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力士的項下雖無特別地裝飾，但手裏卻提著一具金枷，他見 我拉著不動，又無項具，他便把手中這付枷，從我頭上擲下來，我 這一嚇，非同小可，我的身子便像從雲端跌下來一樣，嚇出一身冷 汗，卻原來是作夢。夢雖然是夢，我的靈魂，從此以後，不免夜夜 要受力士的威脅了105。
戴上枷後，「我」的反應是並非如自制島民般感受到並無苦痛的歡快，而是感 覺日日夜夜將受到力士的威脅。「我」以一個局外人的角度進入自制島中，反而能 以更旁觀的角度，分析盲信中的荒謬眾生相，而對戴上枷有警覺的我，相對於文 中亦有所指的「島民」而言，並非無知，而是最有知覺的人。作者藉由無知的角 色設定，企圖對於臺灣當時社會中的盲目迷信，做出最強力的批判。
第二節 自制與自治：無知〈神秘的自制島〉與日治社會 運動的關聯
刊載於 1923 年 3 月《臺灣》上的〈神秘的自制島〉，其自制的意涵若放置在 當時的《臺灣》與台灣社會運動的脈絡中思考，便可以發現「自制」二字，與枷 的意象結合，所表現的自我箝制意義外，尚具有其反應時事之機能。與〈神秘的 自制島〉同期刊載於《臺灣》上的文章，其內容主要集中於對臺灣「地方自治」
105 無知著，施淑編，〈神秘的自制島〉，《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07)，
頁 17。
的討論，包含(1)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探討：〈必現すべき臺灣議會〉、〈.第三回臺灣 議會設置請願 請願書 請願ノ趣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 一臺灣特別立法ノ 由來〉、〈臺灣議會設立案に就て〉、〈臺灣議會の設置を助けよ〉；(2)地方自治的討 論：〈臺灣の財政自治〉、〈自治主義と同化主義〉、〈自治の訓練を與へよ〉、〈地方 分權主義の國策を確立せよ〉等。
〈神秘的自制島〉中的「自制」二字，與「自治」同音卻不完全同義，刊載 於該號的《臺灣》上並非偶然，而是小說對於同時代事件的回應。由林獻堂與新 民會所主導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自 1921 年 1 月起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申 請，至 1934 年止，共歷時十三年，共計提出十五次請願程序。1923 年 1 月，蔣渭 水等人於臺北組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然而僅三天的時間就遭到臺北州警務 部的禁止而解散。2 月，蔣渭水等人藉前往東京進行第三次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機 會，於東京《臺灣》雜誌社進行「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再籌備，並於早稻田 警署的批准下重新成立。因此，3 月時在第三次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進行中，與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臺灣》雜誌社為據點的情況下，3 月號的《臺灣》主 題圍繞著臺灣自治進行討論，自然並不讓人感到意外，也因此照射出〈神秘的自 制島〉中，「自制」二字的複雜性。
在〈神秘的自制島〉中，「自制」二字刻印在島民的枷鎖，與以龐大的字體裝 飾在都市中心的華麗拱門上，使其對於新思潮感到遲鈍，並自願為奴，對於祖師 與黃巾力士進行供養。祖師與黃巾力士在小說中代表著統治政權與其護衛、執行 者的形象，小說中身上別著紅錦燦然飾物的紳士，亦反應出當時社會中「御用紳 士」之形象。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過程中，臺灣社會並非一片贊同之聲，
被當時社會稱為「御用紳士」的林熊徵與辜顯榮等人，於 1923 年 7 月設立公益 會，對於請願運動抱持著反對的意見。然而自《臺灣青年》時期開始，台灣人的
言論機關也仰賴林熊徵與辜顯榮等人，每年捐款五千元106才得以延續，顯示出其 人物處於執政者與社會領導階層的複雜性。在〈神秘的自制島〉中，紳士向感到 疑惑的主角「我」，如此解釋自制的涵意：
……你但把這自制兩個字，去循名核實的，體驗一番，便也思 過半了，我們田裡所種之稻，也結了生命的自制之實，我們胸裡的 所有思想，也銘著自制的金言，你想這等千頭萬緒的自制，卻是欲 制何人，如果把來開放了，使別處的人，也可以利益均沾，這神秘 的自制島，還有甚麼特色呢？107
「自制」在小說中，亦有對胸裡的思想進行克制之涵意，對於言論進行自我 審查。在此篇對於御用紳士及社會箝制進行批判的作品中，考慮到其批判對象亦 為其贊助者的情況下，作者以匿名的無知為撰寫本篇，亦可以看見雜誌立場與贊 助者立場相衝突時，並非直接以社論進行批判，而是以小說作為反應時事的表現 形式，對於可能發生的直接衝突進行緩衝。
若以「自制」與「自治」的視點思考，1919 年末，以內地延長主義為治理方 針的文官總督田建治郎抵達臺灣，於其任內的期間，提倡地方自治，對於地方行 政重新劃分，但實際上直到 1930 年代中，臺人於地方上的自治權才稍有進展。但
〈神秘的自制島〉中，對於「自制」枷鎖的批判，並非直接等同於臺灣社會對於
「自治」的批判，其中具有更複雜的層次。對於自治意識的複雜性，在蔡惠頻
106 許雪姬，〈臺灣總督府的「協力者」林熊徵―日據時期林家研究之二〉，《近代史研究集刊》第 二十三期(1994)，頁 86。
107 無知著，施淑編，〈神秘的自制島〉，《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07)，
頁 16。
〈1920 年臺灣廢廳反對運動與地方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的再論析〉108中 提到：
……觀察廢廳反對運動這樣的地方型政治活動，地方住民的自 治精神和地方利益相結合，過去政治史研究中經常被強調的臺、日 民族對立的「民族」架構，不一定能被用來完全地解釋地方型政治 活動，毋寧是以「利益」為出發點，使得臺日人之間充滿了許多策 略性結合的可能性……109
……地方意識從日治時期以前即已定著於地方社會當中，即使 1921 年開始新式臺灣知識份子與地方資產家結合，共推以臺灣為思 考主體，即「臺灣大」的政治運動，地方意識仍然存在於地方社會 之中……110
由上述摘錄可知，自治概念中具有地方自治意識與民族自治意識的差異性，
當中亦非絕對的互斥。若〈神秘的自制島〉以「自制」區別「自治」的視角觀 看，當中以身戴「自制/治」枷鎖且覺得受到大利益的地方居民與仕紳，亦是 1920 年代身處東京的新式臺灣知識分子，所欲批判的對象。作為刊載在《臺灣》上的
108 蔡惠頻，〈1920 年臺灣廢廳反對運動與地方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的再論析〉，《臺灣學 研究》第十三期(2002)，頁 185-206。
109 蔡惠頻，〈1920 年臺灣廢廳反對運動與地方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的再論析〉，《臺灣學 研究》第十三期(2002)，頁 198。
110 蔡惠頻，〈1920 年臺灣廢廳反對運動與地方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的再論析〉，《臺灣學 研究》第十三期(2002)，頁 201。
〈神秘的自制島〉，更細緻地呈現了當時台灣社會運動背後意識分歧與複雜的一 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