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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個案的妥當才是王道

第二節 彈性權變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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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一段時間總有「不通事理」的臣僚前仆後繼地提出,希望能夠提供一種更安 全(一體)的規矩方圓讓他們遵辦,33這就是皇帝與臣僚之間長期以來複雜矛盾的 心態。

就此而言,筆者以為,帝制中國所嚮往追求的社會,與其說是一個全面性 的法制化帝國,毋寧說,它所追求的是一種理想的治術,法只是手段(工具)之 一,而非其目的,34單單「從法」,並不能完成這樣的理想;相反地,僅僅「從 法」,反而會危害此種理想的實踐。因而在法的實踐面上,它會因應各種案例而 調整,並不是因為皇帝或臣工破壞體制下的官府規定,這麼說是一種誤解,或 說是一種對帝制中國法文化的美麗的曲解。畢竟,出發點/手段/目的之間的差 距及誤解,難免令今人對傳統中國法/治理者作出過多的苛責或期待。

第二節 彈性權變的背後

一、京官下鄉問案─眾聲喧嘩中的表象與真相

乾隆五十二年,山西巡撫明興參奏轄下徐溝縣知縣林琅奉杖斃該縣民人牛 建奎、王敦二命,請旨將林琅奉革職。35據明興一開始的說明,林琅奉因縣民程

論如何,誠如乾隆、嘉慶所提到的,某些案件根本無法「成式頒行」

33 寺田浩明認為,律例的產生仍不脫「情法之平」所構築的非規則型法之體系,皇帝雖是審判 制度的主體,卻不可能處理所有的案件,無論如何需有官僚的參與,但官僚的賢愚不一,因此 預先將「情法之平」的典型事例構成一個判準體系,以供官僚參考遵循,而這也是何以法典總 是缺乏量刑裁量的形式出現的原因。在法典的構成與運用這方面,鍾威廉(William C. Jones)亦 直接指出,如果律典確實是中華帝國法律的主體和核心,那麼法律亦不過是皇帝的敕令而已,

研究中國法律必須從「法官」,而最終以皇帝的角度觀察問題。寺田浩明,〈「非規則型法」之 概念─以清代中國法為素材〉,頁 110-111;鍾威廉(William C. Jones),〈大清律例研究〉,頁 419-423。

34 王泰升評價傳統中國法的實質內涵時提到:「傳統中國法裡,法律規範的『工具性格』非常強 烈。法家思想視其為貫徹任何君主命令的工具,儒家思想視其為實現官定意識形態(儒教)的工 具。正因為法律規範本身並非人類生活的最高規範,故傳統中國有『情理法』之說,且沒有自 我目的(如「正義」)的「司法」,僅僅是一般行政事務的一環。」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 論》,頁41。

35 「奏為徐溝縣知縣林琅奉杖斃牛建奎王敦二命革職嚴審定擬具奏事(附件:附奏將集場改設 察院街之摺片)」,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七日,《宮中檔奏摺》,文獻編號403053468,收入《宮中 檔乾隆朝奏摺》,第67 輯,頁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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瑂開設斗行,36聽從牛建奎、王敦「教唆」,希望壟斷市場,私自將原來在城裡 的集場,在四關輪流移設,經該縣查禁,程瑂等人抗不遵從,又赴院司呈控,

經該府查明後,最後程瑂落得杖責枷示的懲罰。縣正堂林琅奉差傳程瑂等人,

想當堂發落,未料牛建奎、王敦頂撞咆哮,縣正堂於是將兩人重責四十板,二 人於刑後先後身故,是故請旨將林琅奉革職審訊。

乾隆帝立刻提出質疑,假如牛建奎、王敦教唆程瑂移設集場,以壟斷圖利,

那麼經該縣查禁後並不聽從,再轉赴院司呈控,而該府也查明按律科罪的話,

林琅奉只不過奉文發落,在牛、王兩人頂撞抗官的情況下,林琅奉「板責懲治 係屬以法決罰,尚非任性酷刑者可比」,最重只需降調已足以示儆。倘若將林琅 奉革職治罪,反倒長了地方刁風。但是假如林琅奉是因勒索未遂,故意重責以 致連斃兩命,那麼就應問擬抵償,而不只是革審而已。再者,咆哮頂撞的態度 各各不同,明興的審究毫不足稱之為實在。37於是,乾隆帝改派兵部侍郎海寧、

刑部員外郎王士棻兩人前往查案。

在海寧調查後的奏摺是這麼說的,在接獲旨諭後,與王士棻兩人於二月十 三日自京啟程,十九日在山西交界詢知應審人犯均已提集到省,便於二十一日 抵達省城太原後,提取歷控卷宗並提集犯證,一面檢查案卷一面提犯審問,卻 發現各犯言詞閃爍,語言互異,似有串供之嫌。不久,海、王兩人再赴徐溝縣 當地查證,卻發現所謂的王敦等人頂撞咆哮並無其事。接著,事態還有出人意 表的新發現,根據去年林琅奉審訊時在堂吏役賈玉珍等人拘其研訊王敦等頂撞 咆哮的情節「並無其事」。原來,該縣清源鄉集市從前一直在四關與城內察院街 輪流舉辦,乾隆三十年,前任知縣停止輪流集場的方式,移入城內舊衙前中街 開設,以後的三十二年、三十四、五年,因斗牙鋪戶居民等以地方狹窄,不能 多容車輛,導致商販日漸減少,已五次呈請移集至察院街,或仍依五處輪流的

36 斗行指的是糧食商行。據清人李綠園在小說《歧路燈》寫道:「看官要知道劉守齋是個什麼人?

原來劉守齋祖上是個開封府衙書辦,父親在曹門上開了個糧食坊子。衙門裏、斗行裏一齊發財,

買了幾處市房,鄉里也買了八九頃好地,登時興騰起來。」(第三十四回〈管貽安作驕呈醜態 譚紹聞吞餌得勝籌〉,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頁 349)由此看來,斗行在當時屬於利多的 一項事業,能夠經營斗行的人士,長期在地方上有一定勢力。

37 事實上,此刻的明興,已連續數月為地方災賑事務忙得焦頭爛額,並且受到乾隆的責備,指 他「不能悉心籌畫,辦理妥協」,接連數月,明興都接到乾隆的指責,不斷地受到乾隆「傳旨 申飭,仍交部議處」的旨諭。料想明興大概也很難將心思放在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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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規,然城內鋪戶董自喜、監生郝煥、生員王德淳等認為移集必定造成中街清 冷而呈稟請求不要移集,因此歷任知府均批飭不准挪移。直至五十二年四月間,

清源鄉生員韓志清、斗牙朱大倫等以去年西關端陽神會曾移集城外五日,呈請 比照去年移集西關五日,既經林琅奉批准後,郝煥、王德淳、董創基等具呈阻 止,林琅奉只好簽差查禁,然而斗牙等已照原批移集於城外。程瑂等人認為集 場暫移城外本已經由縣官批准,卻因郝煥等具呈稟阻反被查禁,顯然是郝煥等 人「倚恃欺壓」。心有不甘的程瑂,於是在五月十七日和行人等公同呈請照舊在 五處輪流,縣官林琅奉於是以抗不入城的理由差役拘拿,程瑂等人聞風逃避,

於六月間潛赴省城,直接到巡撫藩臬司道各衙門呈控郝煥等把持集市,並請仍 照舊規。郝煥等因恐怕導致中街冷落,也到各衙門呈控,經巡撫批至太原府審 斷後,將程瑂等人照「把持行市律」俱擬枷杖,飭交該縣發落。林琅奉於十二 月初八日將程瑂等杖責發落後,初九日又提訊程瑂等追問主唆之人,程瑂以移 集城外本是遵照批示,設集城外也是各牙行等公同議定,王敦、牛建奎、焦世 盛等均係行中共同公議之人。林琅奉於是差傳王敦等三人到案,於十二月初十 日午刻,審究何故抗拒進入城中設集的地點。王敦等人的回答仍與前同,亦即 城中狹窄、生意蕭條,因此希求移集城外,並請開恩寬恕,林琅奉隨即便以王 敦等抗不遵依,喝令皂役牛得府等將王敦掌嘴四十,又杖責四十板,牛建奎杖 責四十板,焦世盛掌嘴四十,王敦等俱已應允入城,隨後將王敦、焦世盛鎖押 在門外,王敦因年逾六十,受責回家後於當夜身死,牛建奎亦年逾六十,杖後 昏迷,擡赴班房後由其子保領回家,延至十一日殞命,屍子王大順、牛起發先 後赴省控報,飭委榆次縣知縣英貴驗訊錄供,詳報在案。

經海、王兩人檢查「屍格」,38除了杖傷掌傷以外,並無其他傷痕,審訊屍 子的結果,兩人均供稱傷痕均只在臀腿以下與左右頷頦,因此也未再次檢驗。

報詳的調查結果卻是「王敦等亦不過以中街狹窄,生意無多分辯設集城外之故,

而挺撞咆哮字樣,係因榆次縣知縣英貴錄報吏役人等供詞內均有挺撞咆哮之語」。

這才發現,所謂的王敦咆哮公堂一事,原來是皂役們恐怕本官獲罪而受牽連,

38 舊時檢驗屍體由仵作負責,仵作並須填寫詳細屍格,可以說是過去的驗屍報告。屍格有固定 的格式,必須先註明詳細地點日期,檢驗內容包括屍身正背兩面,何處為致命傷,最後必須有 首領官與檢驗官的書押,才能算是一份完整的屍格。屍格的樣式可參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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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商串咆哮的供詞。在榆次縣錄供時,書役們即謊供咆哮公堂之事。又傳訊 榆次縣英貴,英貴坦承是奉委相驗,並非承審錄供,因此只據當場各供詞詳報,

確實疏忽未查。再問林琅奉當日審訊程瑂等人何故違抗不遵的情形,林琅奉供 出當日差傳王、牛兩人結果,說是城內狹窄、生意平常,「詞色亦不和平」,因 此當堂責打,不意竟因此致死,但求上級嚴參治罪。

最後,海寧針對這起因爭集引發的人命案件的處理方式,亦是本案關鍵之 一。海寧提到,米糧集市為各地鄉民輻輳相互糴糶的場所,牲畜車輛本來就較 他處為多,也有不少商販鄉民,理應選擇寬敞地區設集。開設集場後,處所附 近居民鋪戶商店皆得均霑利益,故以歷年來總因恐怕導致中街冷落而「捏詞妄 控,屢次不休」。中街恐怕冷落而察院街又何嘗不是,且西關神會移集不過五日 之短,亦無礙中街生意,中街等人堅決半點不讓,無疑是把持壟斷的明證。

最後,海寧針對這起因爭集引發的人命案件的處理方式,亦是本案關鍵之 一。海寧提到,米糧集市為各地鄉民輻輳相互糴糶的場所,牲畜車輛本來就較 他處為多,也有不少商販鄉民,理應選擇寬敞地區設集。開設集場後,處所附 近居民鋪戶商店皆得均霑利益,故以歷年來總因恐怕導致中街冷落而「捏詞妄 控,屢次不休」。中街恐怕冷落而察院街又何嘗不是,且西關神會移集不過五日 之短,亦無礙中街生意,中街等人堅決半點不讓,無疑是把持壟斷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