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

2016 年 3 月 28 日臺北市內湖區發生了殺童的憾事，這樣的事件不是第一次發 生，然而聽聞每個小生命意外的隕落，即使是素未謀面的孩子，都讓人覺得揪心 與不捨。受害的孩子另有三個手足，全職帶孩子的媽媽親眼目睹這樣的殘酷畫面，

可以想見是如何的痛心與不捨。這位勇敢、慈愛的母親，大力疾呼，要讓這樣的 憾事不要再發生，絕非立法可以解決，一定要從家庭、教育、社會這些根本做起，

這樣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當大家開始質疑誰才應該為這樣的事情負責任時，衛福部的統計數據更令我 們憂心。衛福部補助各縣市衛生局聘任關懷訪視員，負責追蹤最嚴重一、二級精 神病人，而1個人力得追超過300人。直轄市六個縣市是人力較為充裕的地方，台 北市的人力比大約是1：80，屬於比較理想的狀態，仍不能防止這樣的憾事發生，

何況出了六都之外的人力嚴重不足（NOWnews，2016），或許能補足適當的人力，

才有機會進行預防行工作。

系統工作是一個完整協助的概念，當這樣的事件被社會理性檢討時，我們不 再去將精神疾患或是特定族群污名化，敵視與對立無助於問題解決，而是應該思 考如何才能更有效地給予適切的援助。

一、系統思維在現場的應用

處理學生議題，教師總是站在第一線與家長溝通，並且居中協調，與各系統

進行對話。教師被賦予輔導學生的職責，這是責無旁貸的。只是面對日益複雜的 問題行為，其實學校輔導工作的分工及轉介上相對重要。

趙文滔、許皓宜（2012）以系統「循環性思維」，將學校、職場、社區、醫院，

視為相互轉介的分工網絡。在學校工作中，強調的是家「家庭系統評估」、「校內 系統合作」及「校外專業間的合作」。處理個案的時候，不僅需要「家庭系統」的

觀點，更可以運用「跨系統」的觀點合作，了解、尊重彼此的專業和限制，也才 能回到所有助人工作的原點：一切都以當事人的福祉為優先。研究者針對教育現 場與跨領域系統的工作經驗，提出對於跨系統的合作的建議如下：

（一）學校與醫院系統

學校發現個問案的問題可能需要醫療人員介入時，要如何讓家長同意就醫？

我想，要任何一位愛孩子的父母相信自己的孩子「可能不正常」是一件相當痛苦 的事情。只是，當孩子的問題超出學校的處理範圍時，還是要適時讓家長理解，

並說明就醫可能會出現的好處及缺失。可能有人會疑惑，告知家長就醫的缺失，

家長還願意採取行動嗎？其實，當我們分析優劣得失之後，學校還可以針對這些 問題提出已經預防性地進行何種措施，比如有些家長擔心就醫要跟醫生說明的困 難，老師可以陪同，說明已經進行的輔導策略，讓醫生更了解個案狀況，也減低 家長憂慮，如果全面地跟家長說明就醫的優點反而會讓家長懷疑，當出現一些阻 撓時，家長一縮手，要再談合作就難如登天了。

學校端該如何持續和醫院（生）合作？一言不發的家長和抱怨不停的家長都 是醫院常見的兩類，第一類讓醫生對於個案的症狀毫無頭緒，第二類則是讓醫生 接受太多對學生的負向情緒及指責，找不到可以協助個案的介入點。老師這時候 可以整理平時客觀觀察記錄及與家庭合作的經驗告知醫生，並討論是否有用藥或 是接受心理諮詢的必要。

（二）學校與諮商系統合作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提供三級輔導資源，近幾年在學校端運用最廣的就是「心 理師入校服務」。以研究者服務的縣市為例，這幾年申請的費用預算已超過百萬，

但仍不足以負擔教學現場學生的需求。

心理師在學校扮演一個微妙的角色：他們知道學生最多心裡深層的秘密，卻

在學校停留時間最短。有些焦急的導師可能會需要心理師給予立即的回饋：「我的 學生怎麼了？我可以做什麼讓學生立即恢復正常？」面對這樣認真、積極的老師，

我們應該先肯定他的用心，但是也必須讓他知道，心理師和個案工作都是有限制 在的，如果每一個個案和心理師分享的最底層的事件都可以一一攤開來分析，下 次個案大概就噤若寒蟬了。另外，個案的狀態往往是長時間的累積，與心理受傷 的孩子工作，是很難有立即見效的特效藥的。

諮商師的開放及溫暖，讓我們在訪談過程中不斷討論到輔導工作及諮商合作 的困境及契機。學校輔導人員遇到困難時，也可以把個案轉介給其他輔導人員，

或是校外心理諮商師。這才不會損耗自己的能量及浪費個案復原的時間。

輔導、諮商工作同時進行時，我的疑慮是：諮商師談一次，輔導人員談一次，

個案不就一次又一次說出內心想隱藏的痛嗎？與學校長期合作的陳心理師說：「諮 商和輔導就像是兩個協助個案的網絡，越多資源，對個案照顧就越多，這些是她 希望在學校和諮商中的合作，也可以透過個案研討將協助的工作整合，這才是系 統工作的概念。只要我們有本事幫助個案復原，不要擔心自己輔導工作進行，就 像是手術，只要有信心將傷口處理包紮好，對個案就是有幫助的。」

轉介三級輔導資源的目的通常是處理學校輔導工作無法獨立完成的學生輔導 問題，經常是家暴、性侵等。輔導室除了讓心理師安心到學校工作之外，也要讓 個案可以平靜安穩地接受諮商服務，當然，導師、家長的疑慮也是我們要一一解 決的。這樣的導師通常也是非常了解個案家庭問題的，他們容易執著於外顯問題，

如果讓他們能對家庭系統及個案長期遭遇的情形說明，這些熱忱的導師往往能產 生極大的同理心，甚至當起孩子學校的安心糾察隊。

（三）學校與社工系統

如果一個孩子在學校一整天是 8 到 10 小時，回歸到家庭的時間也還是我們鞭

長莫及的部分。這些離家的孩子即使逃離家庭，家庭對他們曾經有的關愛和傷害 也一直都在。社工的介入讓家庭的原貌可以真實地呈現出來，也能針對他們的劣 勢給予協助，或是針對需求提供幫助。

2015 年竹東鎮發生兩件震驚社會的新聞事件：八年級的邱小妹在網咖與人發 生口角，被人集體虐殺；十七歲的媽媽將兩個小孩託付給舅公，其中一個被虐待 致死，一個重傷脫水。這兩個事件的共同點是：加害人與受害人都在自於失功能 的家庭；她們都曾是學校、社政系統關心的個案；事件都發生在竹東鎮(李宜蓁、

林韋萱，2015)。社會快速變遷，我們看到許多新住民加入，他(她)們來自於完全 不同的社會、文化，在台灣落地生根，但是受到的尊重卻不若預期；外派到東南 亞或是中國的父母也組成令類的家庭模式。社工要面對這些家庭問題，更必須有 足夠的資源，並找到家庭問題的根源。竹東鎮的周江杰議員說：「政府花十五億做 補救教學，不是要補功課，應該是要了解家庭脈絡。」(李宜蓁、林韋萱，2015，

頁151)。孩子要心安了才能有學習動機，若是家庭飄搖，心何以寄？

目前服務地的心理師已經有完善的心理師入校服務，期待社工的人力分配能 更合理有效安排，才能達到協助家庭的功效。

二、化家庭阻力為助力

曾經看過一位轉入本校的八年級女生，轉入後完全不能行走，雖然品行良好，

與同學相處甚佳，卻有莫名的懼學行為，經由多次醫院檢查，才診斷出非生理性 因素，應該是一種身心症。當我們進到家庭工作，看到酗酒的母親，平時清醒時 還能招呼客人，一喝酒，全變了樣。這位小病人似乎又是家庭系統生病的代罪羔 羊。

遇到自己覺得不易溝通的家長，你是兩手一攤？還是想辦法跟他奮戰？放棄 管教受傷害的是孩子，和家長對抗更是「三輸」的局面。當這個學生畢業，你發

現他的弟弟或妹妹又進來學校，那個挫折感才真是無法言喻。我們換個想法，如 果可以「搞定這個家長」，那不就是為孩子，也為自己鋪了一條順暢的溝通管道嗎？

誰該介入這樣的困境之中？除了第一線的老師絕不棄守，行政及校外資源都應該 適時進入協助。

（一）讓家長相信，我們努力為孩子著想

這句話絕對不是口號。家長一進門，不要急著說學校做了多少，老師都沒有 錯，這樣彷彿所有的不對都是孩子和家長。學校可以試著告訴他，我們都在為孩 子努力，只是沒有找到一個可以合作的默契。當家長可以吐一吐長時間帶這個孩 子的苦，自然才看到見我們的疲累及無力。

服務學校的陳心理師曾經跟我說過：「關係像一雙手。諮商師提供第一隻手協 助個案，讓個案有能力去幫助自己；另外一隻手協助個案撥去過去的不愉快。」

這樣施與受的關係，無非是希望個案、家庭都長出自助的力量。

（二）讓學生信任，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如果坐在個案研討的現場的各位，終極目標是要將這個個案趕離校園，通常 都只是開會的人自己講得開心，但是後續往往做得不太順心。每個孩子進到學校 就讀，都有他們應得的權利，普遍來說，我們一定先捍衛他們的受教權。只是還 不成熟的他們，經常忘了該盡的義務。那，老師呢？老師的權利和義務呢？

周愫嫻（2001）以高夫曼的戲劇理論說明，自我是一種互動的產物，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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