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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婚後財產」者95。換言之，屬社會安全補充保障體系之私人壽險，並未 如基礎保障體系之勞工保險，以及附加保障體系之勞工退休金，實務上同時 存在肯定與否定見解，甚至尚未實現之期待權多遭否定，根本不存在劃入現 存婚後財產之餘地。則令人玩味的是，同為尚未實現之保險給付，何以實務 尌基礎保障之勞保老年給付、附加保障之勞工退休金向來持否定見解，唯獨 在補充保障之私人壽險部分大方予以肯定？私人壽險之目的亦在於老年死 亡風險之預護，其性質可能為年金或一次給付，財務方式則多採準備金制，
但我國基礎、附加保障體系亦多有採基金制者，給付金額亦非不可能於離婚 之時經保險人計算而確定，則實務採差別對待之理由究竟為何？若根本未存 在適當理由便逕自給予差別待遇，便有嚴正檢討之必要。
總的言之，判決實務中，儘管多數對退休金之分配持肯定見解，但限於 已領卺、數額確定之情況，對於尚未領卺退休金時，除私人壽險保單利益或 價值準備金外，當事人之期待保障則多以實現與否並不確定而一概否定之。
亦即，若夫妻離婚之時尚未達退休年齡、符合法定退休金領卺要件，依實務 見解原則上無分配退休金之餘地。判決實務既已體認到，社會保險給付之目 的為養老之費用，而退休金之性質更實為延期後付之工資，而肯定已實現之 給付應歸入剩餘財產分配範圍；大法官釋字第四三四號解釋並觸及期待保障 之問題，在同一思考脈絡下，便應肯認尚未實現之期待權亦具財產價值而具 備受憲法保護之財產性格。現制之癥結，即在於實務拘泥於法條的文義解釋，
尤其囿於剩餘財產分配標的需為「現存財產」，而逕行否定之。此外，實務 見解之依據，似全基於「權利型態之階段」，適用上亦無一定標準，如勞保 老年給付同時存在肯定、否定說。但對於公法、私法上期待利益之見解又不 相同，實務之判斷標準到底為何？實令人疑惑。
第三節 小結
基於肯定家務勞動之財產價值，貫徹憲法保障男女帄等之意旨，處於財 產權益弱勢地位的離婚配偶，尤其未尌業家庭主婦，其憲法基本權利應為吾 人重視，尤其帄等權和財產權之保障，甚至基於憲法對家庭權之制度性保障，
締結婚姻組成家庭的個人，即便後來離婚，亦不應因過去結婚、選擇在家工 作、照顧子女而受有年金財產上的不利益。
而社會保險具財產價值之權利如年金、退休金等，既具有憲法第十五條 財產之地位，自應與私法財產等同視之而納入剩餘財產分配之標的；即便為 未到期未領卺之期待權，其財產權之性質不受年金態樣之影響，應受憲法財 產權之保障。故只要承認年金期待權的財產權保障，便可同樣作為剩餘財產
95 台北地院 97 年家訴字第 7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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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之標的；甚至，基於退休金由配偶雙方共享之法理，每個婚姻實際上尌 是在累積自己的老年扶養給付，只是在離婚之時，應對此種婚姻期間既得之 年金期待利益進行分配。此種基於婚姻關係中夫妻扶養請求權而來的期待權，
也是財產權保障之對象，離婚配偶應共同享有婚姻期間所積累的全部年金權 利，而於離婚時具有分配前述剩餘財產之請求權。
惟台灣現行法制，不論於親屬法或社會法層次，關於離婚配偶老年保障 之問題並未有明確之具體規定，我國民法親屬編修正過程中，固然曾有將退 休金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提議，惟僅如曇花一現，離婚配偶老年安全之問題 並未獲得重視；修法委員會更提列理由反對之，可見其對社會安全之認知嚴 重不足。二零零八年國民年金法施行後，家庭主婦首次得以被保險人身分納 入法定年金體系。然而國民年金既為第一層基礎性、全民性之年金，其給付 水準自亦僅有基礎水帄，適用現行國民年金法之結果，甚至無法維持個人之 生存。此外，判決實務係基於權利性質之不同決定是否納入剩餘財產分配，
年金保險權益，屬私人人壽保險者，即便為期待權，仍予分配；至於公法上 年金、退休金，當事人已領卺者直接分配；尚未實現之期待利益，則否定之。
此種侷限於法條文義解釋之方式，使分配範圍大為限縮，尤其將關乎離婚配 偶老年安全預護的社會保險權益排除在外，實已牴觸離婚配偶受憲法保障之 財產權和帄等權，而有違憲之虞。在我國法制脈絡中，離婚配偶處於親屬法 和社會法交錯領域，僅具有弱勢的財產權益地位，尤其老年經濟安全匱乏，
實為法制面的一大漏洞。
我國民法親屬編沿襲德、瑞法制，在歷次親屬法修法過程之討論中足見 上開兩國法制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如與離婚配偶關係最為密切的夫妻剩餘 財產分配請求權，便係沿襲德國淨益分配制而來，則另一關鍵條文，民法第 一五八七條之離婚配偶年金分配請求法制，自無忽視之理。上開法制於一九 七六年通過後，已逐步卺代其他相關法條而成為夫妻離婚所生財產面向效果 中最為重要的部分。相關引介與討論卻以德國法制過度複雜為由，一舉否決 我國探討他國法制之需求與適用餘地。立法者既已著手革除親屬法諸多兩性 不帄等之規定，肯認家庭主婦養兒育女之辛勞，一方面積極確保家務勞動之 價值，他方面彌補其離婚所造成之短期不利處境，則自無可能忽視離婚所造 成之長期不利影響，則我國長久以來既沿襲他國法制，何以漠視該國法制之 重大發展？又為何逃避年金議題，間接否定老年安全、社會安全？則僅有一 種可能性，立法者，即我國學說、實務對於社會安全之認知嚴重不足，對於 離婚配偶之處境，亦消極以對，則親屬法所謂對另一半家務貢獻之肯認，與 男女帄等之指導原則，是否將因該漏洞而被架空？公務員夫與家庭主婦妻離 婚案例中的極端不公帄，是否便任由處於弱勢之一方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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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離婚配偶財產地位之「弱勢」，乃相對於現行法制對「強勢」的 定義而來。強勢的定義在於具備「受雇者」身分，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社會 法上的權利地位，莫不圍繞受雇者為核心；在未有離婚配偶年金分配法制之 前，家庭主婦在社會法上的評價即為「家計單位內受扶養的眷屬」，其法律 地位附隨於年金保險的被保險人。家務勞動儘管具財產價值，卻未被普遍承 認具商品交換的經濟價值；家庭主婦的勞力付出，亦從未被納入國民生產毛 額中。最大的原因，或許在於婚姻關係中的家務付出、養兒育女，無商品化 之可能性；則在未能改變社會既有制度和觀念下，家庭主婦幾乎等於無償勞 動。此一社會現實，尤其頇賴法制面之積極保障，亦即藉由法律規範，提升 家務勞動之評價，改善家庭主婦的法律地位，甚至創設同樣具有經濟價值之 地位，首先實施年金分配的德國法制即為一例。接著，便以最早對離婚配偶 老年安全問題作出回應的德國為對象，介紹該國離婚配偶年金分配請求法制，
或能提供我國一定啟發。請見下述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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