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臺灣人唯一言論機關自詡｣的《臺灣》系列刊物，自 1920 年 1 月《臺灣 青年》於日本東京創刊以來，到1930 年將本社搬遷至臺灣，發行日刊《臺灣新民 報》，一系列刊物持續對於臺灣本土的社會議題進行關心。1920 年代的臺灣受現 代化思維與啟蒙思考的影響，面對每年耗費許多人力物力的宗教祭典，「信仰」與
「迷信」的問題引起了當時知識分子的關注，在眾多民間信仰當中，尤其又以城 隍信仰的改革特別受到知識分子的關注與批判。本章分析臺灣新文化運動中關於｢
迷信｣的論述，主要以《臺灣》系列刊物中關於城隍信仰的部分為主要討論對象。
研究發現自《臺灣青年》到《臺灣新民報》間，雖然「反迷信」的論述不間 斷地於刊物上出現，但其關注面向、內容、形式皆有所差異。目前所見資料中，
臺灣系列刊物最早對於「迷信」的討論，是1922 年 12 月《臺灣》的〈最新聲律 啟蒙〉單元中，王敏川以韻文的形式對於在祭典中獲取私利，「病國毒民」的官員 與「巧言令色」的仕紳進行批判，但以韻文形式對於「迷信」產生批判並非特 例，在《全臺詩》中早於 1910 年代左右即可看見相似的作品。1923 年 4 月《臺灣 民報》發行後，報刊上有許多關於「反迷信」的討論，而當中知識分子主力所批 判的對象並非信仰文化本身，而是鋪張浪費的祭典，與主導祭典進行的仕紳階
級，助長「迷信」風氣的執政者亦是被批判的對象，「反迷信」的論述中認為迷信 是統治者用以愚民，以利統治的手段之一。在 1920 年代早期的「反迷信」論述 中，可見包括城隍、媽祖、石頭公、保生大帝等各種民間信仰，都是其批判對 象。但到了 1930 年代，則主要以批判城隍信仰為主，其餘民間信仰則相對少被提 及，本文認為此與城隍爺即為冥界官員，其神明性格與官府息息相關，且統治者 亦對於城隍祭典的舉行多有協力，因此引起當時知識分子的關注，而關於城隍信 仰的複雜性將於後續章節中繼續討論。
在論述形式方面，本文將 1927 年，《臺灣民報》本社移往臺灣的前後，視作
《臺灣》系列刊物上「反迷信」論述的轉型點。研究發現，1927 年前，《臺灣》系 列刊物上的「反迷信」論述主要以概念式的評論為主，多是憑藉單一事件抒發與 傳播反迷信的思考，少有對事件本身有報導式的詳細描述，或是以辦報導半評論 的方式進行。但在 1927 年，《臺灣民報》本社移往臺灣後，在迷信的討論方面，
報導式的文章增加，跟隨臺灣時事的脈動而行，對於事件中的細節有更詳細地描 寫。除了信仰文化本身之外，關注的面向更廣，如祭典中的女性待遇、勞動階級 的處境等，亦成為受關注的議題。1930 年《臺灣民報》增資改組為《臺灣新民 報》後，形式亦由月刊改制為日刊，對於時事的敏感度更加提升，但除了每年城 隍祭典前後有長篇專門討論「迷信」的文章外，大多以短篇的時事報導為主，集 中於當時社會團體對於「反迷信」的行動為主，缺少單一作者的長篇論述。但與 此相對，在社會團體，如臺北維新會進行「反迷信」的講演或辯論時，《臺灣新民 報》亦會以逐字稿的形式紀錄會議內容，並刊登於報上。由此可以看見，到了 1930 年代時，「反迷信」論述已非單純地堅定反對信仰或是迷信，而是對於信仰文 化亦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並會討論其得失之處，或以如資本主義等文化理論對於 信仰進行解釋。
本研究更發現 1928 年後的反迷信活動中，臺北維新會擔任相當重要的腳色。
臺北維新會首先以演劇、講演會等形式進行反迷信論述的宣傳，也會以大量發送 傳單或介入祭典活動的方式，直接於宗教空間中展現不同的聲音。另一方面，臺 北維新會的成員與臺灣民眾黨的成員間多有重疊，且關係密切，因此在進行講演 會與活動時，多受警署所警戒，而使「反迷信」的活動受到較多阻礙，無法順利 進行。
本章主要以分析《臺灣民報》系列刊物中，與迷信論述相關的報導為主，但 除了報導以外，《臺灣民報》系列刊物上亦有小說刊載，在論述性的文字之外，小 說中的人物與劇情描寫，具有能更立體地展現該時代氛圍的機能。尤其反迷信運 動團體「台北維新會」，更是小說中常出現的角色。下兩章中將就刊載於《臺灣民 報》系列刊物上的短篇小說與新聞小說進行分析與討論，從宗教空間與反迷信團 體、公眾言論的開展在文學中的表現，進一步討論信仰與城市生活之間的勾連現 象與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