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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為天下而論案

第一節 案件呈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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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為天下而論案

第一節 案件呈上的過程

一、案件伊始

清代中國的案件,可以較粗略的方式劃分為笞杖及戶婚田土錢債等細事(此 類案件若只停留在州縣審理,通常是以笞杖作結的刑罰居多)和徒罪以上的刑名 案件1(這類案件是須由州縣向上呈報,有緝捕人犯及結案時限的壓力)兩類。2關 於笞杖及戶婚田土錢債以下的案件,一般由州縣官自理,因而可稱「自理案件」。

不過,即使是需要上呈的案件,也由州縣官負責決定是否有其必要,案件上呈 是州縣官的選項之一,但卻未必為必要,看來似乎是在州縣官能夠掌控的範圍

1 徒罪以上的刑名案件即所謂的審轉案件,其中又分為非命盜重案(尋常徒罪案件)和命盜重案兩 類,而本文所探討的案件,乃根據王泰升於其論著《台灣法律史概論》中關於「清治時期官府 司法案件審決流程示意圖」當中的③有關人命徒罪及軍流罪案件、④死罪案件兩類,這兩類案 件即當時常稱的「命盜重案」。示意圖及相關說明可參見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67(圖 4-2)、66-69。

2 無論細事或刑名案件,案件的正常程序是這樣的,地方上的糾紛是在每當雙方實在無法容忍彼 此的程度之後,其中一方或雙方(通常)會在每月固定的放告日期(一般是每逢三六九日或三八放 告,依各州縣有所不同)提告,一場訴訟(也就是俗稱的「打官司」)於是始焉。其中,先提訟的 一方稱為「首告」或「控告」(相對於沒有明確的提告對象,而只是到府說明,則稱為「報」、

「呈報」)。首告必須提出書面告狀,被告的另一方則提出訴狀,無論告狀或訴狀均須符合狀 式格式,否則不予受理。除了少數例外,提告者必須親自攜帶訴狀至衙門呈控,不得交由他人 代理。當官府正式收受案件以後,進入下個「批示」階段,州縣以「准」或「不准」通知原告 官府受理詞狀與否,假設官府批示受理,州縣或直接依照狀詞當堂發落,或派員調查、蒐集證 據、查緝人犯等等,然後進行堂訊,根據官府規定,在公堂審案時,可以在合理的情況下刑訊,

法定刑訊器具包括竹板、夾棍、拶指、枷號。審理完畢以後,即進入初步判決階段,稱作「堂 諭」、「面諭」或「面斷」等,原告被告均須畫押甘結(或稱「花押」)。通常,徒罪以下的案件 至此便告一段落。假如,原告不滿縣正堂裁斷,那麼可以透過繼續上控,或者繼續在下一任縣 正堂到任後再次提出訴狀,又或者直接上京控告。

議處。」(頁 1093b-1094a)並且規定審理期限:「直隸各省,審理人命事件,定限六月,盜案定 限一年。如案內正犯及要證未獲,情事未得確實者,題明展限。按察司自理事件,限一月完結;

府州縣自理事件,俱限二十日審結;上司批審事件。限一月審報。若隔屬提人及行查者,以人 文到日起限,如有遲延情弊,該督撫察參。若該督撫將違限各官,徇情不行題參,察出一併議 處。」(頁 1095b-1096a)規定更隨時代推移,而有益加嚴格的傾向。有關審限內容,於《清史稿‧

刑法志》也有扼要記錄(卷 144,頁 4214)。 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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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經會審程序,由督撫逕以奏摺請示皇帝,皇帝交由軍機大臣草擬方案,

再由皇帝面諭進行最終裁決指示。

也就是說,除了京師地區及少數特例(譬如政治大案或由皇帝親自下諭委員 審理的各種京控叩閽一類的案件),外省案件呈送到中央以後,三法司進行的是 書面覆覈,直接審理的形式至多到督撫層級為止。刑部根據外省送上的案卷進 行覆覈的同時,若對原擬有不同意見則會根據案件書面資料提出質疑,提出議 駁,亦即駁案,10因為是由刑部提出、皇帝核可,又稱「部駁」。議駁的內容包 括案情說明不清、案件調查不夠確實、援引失當(譬如「情輕法重」或「情重法 輕」)、引用牽混(譬如不明律意,援引錯誤律例)、遷就例文泥於成案等等,都 可以提出駁議。刑部固然是中央法司覆覈的主要參與者,不過皇帝有時也參與 駁案,直接對案件作出批駁的指示。偶而,刑部也會與皇帝在律例援引上的意 見相左,皇帝甚至責備刑部過分拘泥律文,11督撫也會因援引失當、拘泥成例等 等原因而遭到罰俸的懲處。12

二、中央法司核心的運作模式 (一)部臺之爭

清初,因制度尚不明確,無論在內的六部等衙門或在外的督撫,奉旨下部 經常是經年累月不覆,而督撫在外行察亦不報告。其後,雖於順治八年以後要 求官員按時報告,然其成效並不明顯,當時刑科左給事中魏象樞曾上疏提及積 弊「恐因循漸積,司官之塵留者,堂官不問書吏之遲延者,司官不察諉示而虛 責成」13,並提出建議:

臣於以為事體有重輕,道里有遠近,限期有寬嚴,其咨行在外者,地近期限三 月,地達則限半年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反覆詳慎者,或限制九個月,或限

10 此外,駁案又分作題駁與咨駁兩類,前者指的是對死刑的駁審,刑部必須提請經皇帝同意後 才能駁審;後者指對徒、流案件的駁審,不須具題,可直接咨文督撫,要求其改正。詳參鄭秦,

〈論清代的秋審制度〉,收入氏著,《清代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192-193。

11 (清)全士潮等輯,《駁案新編》,卷22「毒死繼母之母按照新例服制斬決」,頁18-27;卷 25「子 毆父母例」,影印乾隆四十六年刊本,頁39-42;卷 28「奴婢誣告家長」,頁 1-6。

12 (清)全士潮等輯,《駁案新編》,卷 27「教唆誣告畏累自縊」,頁 75-82。

13 魏象樞,〈政事不宜停閣疏〉,收入《皇清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 44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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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年歸結,須將內外行咨、咨到、批駁、申詳並咨覆案呈年月小日,咨內逐 一註明,本內逐一開寫,則部院之稽核恭駁有據矣。至於在京各衙門事之繁簡 不一,官之多寡亦不一,但近在輦轂,不過司議說堂而定一月之內可覆也。如 果事關重大,長慮熟籌者,或遲至一月半或遲至兩月歸結,除軍國機密原係密 封者,自應密奏外,其餘諸事內嘗有一二口奏之事口傳之旨,不經發鈔者,臣 思綸言至重,恐有萬一之誤,以後悉當具本請旨,與天下共見之。若行移發落,

定期不過五日,則吏書之朦溷躭延可杜矣。14

魏象樞所指的事體,似乎不是專指地方案件的審結。至康熙以後,審限期限也 較魏氏的建議更短。15

魏象樞上疏後兩年,順治十年,刑科給事中趙進美進奏,建議恤民的要點 之一,謂百姓最期待的恩澤「莫切於刑賦近改折清獄」,提出當時獄訟弊端:

若獄訟所以伸冤抑而平民情也。問官身在地方,兩造既備何難,早行審結以免 株連。幽繫之苦,乃閱各省案臣審明成招,逐件奏報疏內所載罪款,去其初犯 之時,有經四年五年而案始定者。若山東按臣馮右京欽奉恩詔開釋張有成一疏 中云,事屬風影,各命皆斃,惟餘有成,厭厭獄底,已斃者不能起之九泉,見 存者即當予以開釋,遂奉有失入人罪各官卓查明議處之旨,推之,他省豈能盡 無,而各省所報正犯,未經讞定,先服冥誅者,如劉廉玉、沈一之類,又累累 見告。……申飭各處撫案轉行問刑衙門,自今歲遵旨清理之後,凡大小刑獄,

無論批發自理,必速速勘結,不得仍淹遲致累民命。按臣逐件成招,疏內問官 呈詳,必將初告批審、駁審、成招年月,明明開列。倘有沉滯太久者,外之督 撫得據以糾劾,內之部科得據以參駁,庶諸司上凜皇上好生之人格帝之,誠非 小補也。16

同年,刑部左侍郎衛周祚也就外省積案未結、招文不清、誣告冤案等現象提出

「矜土賊之案、嚴地方誣告之律、廣贖鍰之制、援八議之條」等五款解決之道,

衛周祚還提到,類似命盜大案都有證佐,但像土賊一類的案子,動輒牽引數十 人,「輾轉扳誣」、「偕良民以緩獄」、挾私報復的情節所在多有。另外,京師地

14 魏象樞,〈政事不宜停閣疏〉,頁 450-452。

15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頁 192-211。魏象樞只針對期限提出建議,其後清廷針對法制部分 逐步編纂了《大清會典》、《六部處分則例》,並對無法如期審結的中央與地方官員作出詳細懲 處規定,而這些都是後話。

16 (清)趙進美,〈恤民二要〉,收入《皇清奏議》,卷 6,頁 69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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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誣告風盛,時有挾制拏訛誣良為奸情形,導致「訟獄煩興」。衛周祚強調,「在 刑言刑,總之疏滯宣幽體,寧失不經之仁,鋤惡遷善成刑,期無刑之化」。17

同年,刑部右侍郎龔鼎孳上疏,指陳「罪貴乎按律也,治刑者之有律,猶 治樂者之有鍾呂,銖忝不容或差,若舍律而弗遵,將輕重任意,人無所適從 矣。……請自今申飭諸司問擬大小獄情,一依本等律文確議上奏,不得捨棄律 例單作罪名……諸司必再四推詳其罪,果虛則急為申雪,以燭覆盆其罪,……

聖慈浩蕩改從寬政,人慶更生矣。近見特恩免死,間有流徙盛京地方者,此故 皇上法外之仁,亦罪人望外之幸,……。臣等問刑衙門持此以定人之罪案,則 非律之初意也。……也請自今以往,除特恩免死仰聽聖裁外,其餘臣民罪應下 死刑一等者,仍此照律文引律例遣戍……」。18從龔鼎孳的行文論調推測,當時 的律例固然已立,然仍每每經受不同原因干擾,甚至發生在畿輔一帶,事涉滿 漢者向刑部質問,不准有司擅責的狀況,隱約透露滿漢之間的不協調。龔鼎孳 甚至大膽地表示,官府規定對統治者的重要性,一旦任意更改,將使人無所適 從,間接暗示聖上不應過分地法外施仁,否則就失去制定律例的本意。

無獨有偶,大理寺卿魏琯亦於同年上了一道奏疏,法司獨設三衙門的本意,

乃以民命為重。因而「部也,辦理冤枉者;大理也,故決囚必差御史,恤刑則 遣寺官。」大理寺雖位居法司之末,然而平反向來未曾申明,而順治帝下詔清 獄時曾會審一次,部擬即使明允,然則以「成章累牘之案,決疑信於片言兩造

乃以民命為重。因而「部也,辦理冤枉者;大理也,故決囚必差御史,恤刑則 遣寺官。」大理寺雖位居法司之末,然而平反向來未曾申明,而順治帝下詔清 獄時曾會審一次,部擬即使明允,然則以「成章累牘之案,決疑信於片言兩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