《永樂大典》流傳與輯佚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0)。而有關清代士人輯佚書籍的研究討論，可參閱：胡喜云、王磊，〈清代輯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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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者在不同時代氛圍，修纂刊布書籍，或重新編選、組合收錄文章，皆有特 定意涵。如顧炎武《日知錄》不同版本的刪改情形，自章太炎(1869-1936)提出 質疑後，長期受到學者關注74。下文將以賀長齡纂輯《皇朝經世文編》，經世 文章的浮現與復活，以及「士大夫之學」的動態形塑為例，說明士人如何運 用編纂文集，傳達文以載道的理念。
(一) 賀長齡、魏源與《皇朝經世文編》
為因應明代中晚期以降的時代變局，自嘉靖年間開始，士人紛紛纂輯時 人奏疏或議論文章，冀期裨於實用。如張瀚(1511-1593)《皇明疏議輯略》、張卤
(1523-1598)《皇明嘉隆疏抄》、萬表(1498-1556)《皇明經濟文錄》、馮應京(1555-1606)
《經世實用編》等。1638(崇禎11)年陳子龍(1608-1647)、徐孚遠(1599-1665)、宋徵璧
(1602-1672)編輯《皇明經世文編》，正文504卷，補遺4卷，總計收文逾3,000餘
篇，將奏疏與文章合而為一。多篇序文均敘及《皇明經世文編》是為彌補時 人知古不知今的盲點，以為當前經世濟民之藥方75。
清初經世思想雖稍略頓挫，卻未曾消逝。黃克武教授的研究揭示：經世
學研究綜述〉，《圖書與情報》，1(蘭州，2009): 136- 140；郭國慶，〈輯佚與清代圖書 編纂〉，《江西圖書館學刊》，40.3(南昌，2010.08): 118- 121。
74 相關《日知錄》版本內容的刪改問題，可參閱：章太炎，〈序一〉，收入：黃侃、張繼(同 校)，《日知錄校記》(臺北：崔震華，1955再版)，1- 2；陳雪云，〈清廷毀書的罪證──
論河南省圖書館館藏四庫全書《日知錄》《明文海》抽毀本的價值〉，《圖書館工作與 研究》，123(天津，2004): 50- 52；周新鳳，〈《日知錄》文淵閣本抽毀稿解析〉，《圖 書館工作與研究》，130(天津，2005): 52- 53；張京華，〈前言〉，收入：顧炎武(著)、
張京華(校釋)，《日知錄校釋》，上(長沙：岳麓書社，2011)，10- 18。
75 如：張國維，〈序〉，收入：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 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22(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影印明崇 禎雲間平露堂刻本)，7- 11；張溥，〈序〉，《皇明經世文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 部》，22/ 22- 25；馮明玠，〈序〉，《皇明經世文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22/ 30- 34；陳子龍，〈序〉，《皇明經世文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22/ 38- 42。
相關討論，可參閱：楊豔秋，〈明代後期的“經世文”彙編〉，《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1(聊城，2005): 42- 45; 52；區志堅，〈從明人編著經世文編略探明代經世思想的 涵義──兼論近人對經世思想之研究〉，《中國文化研究》，23(北京，1999春): 9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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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有如伏流般，深潛士人心中，並非平地一聲雷驟然出現，即使在乾隆年 間，國勢正盛，觀察敏銳的士人陸燿(1723-1785)，仍冀望匡俗濟時。1776(乾隆41)
年山東按察使陸燿蒐羅清初以降400餘篇文章，分成12項類目，共30卷，輯 成《切問齋文鈔》。其特點在：分類方式迥異《皇明經世文編》以人繫文的 方式，較能清楚呈現編者的關懷核心。而陸燿以理學精神為主，對考據和詞 章之學有所評騭，凸顯調適和轉化趨向，作為經世思想的主軸76。道光年間 李棠階猶多次翻閱《切問齋文鈔》，略可說明其影響深遠77。
延續《切問齋文鈔》的經世思想78，1826年賀長齡委託魏源編纂《皇朝 經世文編》，翌年告成印行。《皇朝經世文編》收錄2,241篇文章，分為八大綱，
共63項細目，總計120卷，可謂卷帙浩繁。魏源在序文中，以「事必本夫心」、
「法必本於人」、「今必本夫古」與「物必本夫我」，揭櫫選纂經世文編的意涵79。 魏源闡釋纂輯五大原則，「審取」強調學術係全編綱領，故置於首位，縷言 應留意時勢變遷，僅選取切中時弊，當務之急的議論，以供參酌。「廣存」
說明係採集思廣益，毋加偏廢之旨。「條理」則表明是編排比，冀期綱舉目 張，事繁理賾，收觸類旁通之效。「編校」強調收錄之作，殆皆取其經世之 益，以求救時。「未刻」則可窺知魏源經世思想體系，除纂輯《皇朝經世文 編》，尚擬選編《會典提綱》、《皇輿圖表》、《職官因革》與《明代經世》等 書，包含制度、地理與借鏡前明得失等，以期「自葉流根，循源達渤，質之 往古如貫串，措之當世若指掌」。魏源進一步說明：「欲識濟時之要務，須通 當代之典章；欲通當代之典章，必考屢朝之方策」，舉凡典章制度、天文地 理、水利農工等，均應明其流變，庶能詳知病徵，對症下藥80。
76 有關《切問齋文鈔》的研究討論，可參閱：黃克武，〈理學與經世──清初「切問齋文 鈔」學術立場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6(臺北，1987.06): 37- 65。
77 如：李棠階(著)、穆易(校點)，《李文清公日記》，85; 87。
78 有關《皇朝經世文編》延續《切問齋文鈔》的研究討論，見：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
──以編纂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4)，23- 24。
79 魏源，〈皇朝經世文編敘〉，《魏源集》，上/ 156- 158。
80 魏源，〈皇朝經世文編五例〉，《魏源集》，上/ 158-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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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經世文編》的編目方式與《切問齋文鈔》相近，卻又不盡相同。
《皇朝經世文編》分為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與工政 等八大綱。綱下再細分各項類目，共63項。因魏源強調「萬事莫備于六官」，
故以吏戶禮兵刑工為綱，概括實務涉及之經世內容。此種編目方式或許受到
《大清會典》影響，從魏源闡述典章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擬纂《會典提綱》，
略可說明兩者的關連性81。曾國藩在自述學術脈絡時，將《大清會典》與《皇 朝經世文編》視為經濟之學的入門書，或可佐證時人對這兩部書的觀感82。 魏源在完成《皇朝經世文編》後，「念今昔病藥之相沿，常以對治而益 著」，於1837年另行纂輯《明代食兵二政錄》，收錄前明食政，如理財、養民、
賦役、稅課、荒政與鹽法等，計13類；以及兵政，如兵制、京營、屯餉、茶 馬、防守九邊形勢、西南土司與盜賊等，計24類，共78卷。清初諸帝率皆以 明為鑑，力矯前明之失，以為治國之策。值此多事之秋，面對諸多前代所無 之弊，如河患、河費；貨幣漏海外，漕鹺日敝，官民以此日困；科舉以聲韻 訓詁相高，翰林以書藝工敏，部曹以胥吏案例為才，舉天下人才盡出於無用 之途。魏源認為參酌前明得失，尋求為治之法，不失為解決之道，並指出明 代之得在「清仕途，培士氣」，儘管太監亂政，大兵大役加派於民，北韃南 倭疊相侵擾，國仍存不遽亡，略有指摘當前弊病，警惕士人之意83。1842年 魏源為湖北省崇陽縣知縣師長治撰寫墓誌銘時，猶自強調國家大政係食與戎84。
賦役、稅課、荒政與鹽法等，計13類；以及兵政，如兵制、京營、屯餉、茶 馬、防守九邊形勢、西南土司與盜賊等，計24類，共78卷。清初諸帝率皆以 明為鑑，力矯前明之失，以為治國之策。值此多事之秋，面對諸多前代所無 之弊，如河患、河費；貨幣漏海外，漕鹺日敝，官民以此日困；科舉以聲韻 訓詁相高，翰林以書藝工敏，部曹以胥吏案例為才，舉天下人才盡出於無用 之途。魏源認為參酌前明得失，尋求為治之法，不失為解決之道，並指出明 代之得在「清仕途，培士氣」，儘管太監亂政，大兵大役加派於民，北韃南 倭疊相侵擾，國仍存不遽亡，略有指摘當前弊病，警惕士人之意83。1842年 魏源為湖北省崇陽縣知縣師長治撰寫墓誌銘時，猶自強調國家大政係食與戎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