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本的說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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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機處的協助，皇帝得以更全面的掌控各部院的作為。可以說，軍機處與皇帝 幾乎是在同一個視角思考問題，透過上述的刑部題本案例，即能大膽推測出，

軍機處(或皇帝)就此題本提出刑部裁斷上的缺失，而正因為並非技術上的失誤，

而是攸關「輕重平允」的問題，唯有皇帝才能做出權變的裁決，刑部在官僚體 制的位置不宜作出違背官府規定的權變，因而由軍機處直接或間接地代替/協助 皇帝實踐權變的裁量。在這樣的官僚架構下，軍機處的視角將無可避免地或多 或少異於刑部。⁶¹

總的來說，軍機處既是皇權意志的擴張，相對於此，軍機處也能影響皇帝 的判斷。軍機處儘管已有一定規制，但卻不如其他官僚機構一樣的正規化，為 的是避免正規化帶來的各種不便與僵化，同時也失去權變的可能性與便利性。

此外，軍機處並不是刻意與內閣六部爭權，軍機大臣與刑部堂官之間也無矛盾，

乃因清朝的官僚體制創出軍機處，使其擁有那樣的條件瓜分刑部的權力。

第二節 法律文本的說詞

一、誰能說

刑名重案從地方呈遞到中央的整個過程(此處或可稱其為一項「制度」)，

被稱作「審轉」。審轉制度的最末一環，毋庸置疑地是為帝國之首的皇帝。不過，

皇帝同時也仰賴一群中央刑部官員代他先行過濾一部分的案件，由刑部乃至其

61 從制度及史籍的記載均表明了軍機處地位的重要性，皇帝也會以軍機大臣的名義字寄，然而 雖是以軍機處的名義發出，諭旨最終仍代表皇帝的意見。皇帝的旨諭中極可能摻雜了軍機大臣 的意見，然軍機處仍是以皇帝為中心的官僚。儘管皇帝令軍機大臣公同論事議擬，卻不能文本 得知是否每個案件均受到軍機大臣的影響，軍機處提供意見供皇帝參考，或代替、提醒皇帝處 理案件，間接推測出軍機處對於各部院案件的影響，然而這些似乎無法直接從皇帝與地方督撫 的奏摺往來以及皇帝對地方的旨諭中得知，因此只能以皇帝或「其意志延伸者」、「其代表者」

來指稱這些以皇帝視角為考量中心的臣僚們，而無法逕以「軍機處」或「軍機大臣」來當作一 切皇帝諭旨的主要發聲者，畢竟，皇帝的意見涵蓋了軍機大臣的建議，而軍機大臣的建議卻無 法被全數看作是皇帝諭旨發布時的最終意見。此處想強調的是，軍機處的位置使其擁有瓜分刑 部的權力，但因無法判定是否每個案件均受其意見所影響，因而本文仍以「皇帝」作為書寫的 對象，唯如同本文所推論的，皇帝的意見很可能已包含了軍機大臣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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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兩司都察院、大理寺構成的中央法司，形成官僚制度中規範協調帝國法律的 重要核心集團。

藉由審轉制度的運作執行，可以很直截了當地劃分出中央與州縣自理案件，

而將焦點放在那些既經審轉至中央的案件，主要理由在這些案卷在制度的分工 之下，較能代表刑部的立場與來自中央的法律思維。這個位居中央的核心法曹 非常清楚明白地了解到，凡是由此處先行擬定懲處再恭呈皇帝核示的裁決，不 僅僅代表刑部自身的立場，更多時候還有三法司在彼此協調之下對案件處理時 引用律例的各種推理。偶而，也有三法司見解相異、甚至僵持不下的情況。

一份法律文書的訴說者，除了原書寫者(無論名義上或實質上)以外，經常 需要經過多方多次的再確認，再確認的過程中，參與的角色愈多，則議論的空 間相對愈大。不可否認地，大部分的案件依照正常管道進行覆覈程序，刑部也 如同官府規定所述的進行首次確認，然後，依循著制度的架構進行第二、三次 的確認，⁶²再確認的過程中，可能引起無數的爭論，就如同前述的奏摺所指出的，

刑部堂官陳案積累，或御史一時的意氣之爭，又或者刑部自恃其大，還可能是 對外省書寫者文意不明、招文口供不清、調查證據不實的駁論，⁶³反覆不斷地往 返來回，有時「案情真相」與來自帝國中央執法者「力求公允」的形象，情況 不免模糊不清，顯得曖昧難明，難以琢磨。一方面，誠如一部分刑部大員的疾 呼，爭論既可能也很可能出自對「公」的責任感，既是指出部分既存的問題，

也凸顯仍有官員致力於「情罪允平」的理想；另一方面，也可能眾口一致或藉 由力辯達成一致的同意刑部的專業擬稿。隨著時間推移，刑部勢力日益擴大，

其他二法司影響力相形見絀，此種情況日增不減。在案件「再確認」的階段，

刑部終於確認其主要地位。

62 這裡的「確認」，指的並非清朝覆覈制度，而是指經手案件部院或相關人員的「確認或同意」， 包括三法司之間相互的肯認。

63 更有可能的是外省官員的代筆者刻意地在小地方技巧性地犯錯，以便迎合刑部刻意駁案的「傳 統」，反而更容易順利結案。時人黃六鴻曾作如是說：「辯論精詳，使無駁竇是矣。蛋係申詳上 司之案，未有不駁者，若係欽部件，愈駁而其案始可定也。每有招看極妥似無可駁，而上司必 尋一滲漏處駁之，故有司比擬，既當干不緊要處，故留一破綻，使為駁地，再詳則為批允，不 則恐將律例未相允協，或供招尚屬含糊駁下，未免從頭審理取供，雖仍照原擬具申，不又多費 精神而煩紙筆乎？」(黃六鴻著，小畑行簡訓詁，《福惠全書》，卷之十二，〈刑名部〉，臺北：

九思出版社，1968，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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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既已確認其主要地位，其內部的權力關係，也不斷地產生質變。早先，

刑部的管部、尚書、侍郎均為各部堂官。堂官之勢大，大約可從《清稗類鈔》

的記載窺知，⁶⁴堂官入堂自有一套禮儀規矩。每逢堂官入堂，由掌印、主稿率領 所有司員魚貫而行至堂檐下，每人將稿件交給書吏，由書吏捧稿呈堂，書吏雖 收受稿件，既不清楚內容，也無須知道內容。到了堂上，堂官理好衣冠，站著 畫行，司官則雁行而立。畫完之後交還司官，也不會看太久耽誤司官公事。堂 官若有疑問，則由掌印、主稿兩人與之對答。結束後才率領整班司員退出，甚 至也有隨班上堂多年卻未曾與堂官交語的情況。堂官的地位之高，盡數表現在 禮儀規制之中。

刑部堂官向來由尚書手執牛耳，而滿漢尚書又以滿為尊，漢為次。而刑部 之中還有侍郎之職，原本並不掌權，清朝後期，由於侍郎深諳律例，為尚書所 不及，大權漸旁落至侍郎上。不過，這僅僅是因個人能力而造就其權，乃因人 而異，無法概括而論。然而，若非當家堂官，「值司官來請畫稿，不敢細閱，謂 之『畫黑稿』。故有任堂官數年而不知部事為何物者。」⁶⁵

至於軍機處對案件的影響，姑且單就題本而言，除了協助皇帝辦理內閣題 本的改籤以外，軍機處甚至可直接參與題本的批答，其中就包括皇帝不滿內閣 票擬直接將題本交由軍機處處理，又或者經票擬的題本進呈給皇帝，卻因皇帝 無法立即裁斷，於是將題本留中不發，暫時存交軍機處，等待時機成熟再作指

64 據載：「堂官至，則掌印、主稿率全司司官魚貫而出，至堂檐下，書吏捧稿，每人而授之，使 呈堂焉。受之者，莫知內容，亦勿庸知也。至堂上，則堂官整冠迎之，立而畫行，司官雁行立，

畫畢，敬還司官，不敢久閱以煩司官也。有問，則掌印、主稿肅以對，對畢，率其曹出，有隨 班上堂數年，不得與堂官交一語者。」(《清稗類鈔‧爵秩類‧各部堂司官瑣事》，北京：中華書 局，1984，頁 1313)。

65 「凡指麾一切者，謂之當家，部事向皆滿尚書當家，漢尚書伴食而已。四侍郎則更不事事，

有半月不入署者。若管部為滿大學士，或漢人而兼軍機，則實權在管部；若漢大學士管部，尚 書則滿人而兼軍機，則管部絕不過問。蓋視乎地位勢力而有異同也。然亦有以侍郎當家者，趙 舒翹、沈家本之在刑部，皆以深明舊律，為尚書所不及，實權乃漸集於侍郎。蓋因其人而生權 力也。非當家之堂官，值司官來請畫稿，不敢細閱，謂之畫黑稿。故有任堂官數年而不知部事 為何物者。掌印，佩司印之鑰也。其事為至榮，皆旗人，恆以繡荷包佩腰間以自表異。雖尚有 幫掌印，掌印未至，印不得啟。漢人終身無佩印鑰者，有之，則在丙午後矣。主稿率以漢人充 之。」(《清稗類鈔‧爵秩類‧各部堂司官瑣事》，頁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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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因為軍機處間接或直接地參與題本的批答，一來皇帝得以直接監控題本 的運作，進而跳脫出內閣票擬在制度上對皇權的限制。⁶⁶

二、如何說得有理 (一)地方唱本

無論奏摺或題本，文書檔案紀錄的案件過程，幾乎都有非常清晰，甚至說 是逼真的過程描述亦不為過。⁶⁷除了大量仰賴地方驗屍查案的紀錄外，口供的取 得與事後的調查報告，包括擬罪(問擬)以及公文審轉的相關文件，通常先以地 方初步調查紀錄為基礎，而這些「紀錄」採用的書寫模式，雖說以官方規定格 式書寫，乍看下枯燥無味，先是敘述案情，次而引用各種律例然候問擬，最後

「謹呈御覽」，並請「皇上睿鑒勅下三法司核覆施行」。具體地描述案情，是地方 的工作。而實際的審轉情形，根據王泰升的研究指出，尋常徒罪案件，由於人 犯並未移解，中間的上級單位並沒有實際參與審訊，僅是公文書面上的轉接而 已。督撫的「加以覆訊」仍是下令由州縣衙門負責，假如仍是由原班人馬負責，

那麼重新「定擬」就可能與先前類似。儘管命盜重案須將人犯連同案卷文書一

那麼重新「定擬」就可能與先前類似。儘管命盜重案須將人犯連同案卷文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