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治時期「迷信」論述研究
關於日治時期「迷信」的討論，前行論文中多以小說中的「迷信」進行分 析。廖淑芳〈魯迅、賴和鄉土經驗的比較－－以其民俗與迷信書寫為例〉2，以賴 和的小說〈鬥鬧熱〉與〈蛇先生〉為分析對象，認為賴和的文章中重新發現了傳 統經驗的可貴，對於「現代化」進行檢討，對於傳統文化抱持肯定態度。劉義郁
〈賴和小說中「迷信書寫」之研究〉3中亦以賴和的作品為分析對象，討論當中的 思想特質。劉義郁認為所謂的「落後迷信」與「傳統舊慣」是統治者，與接受了 全球新思潮的新知識分子們對於臺灣漢人「傳統風俗」與「傳統文化」所抱持的 觀點。臺灣新知識分子受「新式教育」而希望「啟蒙」同胞，實質上亦受到了殖 民者所帶來的進步主義影響，無意識中產生排斥自身傳統文化的行為，無疑抑是 一種「自我殖民」的現象。而賴和小說中的迷信書寫當時知識分子討論迷信時，
抱持著不同的態度，具有有三項思想特質：反殖民、社會與文化反思、人道主 義。
同樣以小說作為分析對象的還有陳婉嫈〈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中的民俗議題 與文化論述：以小說為中心(1920~1937)〉4，當中以賴和、蔡秋桐與楊守愚的小說
2 廖淑芳，〈魯迅、賴和鄉土經驗的比較－－以其民俗與迷信書寫為例〉，《台灣文學學報》第 1 期 (2000 年)。
3 劉義郁，〈賴和小說中「迷信書寫」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2018)。
4 陳婉嫈，〈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中的民俗議題與文化論述：以小說為中心(1920~1937)〉(清華大 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學位論文，2011)。
為分析對象，探討當中的民俗議題，包括祭典活動、迷信等，分別以國民性、反 殖民論述、人文主義等角度進行思考。
張玉秋〈日治時期宗教「迷信」話語研究〉5中，《崇文社文集》討論儒學文人 的迷信觀，並進一步將儒家的宗教性與民間宗教信仰的異同進行區辨，張玉秋認 為「破除迷信」的言論，突顯出的不只是對於風俗的改善，而是統治者與新知識 分子爭奪信仰者―「迷信的臺灣人」的過程，意圖使其成為日本人或是文明人。
統治者採取的是對於迷信放縱的態度，意圖融入臺灣人信仰文化中，在潛移默化 中完成文化同化的目的。在 1930 年代末期，殖民政府推動「寺廟整理運動」，掃 除不合乎標準的「迷信」，試圖以日本本土國家神道的信仰取代之，以純正的信仰 建立國民精神，但最終因其信仰體系與臺灣人民間沒有深刻地歷史經驗與情感交 集，最終宣告失敗。
對於日治時期迷信論述的討論，目前所見不多，現有文章多是以小說為分析 對象，且多集中於賴和、楊守愚、蔡秋桐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中。在新文學作家 中，多可見其破除迷信的論述與反殖民與人文主義有所關聯，在新知識分子一片 反迷信的呼聲之外，賴和的作品又特別地關注到了本土文化保存的重要性。但除 了新文學家的作品外，尚有通俗小說家的存在，而通俗小說家的作品中如何描繪 迷信的樣貌則為現有文獻缺乏之處。
此外在臺人對待「迷信」的態度上，在前行研究中多將知識分子的「啟蒙」
放置在殖民地體制下思考，其所接收現代性思潮的「新式教育」，與殖民統治間有
5 張玉秋，〈日治時期宗教「迷信」話語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
2010)。
密切關係。但本文認為自 1920 後期，報章刊物上所見的「反迷信」討論中，亦能 看見知識分子對於民俗文化的深刻理解，如社會制度革新組織，以「反迷信」為 該會要旨之一的臺北維新會，亦每周舉行例會，對於「迷信」的研究進行討論。
此外，在《臺灣民報》的報導上亦能夠看見，知識分子對於信仰多抱持若非過度 迷信，燒香拜佛本身並無害處，主要有害於社會的是祭典的鋪張與浪費本身，尤 其是以商人階級主持，統治者協力，或不加以禁止的祭典，使知識分子警覺到這 是利用迷信加以愚民的手段，而予以抨擊。就當時臺灣知識分子所批判的對象，
在信仰與祭典間，對傳統文化的反對與現代思潮的除魅間，仍有許多尚待仔細區 辨的的地方，尚待進一步的研究。
二、《臺灣民報》相關研究
在《臺灣民報》文獻回顧的部分，本文試圖爬梳前行研究，以建立對於當時 臺灣文化氛圍，與《臺灣民報》於臺灣社會所處之位置，及其對社會之影響進行 瞭解。在目前文獻中，主要可以看見《臺灣民報》與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運動、民 族運動的緊密關係。
黃秀政〈「臺灣青年」與近代臺灣民族運動(一九二 0―一九二二)〉6中，對於
《臺灣民報》的前身《臺灣青年》進行考察。在《臺灣青年》時期，創刊號的社 告中，即以「作島民言論之先聲」所自許，藉由不斷地宣導言論自由的論述，對 外向總督府呼籲放寬言論控制的尺度，對內向臺人引介世界思潮並喚起其爭取自 由言論之意識。《臺灣青年》為新民會之機關刊物，與其推行民族運動的目的相結
6 黃秀政，〈「臺灣青年」與近代臺灣民族運動(一九二 0―一九二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 報》第十三期(1985)，頁 325-365。
合，對於「抨擊臺灣總督府的施政，呼籲台胞自治」的方面，著力甚深。周婉窈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7，亦對於《臺灣民報》在日治時期臺灣社會中 所扮演的腳色進行探討。因蔣渭水等人組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而引發的治警事 件，《臺灣民報》將其法庭辯論內容完整刊載在第一審公判特別號中，受到民眾搶 購八千冊銷售一空。而在蔣渭水等人被扣押的空檔期，《台灣民報》亦成為其言論 的發表園地，向大眾傳遞訊息，而臺灣社會亦與以熱烈的回應，在被捕的「志 士」入獄與出獄時皆受到民眾熱烈的迎接與歡送，周婉窈認為《台灣民報》不僅 是刊物，亦是整體政治運動當中的一環。蘇碩斌〈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 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8， 以活字印刷技術的興起，分析《臺灣民報》
於 1920 至 30 年代間，如何對臺灣意識的興起進行形塑。蘇碩斌提到除了臺灣民 報本身傳遞訊息的媒介功能外，更重要的是活字印刷的媒介環境也使新文學作者 對讀者有了全新的想像。面對「不特定、不認識的全新讀者」所形成的嶄新集體 空間想像，作者亦經由反思改變其書寫內容與以回應，在雙向的互動中以「整體 臺灣為單位的類國族意識」也由此產生。
在於《臺灣民報》刊物本身發行及經營上，莊勝全〈《臺灣民報》的生命史：
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9，以出版史的角度，對於臺灣民報社移 臺前後的歷程有詳細的考察，並藉由臺灣本土的知識份子黃旺成於《臺灣民報》
中擔任記者的生命經驗，呈現社內諸多業務細節，補足《臺灣民報》除了身為當 時臺灣重要言論機關的腳色外，作為一本實際運行的刊物本身的完整樣貌。
7 周婉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台灣史料研究》第 37 期(2011)，頁 2-31。
8 蘇碩斌，〈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新聞學研究》第 109 期(2011)，頁 1-41。
9 莊勝全，〈《臺灣民報》的生命史：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國立政治大學臺灣 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
1924 年末因受東京大地震影響，發行《臺灣民報》的臺灣雜誌社決議將發行 與印刷移往臺灣支局，但因並未受當局允許，移轉過程並不順利，僅轉移內容編 輯與報費徵集等部分業務。1927 年中後期時，才輾轉在警務局保安課長小林光政 的允許下，全社搬遷至臺灣，以原先臺灣支局的所在地為本社的新根據地。根據 莊勝泉的考察10，在《臺灣民報》移轉至臺灣的過程中，民報的專務取締役林呈祿 與小林光政簽訂切結書，對於民報的內容進行約束，當中主要三點為：「其一、不 做臺灣議會的宣傳機關；其二、內容將使用日文；其三，受檢閱後才可以配送」， 此舉亦受到當時臺灣知識份子的反彈。柳書琴在〈《臺灣新民報》向右轉：賴慶與 新民報日刊初期摩登化的文藝欄〉11對於 1930 年代初期新民報的考察中， 發現在 殖民當局、左翼論述、新興媒體三方面壓力下的《臺灣新民報》以「摩登化」的 新聞小說吸引大眾的目光。柳書琴認為如賴慶等，於新民報的文藝欄上，以新聞 小說走紅的新進作者，確實存在著議題缺乏取捨、文字缺乏深度與表現力等議 題，但也不應忽略其除了是大眾作家外，在小說中展現的反迷信、女性解放、批 判摩登、地方自治等議題，亦是一位行動派作家的事實，而本文亦認為，1930 年 代《臺灣新民報》上出現的新聞小說亦為反應當時社會輿論與時事議題的重要研 究對象。在前行研究中，往往重視《臺灣民報》的報導所具有的引領社會輿論的 機能，但新聞小說所能反映社會時事的功能相對而言較不受重視。本文認為在新 聞小說的體裁中，能展現與報導的論述中不同的面向，新聞小說的作者可以使用 更巨大的篇幅，以及小說中具虛構性格的個性，對現實中的時事做出更細節，或 是更生活化的回應。
10 莊勝全，〈《臺灣民報》的生命史：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頁 44
11 柳書琴〈《臺灣新民報》向右轉：賴慶與新民報日刊初期摩登化的文藝欄〉，《臺灣文學研究集 刊》第十二期(2012)，頁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