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戴《禮記》在漢世雖然不曾立於學官，但重要性並不亞於經。鄭玄《六藝 論》提及這兩部書的編輯者：「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 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240至於編輯的目的，是為了彌補《儀 禮》的不足。241《儀禮》有十七篇，其中十一篇載士或大夫禮，而事關天子、諸侯
234 《禮記．禮器》，卷 23，頁 451。
235 同上，頁 455。
236 同上，頁 456。
237 同上，頁 459。
238 鄭雯馨：〈《禮記．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釋異說及其影響探究〉，頁 163-164。
239 同上，頁 178。
240 《禮記》，孔穎達〈禮記正義序〉引，頁 9。
241 關於二戴《禮記》與《儀禮》的互補性，詳參葉國良師：〈二戴《禮記》與《儀禮》的關係〉，《經 學側論》，頁 11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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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唯有四篇，階級越高，記載愈少，尚不足以提供朝廷議禮、制禮的多元需求。
例如武帝即位，欲改易服色，重定郊天、封禪與宗廟之禮，但奉詔的儒生竟無所 作為，「十餘年不就」，242這是因為禮家缺乏文獻稽考，無法在改制上做出有力的發 言。243雖然武帝晚年至宣帝年間擔任博士的后倉發展了「推致」的方法，「推《士 禮》而致於天子」，企圖根據禮意與禮數差次，由卑而尊推論禮儀的隆殺，244但《儀 禮》本身涉及的禮類本就不多，這個方法能做的有限，畢竟許多禮類既然《儀禮》
已闕而不見，推致也無從做起。至於漢初雖有《禮》古經五十六卷的發現，245其中 存有許多天子諸侯禮，但苦無師承，在講求師法的漢代，自然難立於學官，獲得 採認。再者，大一統王朝對「禮」的需求，不僅止於一套套有固定章程儀節的禮 典，還需要能興辦政務的具體制度，如班爵授祿、職官組織、刑罰規範、曆法月 令等等，這些都不是窮究《儀禮》就能獲得。故最直接的彌補方法，就是從漢初 就發得的眾多古禮書與樂書，246有經亦有記，247選擇可供補充的篇章，故有二戴《禮 記》的編輯。
這些「記」的權威性雖然不如「經」，但是內容若不與經有所牴觸，儒生經 師仍會加以利用，影響力絕不亞於「經」。例如西漢宣帝甘露三年舉行的石渠閣 會議，戴聖與聞人通漢先後援引小戴《禮記．曲禮上》的「孤子當室，冠衣不純 采」、「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與〈王制〉的「（大夫）仕於家，出鄉不與士
242 見《史記．禮書》，卷 23，頁 1160-1161。如元鼎五年籌立郊祀，是由方士謬忌設計太一祠，不 見五經博士提供意見，見《史記．封禪書》，卷 28，頁 1386。又如元封元年籌辦封禪大禮，齊魯 儒生批評朝廷設計的禮器「不與古同」，卻又無法說明古制為何。見《史記．孝武本紀》，卷 12，
頁 474。
243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曾批評：「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 其原。」說的雖是今文學者固定一經，不願接受古文舊書材料的弊病，卻也側面反映說禮者即 便有推致也不濟事。見《漢書．楚元王傳》，卷 36，頁 1970。
244 關於后倉禮學的傳承，可參考江乾益：〈后倉與兩漢之禮文化〉，《興大中文學報》第十九期（2006 年 6 月），頁 147-167。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12 月初版 2 刷），頁 81-90。
245 見《漢書．藝文志》，卷 30，頁 1709。《禮》古經諸篇扣除與今《儀禮》重複者，剩餘的三十九 篇稱為逸《禮》。漢代之後，逸《禮》次第亡佚，今日只能由輯佚材料與僅存的篇名，略知其中 多有天子與諸侯的禮典。見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之《史記兩漢三 史補編》第參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 3 月初版。據開明書店版影印），頁 213。
246 葉國良師說：「二戴《禮記》選編的內容相當程度涵蓋了劉向及班固所見的禮、樂古籍」，換言 之，也不排除其他來源的可能性。見氏著：〈二戴《禮記》與《儀禮》的關係〉，頁 125。至於班 固所著錄者，詳參《漢書．藝文志》，卷 30，頁 1709～1711。
247 經者，指《禮》古經五十六卷裡，扣除與今《禮》重複者，其餘的禮篇，劉歆稱為「逸《禮》」， 鄭玄稱為「逸《曲禮》。」就小戴《禮記》而言，鄭玄認為其中的〈奔喪〉與〈投壺〉兩篇輯錄 自《禮》古經。《三禮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歸之禮。……實逸《曲 禮》之正篇也。」《禮記．奔喪》，孔穎達正義引，卷 56，頁 940。）又云：「名曰『投壺』者，
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亦實《曲禮》之正篇。」《禮記．投壺》，孔穎達正義 引，卷 58，頁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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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以及〈雜記上〉的「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
夫人曰：『寡小君不祿。』」以闡釋〈喪服〉經。248又如成帝初年，匡衡、張譚等 重臣認為在甘泉祭太一，於汾陰祭后土，「事與古制殊」，上奏議請改變郊祀制 度，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等人附和，更援引《禮記．祭法》所云「燔柴於泰壇，
祭天也；瘞貍於泰折，祭地也」，倡議地點設在國都的南、北郊。249東漢明帝對冠 冕制度的改革，《禮記．玉藻》也是依據之一。250可見漢人說「禮」，《禮記》未 曾置身事外。鄭玄會通三《禮》，欲建構、重現郁郁周制，也大量取用記文，實 是時代風氣影響。
一、對小戴《禮記》的認識
鄭玄認為小戴《禮記》各篇的作者與撰作時地不同，內容也時有矛盾，故應 用上仍須先通過《周禮》或群經的審驗。《鄭志》答趙商問〈玉藻〉與《周禮》
之異，有云：
《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 同，故難據。251
鄭玄認為《禮記》諸篇來源不一，大約撰作在禮制紛亂的春秋戰國，亦有遲至秦 末者。252當時違僭之事四起或自創新儀，撰作者受時代所限，未能分辨周之正禮，，
故各據所聞載錄，諸篇內容自然異說紛陳，時有衝突。鄭玄雖然為《禮記》作注 以成「三禮」之學，卻不把它視為會通的核心，除了考量到「記」的地位，也在 於它缺乏系統性。這種特質說的不只是《禮記》全篇，也是指個別禮篇。鄭玄對 於《禮記》某些篇的分判──論其合禮或違禮，是周禮或異代禮，是畿內禮制或 畿外禮制等等，大部分是以析章分節的方式進行，將研判的對象盡量縮小，所以 常見前一節還注為殷禮，下一節卻釋為周禮的情況；這顯示在鄭玄的心目中，即 便同一禮篇記錄的禮制，也有雜糅拼湊的可能，在撰作上缺乏通貫的脈絡。
248 唐．杜佑：《通典》（臺北：世界書局，1986 年，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史部第 138 冊故 事類），卷 73 引《漢石渠禮議》部分逸文十則，其中有三則與小戴《禮記》有關。頁 872-873。
249 《漢書．郊祀志》，卷 25，頁 1253-1254。
250 見《後漢書．明帝紀》，卷 2，頁 100；以及〈輿服志〉，卷 30，頁 3663-3664。
251 《禮記．玉藻》，孔穎達正義引，卷 29，頁 545。賈公彥疏引作「禮數不同，故難據也」，見《周 禮．天官．膳夫》，卷 4，頁 58。
252 除了〈月令〉雜抄自《呂氏春秋》，另外像〈禮器〉有云：「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 青，夏造殷因。」鄭注：「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 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孔穎達解釋說：「趙高 欲殺二世，未知人從己否，乃指鹿為馬，民畏趙高，皆稱鹿為馬，是其事也。其以青為黑，以 黑為黄，即鹿馬之類也。鄭去胡亥既近，相傳知之。此作記之人在胡亥之後，故『或素或青』。」
見《禮記．禮器》，卷 23，頁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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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的性質各異，《周禮》屬於官政之禮，《儀禮》記錄有固定章程儀 式的禮典，《禮記》雖然內容駁雜，卻也是鄭玄會通工作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它 的貢獻主要有三：一是利用其中大量通論禮義的文字，來說明《周禮》的職官組 織、《儀禮》的儀程安排的設計目的，突顯或賦予這些官制、禮典的制作意義、
與教化精神。二是利用大量的歷代禮制資料，做為《周禮》、《儀禮》以外的另 一種判別標準，交叉比對以釐清眾記文的時代屬性，界定「非周制」的確切所屬 時代。三是利用大量零散、片斷或從不同層面來敘述的制度儀文，來補充其他二
《禮》的細節，令郁郁周文的面貌更為完整。
二、不取大戴《禮記》的緣由
至於鄭玄作注的禮書，為何不包含大戴《禮記》，合成「四禮」之學？或者是 捨小戴而取大戴，改以八十五篇更為豐富的材料來進行會通？推測其原因，大概 是兩部《禮記》在參考價值與傳佈程度上，曾經歷過一段競爭，至東漢時由小戴
《禮記》佔得上風。從西漢開始，后倉將禮學傳給戴德、戴聖與慶普三家，大戴 編輯八十五篇《禮記》，小戴編輯四十九篇的《禮記》；但有趣的是，大戴的弟子 橋仁撰著的《禮記章句》卻只有四十九篇，253傳慶氏禮的曹充之子曹褒所傳的《禮 記》也是四十九篇。254葉國良師認為：
這「四十九篇」之數應非巧合，當即今本小戴《禮記》。如此說來，二戴《禮 記》自西漢末、東漢初已顯現出競爭上的優劣了。255
接著又推測大戴《禮記》不受重視的原因，「僅從現存的三十九篇看，其內容不如 小戴《禮記》簡要，這當是大戴受到淘汰的原因之一。」256葉師所言甚是。東漢的 白虎通會議，已崇尚兼通，但今人陳玉台撰有《白虎通義引禮考述》，整理出《白 虎通義》引用《儀禮》與二戴《禮記》的情況，引用小戴《禮記》者超過一百處，
但大戴卻僅有十餘處，相差甚為懸殊。257因此，流風所及，鄭玄也循俗而選擇小戴
《禮記》做為「三禮」的一員。
253 《後漢書．橋玄傳》曰：「橋玄，字公祖，梁國雎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 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卷 51，頁 1695）
254 《後漢書．曹褒傳》載：「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
顯宗即位……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又傳
《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卷 35，頁 1201）
255 葉國良師：〈二戴《禮記》與《儀禮》的關係〉，《經學側論》，頁 127。
256 同上，頁 128。
257 陳玉台：《白虎通義引禮考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74 年碩士論文，載於《國文 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期，1975 年 6 月），頁 14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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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以時代、地域鑑別及應用《禮記》
鄭玄會通三《禮》的目的，在廓清周公之制的樣貌，因此他所定義的「周禮」， 限縮在周公於攝政期間制定以授成王施行的禮樂，不是泛指八百餘年間任何見載 的典制。然而，在與《周禮》、《儀禮》的比對之下，小戴《禮記》便顯得駁雜，
鄭玄會通三《禮》的目的，在廓清周公之制的樣貌，因此他所定義的「周禮」， 限縮在周公於攝政期間制定以授成王施行的禮樂，不是泛指八百餘年間任何見載 的典制。然而，在與《周禮》、《儀禮》的比對之下，小戴《禮記》便顯得駁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