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舉證責任轉換之運用，涉及諸多內容，為了更清楚本論文的精要，本章 將就刑事舉證責任轉換的重要內容，摘要各章重點後加以說明，再提出我國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的刑事舉證責任轉換之建議。
第一章緒論主要說明本論文的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本論文的清楚架構說 明。以下將對各章節的重要內涵，提出總結性的說明：
一、刑事舉證責任轉換的合理性
我國法的刑事舉證責任，規範於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亦即檢察官對被告的 犯罪事實，應盡實質的舉證責任。雖然舉證責任的訴訟用語，存在著英美法以及 歐陸法的用語差別，但是無罪推定原則等原則的規範下，不論採以哪一個訴訟制 度，檢察官皆應負擔舉證責任，而其舉證責任則應當盡到提出證據責任，以及說 服法院產生有罪心證的舉證程度。
我國法制度為職權進行主義之軀，卻朝向當事人進行主義發展，是混合型的 立法。因此法院有義務對犯罪事實，盡到澄清以及調查的義務，促使我國出現法 院續補偵查問題，此可能使審判產生不公平。尤其是 101 年第 2 次刑庭決議的出 現後，原本將透過決議內容，限縮法院的調查及澄清義務，讓法院退出主動調查 的地位，但是囿於有利不利被告事實的認定困難，使下級審實務見解迂迴的廣用 刑訴法第 163 條本文的職權調查，使法官接續調查的問題，並未因為決議的生成 而遭受解決。
因此，若要追求舉證的公平，應建立法院的客觀第三人之角色，才可能有舉 證責任轉換的探討意義，否則檢察官提出任何證據，法院又接續調查，無異是兩 個專業知識者，對抗一個不帶有任何法律知識的被告，不但對審判公平有違背，
也無法活絡訴訟程序的進行。因此，法院的角色只能是補充的地位，僅有在檢察 官所提出的任何資料中去調查，且當舉證責任轉換發生，更不以有利被告事項，
直接調查之，而是限縮法院的自由心證，對被告為有罪推定，讓被告承擔舉證責 任。故法院永遠保持中立的狀態下，刑事舉證責任轉換的議題，才能順利的討論。
「刑事舉證責任轉換」，在刑事訴訟法中，則是由被告承擔證明責任。雖然 民事訴訟法將舉證責任，區分為舉證責任分配、舉證責任轉換以及舉證責任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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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刑事訴訟法的用語不會受到影響，因為無罪推定原則的適用下，舉證責任原 則即是檢察官，若將舉證責任轉由被告，可以認為是舉證責任分配，也屬於刑事 舉證責任的轉換，更可以說是刑事舉證責任的倒置。
刑事舉證責任轉換發生的契機，主要來自於推定的法律效果，因為透過事實 推定以及法律推定，當基礎事實已經被證明時，將被推定成為另外一事實，則檢 察官就不需再針對另外一事實盡到舉證責任，也因此舉證責任將會發生轉換，由 被告承擔舉證之責，但是這樣思維是否能容於我國刑事法中，並非毫無問題，因 為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影響，不但要求檢察官對被告犯罪事實，應提出證據責任，
並證明至表面證據程度，更要求檢察官應當盡到說服法院的責任，故若將舉證責 任轉換由被告承擔，則有損無罪推定原則的創立精神。
但是若無限上綱無罪推定原則，國家並無法維護重要的法價值，此時我們應 思考的並非是袒護無罪推定原則的適用，而是在符合民主法治精神，限縮無罪推 定原則的適用，故舉證責任轉換之規定，若能符合特定的法政策價值與合理性條 件，則無罪推定原則應當受到限縮。然而無罪推定原則的限制，涉及違背憲法第 8 條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以及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的適用問題。具有憲法位階 的無罪推定原則，僅有透過憲法第 23 條，始能合理限縮其適用，故原則上必須 是法律明文規定；其次，則是比例原則的適用問題。如何使用比例原則，可以參 考歐洲人權法院、英國法以及日本法所提出的判斷基準。
以歐洲人權法院而言，舉證責任轉換的規範，必須具有爭點的重要性，換言 之，則是該規範其背後所涉及的立法目的為何，是否具有重大保護的目的。英國 法上提到的利益權衡標準，從個人保護利益以及國家利益，二者去思考該法政策 利益，是否有其必要性、妥適性以及合理性。對必要性而言，應該檢視此舉證責 任轉換，是否已經無其他可能性，亦即已發生舉證上的重大困難；以妥適性而言，
則應當衡量被告犯罪事實的認知，以及資訊的掌握程度；合理性問題，則要求推 定的事實與基礎事實間，應具有合理的關連性，此部份則如同日本法所提及的必 要性；最後，則是關於被告防禦權，為了確保舉證責任轉換於被告，讓其得以有 效防禦，故被告必須有推翻的可能性以外，更應保障其訴訟上的防禦權利。總結 而言，刑事舉證責任轉換，雖然與無罪推定原則有違，但是若能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符合其限縮條件，刑事舉證責任轉換能可以合理創設。
二、我國法肯定刑事舉證責任轉換
我國法官於刑事舉證責任轉換，可以從法規範面以及實務面分析，不論何者 都有刑事舉證責任轉由被告承擔之適例。
以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而言，行為人必須證明其誹謗言論事實屬於公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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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靠的來源訊息，以及確信其為真實的要件，對於該要件的成立，行為人則 可以不罰，此即是舉證責任轉換的規範。亦即檢察官若能證明被告的事實指摘與 事實不符，則被告就應盡舉證責任，其理為：課以被告較重的風險承擔，確保被 告對於言論來源的確信；且言論來源又是被告的特殊認知能有效掌握。故舉證責 任轉由被告承擔，具有合理性。
此外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也屬於舉證責任轉換規定，亦即檢察官只需證 明被告財產來源，與公務員身分顯不相當，則可讓被告承擔說明義務。以其合理 性而言，主要因為：其一，被告具有特殊認知；其二，貪污犯罪隱匿性極高，不 易偵查與舉證，故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符合社會相當性。此外，財產來源不明罪 的創設，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解決貪污犯罪的舉證困難問題，以及維護人民對國家 的信賴連結。故財產來源不明罪也屬於我國法上的舉證責任轉換規範。
另外，組織犯罪條例第 7 條，對犯組織犯罪條例第 3 條之行為人，必須舉證 證明財產來源是屬於合法的規定，雖然與無罪推定等原則違背，但是我國面臨組 織犯罪嚴重，而且組織犯罪的偵察相當不利於檢察官，故抗制組織犯罪的手段就 應該較為嚴謹，讓不法所得的舉證責任轉由被告承擔，可有效打擊組織犯罪，並 達到秩序的安全性；再者，被告的防禦權也未遭受侵害。因此無罪推定原則應該 合理限縮，沒收由被告承擔證明責任應屬合宜。
實務運作而言，也有舉證責任轉換的判決，以高等法院 102 年度矚上重訴字 第 44 號判決為例，認為無罪推定原則並非牢不可破，在一定條件下以限縮解釋。
此外，最高法院更認為若檢察官已經對被告的犯罪事實，舉證證明至表面證據程 度，亦即無相反證據存在，則可以直接讓被告承擔舉證責任，故不違背無罪推定 原則。尤其對被告抗辯事項，法院也認為被告提出有利於己之抗辯事實，僅有被 告最為熟悉，若要求檢察官負擔舉證之責，與無罪推定原則的貫徹不同。換言之，
只要檢察官對被告犯罪事實證明，並及於構成要件該當性、犯罪加重條件以及客 觀處罰條件，則此時被告提出的有力抗辯應自行承擔舉證責任，只是舉證責任的 證明程度，並非是讓法院產生確信心證，而是動搖法院的確信心證即可，尤其是 實務判決在幽靈抗辯的適用，更認為除非被告能提出證據至合理懷疑，否則檢察 官毋庸負擔舉證責任。
故我國法並沒有否認舉證責任轉換的運用，當國家面臨重大政策的維護困難，
則可以例外容許舉證責任轉換，而不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限制。例如，上述所提 財產來源不明罪、誹謗罪與組織犯罪條例的沒收，都是作為我國舉證責任轉換的 適例，更何況實務判決也以為檢察官盡到表面證據程度時，就可以使用舉證責任 轉換，讓被告承擔一定的說明義務，或者是提出證據的義務，尤其是被告提出有 利的抗辯，因為被告具有證據資訊的優勢，更應由其提出舉證責任。
三、刑事舉證責任可用於抗制食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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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犯罪的刑法抗制以及舉證責任轉換合理性問題。從食品犯罪的現況而言，
已經不是傳統刑法可以解決，採以預防為主的現代刑法，將成為現代風險社會刑 法的主流。雖然食品犯罪的事實成立，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若在帶有疑義的情形 下認定被告犯罪，可能與罪責原則違背。因此罪責原則在刑法上應具有彈性，而 不是謹守過去的思維，如此在面臨新興的犯罪時，刑法才能有效發揮其功能。
我國食安刑法，其所要維護的法益，在於預防國民健康遭受危害，以及預防 受到交易欺騙與消費者的期待利益，為了有效抗制食品風險，預防的思維就應當 規範於食安刑法當中。所幸食安法第 4 條將預防原則運用於我國法，且我國食安 法也創設抽象危險犯，加以預防風險犯罪。因此，我國食安刑法創設抽象危險犯、
我國食安刑法，其所要維護的法益，在於預防國民健康遭受危害，以及預防 受到交易欺騙與消費者的期待利益，為了有效抗制食品風險，預防的思維就應當 規範於食安刑法當中。所幸食安法第 4 條將預防原則運用於我國法，且我國食安 法也創設抽象危險犯，加以預防風險犯罪。因此，我國食安刑法創設抽象危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