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而言，我們或許能認為科舉制度對於文人生活的影響，不論是實際的生 活面向，或者面對科舉考試的心理因素，不論輕重與否，對於文人舉子的生活方 式確實使其產生了變化。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又可以發現，「人」的因素對於科舉 或者整體唐代文化存在著改變的契機。
整體唐朝科舉制度相當有體系，學術與科舉關聯性甚大並且相互影響。欲參 加科舉考試的舉子應當不太可能修習與自己考試科目不相關的學科，是故科舉的 趨勢從眾科平行走向獨尊一科，在士風上也會造成改變。所以明經科雖然有意要 重振，但盛、中、晚的趨勢已然都走向了進士科，而舉子們在趨向進士科之時，
也無意中透露出整體學術的走向以及士風對於科目別的青眼有加。
對於科舉制度的反思。我們從唐朝科舉全局角度看來，科舉的來源大抵上可 以分成地方跟中央，地區遠近固然成為了取士的難度之一，雖說有德行者不在此 限，但是地區性的發展確確實實的影響了科舉選送的名額，而這樣的狀況也已然 影響了除京郊地區其他舉子的發展，驅使著舉子進入國子監或者京畿周圍。科目 也有所差別，進士科的重要性仍然高於明經科，雖國家或者相關學術人士有意平 衡這樣的區別，不過地區選送名額與中央官學的發展仍然顯現著不平衡的狀態。
我們可以從古籍的紀錄當中觀察到，舉子進入國子學，必須按照舉子親族的 品級而分別進入到國子監、四門學等，反觀李唐建立以來，高祖開科取士，其基 源正是為了要去除魏晉九品中正以及隋朝各地大族集團的勢力。政策也將學子等 引入國子學，使國子學大興。但細觀其中對於學制的規範，貌似又與再度開科取 士的初衷有所違背，我認為此舉對於舉選平民而抑豪族並沒有幫助。
不過我們可以從科考取士的流向觀察到，雖然政策導向使得國子學興盛，但 人民對於政策的導向也有自己的應對措施。地方解送的等第之別也影響著舉子的 走向，在不同的地區獲得解送的資格，則有相對應的上榜機率。相對國子學學生 眾多，如以明經科來說，若通三經者，大中小各一，單純以一次一經為修習目標，
最低限度的修業年限也要六年半，以一年三百人進國子學來看，六年半共會有一 千九百五十人進入，如以國子明經解送，則會有百分之十五的機率可以上榜。雖 然這僅僅是我自己的推測，但是若由京郊地區解送，則國子明經的概率確實不如 地區解送。
我們可以相信各種的舉薦方式都存在著美意，避免讓賢才流落鄉野，當我們 觀注在科舉規則本身可能有些許流弊之時，不論是地方或者是中央，我們仍相信 國家都會提供最好的管道給舉子進行測試，這也替唐朝帶來許多輔佐的良臣。進 士科與明經科雖然在重要性上有所變化，但對於學術的研究、時務上的策論，也 提供給皇帝很好的見解；明書、明算、明法等科雖然並無顯貴的地位，但不變的
是他們在實際層面上仍給唐朝帶來許多的幫助。
而我們針對士人風俗的觀察，由舉子來說，及第前後的心境變化相當兩極化。
及第前，如單純的討論舉子的學習歷程，舉子只需要面對書籍理解或者背誦，無 須擔心其他外務；但在及第之後，舉子所要面對的事情就有許多的考量，身分地 位與經濟能力及第前後均有所差別，國家與相關單位會主動幫舉子們舉行宴會，
舉子便需沉浸於文人與政治場域的氛圍中，及第的前後之差可謂天壤之別。
舉子上榜馬上就要面臨政治場域，融於整個唐代的文人環境。上榜後對於主 司的禮敬自當溢於言表，一是為了對於上榜恩情的回饋，二是對於政治環境的應 對。如若不然，在進士關試之後，在吏部銓選的過程中仍有可能是進士出身但無 官可任，或者在任官或者職司之期間，顯得孤獨與勢單力薄。禮敬主司，除了感 謝提拔之恩以外，同時也是讓舉子熟悉政治生態，習慣人與人之間的應對。
舉辦宴會用意是讓舉子彼此認識，同時讓舉子與主司互相有所交流。雖然這 些仍是對於自己未來的政治考量，然而在公眾場合眾舉子拜會主司是不同的，主 司宴請屬於私人性質，主司提拔舉子，而舉子感謝主司，其中可以是互惠也可以 是利用，若於私人層面，主司對於舉子的恩情便可以吸收舉子成為自己的人脈；
若於公眾層面，宴請舉子不外乎是恭賀新科舉子。而後私人宴請便被阻止，顯然 於私人層面的行為較多引起注意，也可能是朋黨的肇因。舉子彼此之間認識，也 可以加深自己在政治場域的人脈。
舉子的風尚，或許更可以稱為是全唐人的風貌。顯現出當時唐人對於此些物 品與習慣都有所崇尚，在舉子登科之後，某些層面來說恭賀舉子登科，也是對於 舉子身分的不同給與肯定。櫻桃本身是特殊的物品，作為賞賜給新進進士的禮物，
對於舉子來說是相當特殊的，不僅他們可能沒有看過櫻桃的樣子，對於滋味也可 以品咂再三。牡丹文化本身就以經貫徹了唐文化，牡丹的外貌、香氣、色澤，無 不代表著富貴之意，對於舉子來說，也希望自己可以早日達到高位的願望。而看 佛骨則代表著佛教文化在唐朝的傳承，迎佛骨拜佛骨宛然成為唐宗教的風尚，皇 帝貴族也不乏有著迷者。其中也有反對與支持者，除了宗教性質之外，我也觀察 到正反方對於佛骨的思想，足以激發文人舉子對於事物的全盤觀照。文化深耕在 唐人的底蘊之中，進而也影響著舉子對於這些文化的憧憬，進而成為了努力向上 的契機。
舉子們留名天下的好時機，莫過於雁塔題名與曲江宴。題名本身就是一種風 尚，雁塔題名更是舉子在考試之後會在塔上做題名或者題詩，不只可以將自己的 作品留在塔上令人觀摩，也可以在舉子之間做出切磋，題名風氣不只留名，更有 較勁之意。曲江大宴更是最盛大的宴會，不只舉子會參加，連京城的王公貴族都 會來挑選自己的東床快婿，在其中舉子們飲酒作樂之外，也有許多經典的詩作於 此誕生，我認為曲江大宴除了是科考之後放鬆的活動，也是文化、風尚與舉子風 華的薈萃之地。
綜合觀之，若將舉子以上的行為與風尚歸類為兩類，便為私人與公眾。於公，
舉子們面對陌生的政治場域，需要保持自身的思維，以求在仕宦生涯中保其全身，
繼而在政治場域活躍。並且在許多舉子中互相交流，藉以活絡自己的人脈；於私，
舉子便可以紓放自己讀書的壓力，接受賞賜、賞花、宴遊，都是及第之後可以得 到的優遇。雖言這些活動是舉子們才會面對到的，但也帶出了整體唐朝的風氣與 樣貌。
最後，對於舉子應對科舉的活動情狀，我對其是存在著正反面皆存的態度。
舉子面對科舉考試，需要在幾千人中脫穎而出，必須要靠著他們過人的才華，不 過也需要對於一些「潛規則」做出應對，否則徒有才華，卻沒有伯樂，也是枉然。
雖然這些「潛規則」從某個角度確實可士為破壞科舉制度的平衡性，但不能否認 的是，面對在數千人中脫穎而出的情勢，舉子面對科舉確實不能單只苦讀，而也 需要有所手段。
制度面來說，行卷與公薦，分別是主動與被動的行動主體，讓主司或者相關 政要讓他們審視自己的作品，作品相當多元，也正應證了自唐朝經濟的興盛，百 姓富足，進而有更多的餘力放置於文化的培養之上。其中最重要的目的還是在於 科考，讓上位者可以了解自己並向其他人推薦，在考試中得以不同的角度去觀照 這位舉子的成績，便不會單單以一個從成績的實際角度去觀察舉子。不過反過來 說，對於舉子的評量從各個角度來看，行卷等行為便不太可能再以公平的角度作 評判。主司仍具有人性，在考量榜單上就會有很多的考量。對於舉薦賢才於皇上 或對於國家全體或者該位文人的未來，應當都是有幫助的。
生活面來說，舉子進京或者落榜過後需要居所，山林之間的寺廟便是舉子的 容身之地。寺廟中提供伙食、收藏書籍、也有固定作息。舉子的出身相當貧困，
便需要寺院的幫忙；舉子沒辦法帶太多書在身上，寺廟中有收藏書籍提供閱讀；
而固定作息對於舉子來說，一方面是對於佛教的行禮如儀，另一方面對於自己閱 讀或者修習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幫助。雖然在山林寺廟中居住有許多的成因，也有 許多的唐人在山林隱居或者修習，不過我認為最真切的仍然是在物質生活面提供 舉子相對穩定的環境，以供學習之用。
出仕或是隱居，每個舉子的心境都大有不同。出仕與隱居本身也是一個相當 大的命題，於其隱居的心態也難以辨認。如孫思邈本身雖有隱居，但是最後仍出 仕，從南北朝到唐朝的他對於大時代必須要有賢能的人來輔佐的概念相當的重視；
又如孟浩然，雖想替皇帝效力，但與皇上有齟齬，此生便放歸南山，無緣仕途。
隱居雖然有不同的想法與概念，出仕本身就相對單純，在其中我分為三類，原本
隱居雖然有不同的想法與概念，出仕本身就相對單純，在其中我分為三類，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