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刑事舉證責任與刑事舉證責任轉換的意義與內涵
第五節 小結
以我國法規範而言，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確實嚴格規範檢察官的實質舉證責 任，此處的實質舉證責任，由於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影響，不但要求檢察官對於 被告犯罪事實，應當具有提出證據責任，且應舉證證明至表面證據程度，同時負 擔有客觀的實質舉證責任，讓法院產生無任何猶豫判決的有罪確信心證。不論是 英美法提到的提出證據或說服責任，或者是使用德國法的主觀舉證責任或客觀的 舉證責任，在思維與說理上是沒有太大差異，因為二者可說是來自於羅馬法對於 舉證責任的的變形，只是前者強調無罪推定原則的舉證責任分配，而後者則是強 調罪疑惟輕原則的審判思維。不論是英美法或者德國法都是希望被告能受到基本 法治國的人性尊嚴價值的保障而已。
但是對英美法的完全當事人進行主義，與德國法的完全職權進行主義，兩者 皆不能完全套用我國法，因為我國檢察官是當事人，且要求檢察官必須盡到實質 舉證責任，顯現我國法與德國法不同，然而，我國法賦予法官有調查及澄清義務，
顯然又與英美法不同，可見我國法屬於獨有的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這正是我 國法與其他法規範不同之處，也是目前在我國審判上的最好規範，因為一來檢察 官盡到當事人舉證責任，活絡法庭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攻擊防禦，能讓事實更為真 實，處於被動角色的法院在雙方當事人所提出的事實進行調查，是相互補足英美 法以及德國法制度的缺失。
當然，現行實務運作下，不免讓人有質疑，當檢察官舉證不足時，法院的接 續調查是否補足檢察官的舉證責任，可能使得舉證責任的存在不再有著重大意義，
甚至於舉證責任的規範可能僅是訓示條文，也因此 101 年第 2 次刑庭決議，希望 限縮法院的調查義務僅限於利益被告事項，然而，在下級審實務的運作上，發現 被告的犯罪事實，根本難以判斷屬於有利或不利，導致於下級審實務判決迂迴的 使用刑訴法第 163 條本文的職權調查，使得法官補足檢察官調查的問題又發生。
關於法院職權調查問題，應先確立檢察官存在舉證責任，此於我國刑事訴訟 法第 161 條已有詳盡規範。接下來則是法院發動職權調查的時機，法院在整體刑 事訴訟法中，僅能立於被動角色，而並非積極的調查，補足檢察官的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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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僅有在檢察官以及被告之間已經善盡舉證之責後，法院才能對於雙方當事人所 提出的證據調查，否則難免有審判偏頗之疑慮。因此，若法院所審理案件，是關 於舉證責任分配於被告者，則對於法定舉證責任轉換事項，並非是由法院直接協 助被告調查，而是由被告提出相關可靠資訊後，始能調查與澄清，否則無異是迫 害舉證責任轉換的規範制度。
舉證由被告負擔的說法，在民事訴訟法上可能存在舉證責任分配、舉證責任 轉換以及舉證責任倒置的三種不同定義，但是以刑事訴訟法而言，舉證責任轉換 就是由被告承擔證明責任，舉證責任分配則是在審判時，將舉證事項分配與被告 承擔，舉證責任倒置則是在刑事程序進行中，由原本檢察官應舉證事項，倒置於 被告身上，但是對於三者而言，同樣會發生被告負擔證明之問題，因此刑事舉證 責任轉換，就是刑事舉證責任倒置，也是刑事舉證責任分配。
刑事舉證責任轉換的規範，通常來自於法規範的推定，或者法官的事實推定，
就後者而言只是事實的推論，但是此種事實的推論會使被告承擔未來敗訴風險，
此時被告就有義務舉證證明推論的瑕疵與疑義；就法律推定而言，可以再區分為 不可反駁的推定以及可反駁的推定，前者不會發生舉證責任轉換的效果，但是後 者則會使舉證責任轉換由被告負擔，亦即透過價值抉擇去規範法律上的事實推定，
此時，此一價值可能會是基於國家政策、舉證上的困難以及訴訟上公平性等等，
作為限縮無罪推定的理由，進而創設推定的舉證責任轉換。不過，舉證責任轉由 被告承擔義務，應該僅限於舉證證明至優勢證據即為以足，不需使被告去承擔最 後的說服責任，否則被告在刑事訴訟法上所享有的權利，可能遭受過度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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