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從上列敘述得知，整體唐朝科舉制度相當有體系，且學術與科舉應當是關聯 性甚大且相互影響。地方與中央各有舉子代表，但其重要程度或者人數多寡上仍 有不平衡的狀態。我們了解皇上欲廣納天下賢才，但在政治制度下與數量與概率 不同等，些許的美意仍會成為流弊。

我們從最大的框架看來，科舉的來源大抵上可以分成地方跟中央，地方遠近 固然造成取士難易度之不同，雖然條文中明確的說若有德行則不在此限，但地區 鄉貢所可以解送的人數遠遠低於國子學中諸多科考的人數。而中央學制的學生，

不論是王公貴族或者其他州縣寄籍的學子，在國子學中仍保有一定數目的名額。

但我們從《新唐書》〈選舉志〉的引文中可以看到，舉子進到國子學中，仍是 因為自己的先祖有授封品級，所以相對之下可以受到較穩定的教育。我們反觀李 唐建立以來，高祖開科取士，不正是為了要去除魏晉九品中正以及隋朝各地大族 集團的勢力嗎？而許多政策也將學子等引入國子學，雖然有段時間國子學大興，

這貌似又與開唐之初衷有所違背。鄉貢所提供的學子已經不多，又因為地區上有 所限制，我認為此舉對於舉選平民而抑豪族並沒有幫助。

不過我們仍可以從科考取士的流向觀察到，雖政策導向使得國子學興盛，但 從地方參與科考的舉子並沒有減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認為地方解送的等 第之別也影響著舉子的走向，在京郊獲得解送，上榜率可謂之八成以上。相對國 子學學生眾多，如以明經科來說，若通三經者，大中小各一，單純以一次一經為 修習目標，最低限度的修業年限也要六年半 ⁸⁷，以一年三百人進國子學來看，六 年半共會有一千九百五十人進入，如以國子明經解送，則會有百分之十五的機率 可以上榜。而地區解送只要品行好文學高，在京郊附近解送，成功率幾乎可以遠 遠超越國子學的實力。我認為因此國子學衰而鄉貢盛。

但國子學與地方舉薦本身仍是美意，未免讓賢才流落鄉野，才會需要地方官 員的舉薦，且政策指向國子學使其興盛，也讓周邊諸國都前來朝聖學習，當我們 觀注在科舉規則本身可能有些許流弊之時，不論是地方或者是中央，他們提供最

87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頁 1160-1161。「凡治孝經、論語共一歲，尚 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雖說通三 經者為大、中、小各一，又因為孝經與論語必須兼修，所以實際的修習年限可能更高，但筆者仍 不排除在修業的過程中可以同時進行，那麼最高年限則為大經的三年。

好的管道給舉子進行測試，也替唐朝帶來許多輔佐的良臣。進士明經雖然在重要 性上有所變化；書、算、律等三館雖然並無顯貴的地位，但不變的是他們在實際 層面上還是給唐朝帶來許多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