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晚清民初刑事訴訟之自白
第二節 從「自認供詞」到「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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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自認供詞」到「自白」
傳統中國法律於刑案審理時對於犯人所言案情陳述與肯定，謂之「供」、
「招」；供係對案件事情之陳述而言，非必然專屬於受指控之犯人，招則係犯 人對於受指控事情之承認與肯定。然而，問刑官並非僅取得招供即得以斷獄，
便可以定案，毋寧需要其他證據，命要見屍、盜須有贓。招供更具有問刑官判 語或看語製作必要要件之性質，藉此更得以明瞭案情發展之完整，亦得以使犯 人無法輕易翻供。換言之，儘管招供協助問刑官明瞭案情甚大，傳統中國刑案 審理並非單純憑之定案，甚至有許多案件無招亦得以斷獄。前文述及，刑事訴 訟法典的獨立編纂以及實體、程序之分離立法；本節旨在論述，刑事案件中被 告關於案件的陳述與肯定，於晚清民初之法律繼受之轉變如何、於法制面向上 呈現之如何。
第一款 自認供詞以為按律定擬之可能
從主要起草人伍廷芳留學英國背景及其於香港從事法律實務所言，近代西 方刑事訴訟法之人權保障觀念，或得以灌輸於《刑事民事訴訟法》之中，諸如 不得對案件當事人及關係人等施以刑訊求供，甚至於傳統中國訴訟斷獄制度上，
引入對質詰問等制，與當時各國立法多有相似。《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第一 五條：「凡審訊原告或被告或訴訟關係人，均准其站立陳述，不得逼令跪供。」
第一七條亦云：「凡審訊一切案件，概不准用杖責、掌責及他項刑具或言語威 嚇，或逼令原告、被告及各證人偏袒供證，致令淆亂事實。38」規定了案件審 理中對於原告、被告及證人等訴訟關係人於案件之陳述，禁止施以刑求訊問，
一改舊制之一定要件下得對犯人施以刑訊以求招供39。
從法律規定而觀，《刑事民事訴訟法》諸多規定，以「供詞」指涉原告及 列為案件關係人之證人，關於案件事情所為之陳述，並以「供證」表示供詞作 為證明案件事情之用者；其尚無區別案件當事人與關係人之所言。從《大清律 例˙刑律》諸多律文規定，亦以「供詞」指涉原告、被告及證人所言，或可認 為《刑事民事訴訟法》與舊制之《大清律例》於犯人及指控者、證人所言，具 有相同的認知。而被告對於指控罪名之承認，舊制之「招認」已不復存在，取 而代之的是「自認」。《說文解字》云：「手呼也，從手、召」，招認或許表示犯 人被動地在問刑官的呼告下承認所為違法情事，肯定問刑官所拼湊之案件情事；
38 伍廷芳等，《刑事民事訴訟法》，收於：氏著，《大清新編法典》，頁 48。標點為筆者所加。
39 詳見第二章第三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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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認或許亦意謂被告主動地自行為所為罪行之承認，肯定承審官經由指控者所 言供證或經由其認為足茲證明被告有罪之證據所拼湊的案件事情。
審案官做成判決，依《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第七三條：
凡裁判一案，審案官應先將左列各項細心研究：
一、兩造各證人之名譽若何所供，是否可信；
二、兩造所呈之證據；
三、每造前後各供有無自相抵牾之處；
四、權衡兩造供詞之重輕；
五、權衡兩造情節之虛實；
六、所呈證據是否足定被告之罪；
七、證據已足是否為法律所准40。
上引條文規定其於案件做成判詞時必須考量之各注意事項；或許得從各款 規定見當時對於刑事案件之裁判，所需依據者仍以證人所言及原、被告所為供 詞是否可資為憑為主要依據。第六款所言「所呈證據」或可推知應為「物證」，
則後於證人及當事人所言為考慮，亦表示承審官對於人言之重視。
第七四條規定刑事訴訟之眾證定罪原則：「承審官確查所得證據，已足證 明被告所犯之罪，然後將被告按律定擬。」第七五條：「被告如無自認供詞，
而眾證明白，確鑿無疑，即將被告按律定擬。41」則明文規定承審官無被告供 詞，逕以證據為被告犯罪事實證成之與否。就文義解釋而言，承審官於被告無 自認供詞的前提下，有其他足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即得以依據法律作 成判詞；當然，若無其他足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不得以法律作成判詞，
自不待言。參酌前開二條律文，則承審官若無被告之自認供詞，於有足以證明 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時，即得為有罪判詞；然若無被告之自認供詞，亦無足以 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則依八六條規定：「凡證據難憑，或律無正條，或 原告所控各節間有疑竇者，應即將被告取保釋放，令其日後自行檢束。42」應 予之釋放判詞，雖無疑義，然承審官所為非無罪之判詞，而是須經保證之釋放，
更要求被告自行檢點約束，毋寧認為雖無法證成被告所控之罪，仍認其於社會 規範之不合，亦謂其恐有受人非議之事而遭訴訟，雖無足證明，亦需自行檢討。
此雖於所引進保障人權之刑事訴訟法原理多有出入，但相較於傳統訴訟斷獄等
40 伍廷芳等，《刑事民事訴訟法》，收於：氏著，《大清新編法典》，頁 57-58。標點為筆者所加。
41 伍廷芳等，《刑事民事訴訟法》，收於：氏著，《大清新編法典》，頁 58。標點為筆者所加。
42 伍廷芳等，《刑事民事訴訟法》，收於：氏著，《大清新編法典》，頁 60。標點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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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規定而言，已是相對地保障訴訟當事人。第五六條規定：「如被告承認被 控之罪，承審官無須取他人供詞，即照犯罪情節，依律定擬43。」應係言明，
若被告承認受指控的罪名，則承審官無需考量原告或其他證人的供詞，即得以 被告之承認與相關足以證明被告有罪之證據，依律做成判詞；當然，被告於原 告、證人陳述供詞後，依律得以申辯。但此條律文，似乎是《刑事民事訴訟法》
所云定罪採眾證主義之例外，既得以被告對於受指控罪名之承認，承審官便得 以依律做成判詞，縱使無其他足以證明被告有罪的證據，依法律之解釋適用，
亦復如是。
要言之，伍廷芳等人起草《刑事民事訴訟法》，引入許多近代西方法律概 念，但仍以「供詞」、「自認供詞」指涉被告之陳述以及對於指控情事之承認與 肯定。供詞即具陳述之言說的意思，自認供詞則表示自行承認之陳述言說。舊 制以「招供」指涉犯人肯定問刑官所認知之案件情事，係本於問刑官訊問而發；
犯人主動地招供，問刑官未必即得以按律定擬。新式刑事訴訟制度引進之「自 認供詞」，則表示被告的主動性，無待承審官之訊問、要求，即得以就受指控 罪名或其所認知之犯罪情事主動地表示肯定與承認，承審官依法得以逕行依律 定擬，是否具有足以證明被告有罪之證據，似乎並非需要考慮的問題。自認供 詞於刑事訴訟制度之性質，不僅以為指涉被告於受指控罪名成立與否的證據之 一，同時也具有承審官得否逕為判詞依據的性質。
第二款 承繼日法之自白
沈家本、俞廉三於宣統二年(1910)為刑事訴訟律草案修纂告成所上奏的摺 子中，提及本律之八項主義，其一之摘發真實，包含了自由心證、直接審理與 言詞辯論，力主廢除中國舊制斷獄所採之口供主義。《刑訴律》乃修訂法律館 在日籍顧問協助下，以日本明治二十三年(1890)之刑事訴訟法為基礎，編纂而 成；或因力主廢除令人詬病之刑訊，草案中除高舉「廢止口供主義，採用眾證 主義」以為定罪判決依據外，更鮮少出現被告之「自認供詞」或「自白」之謂。
明治刑事訴訟法又被稱為「前舊刑事訴訟法」，相對於後文提及之大正「舊刑 事訴訟法」而來，接續由法籍學者Gustave Emile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1825-1910)協助起草的《治罪法》，並參酌日本國情，伴隨著《大日 本帝國憲法》施行而頒布44。
《刑訴律》草案第三二六條規定：「認定事實，應依證據。證據之證明力，任
43 伍廷芳等，《刑事民事訴訟法》，收於：氏著，《大清新編法典》，頁 55。標點為筆者所加。
44 日本刑事訴訟簡史，詳見：松尾浩也著，肖振國譯，〈日本刑事程序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國刑事法雜誌》（北京：2010），頁 11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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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事自由判斷。」奠定了刑事案件判決作成依據與判斷方法之基礎，往後的刑 事訴訟制度，皆可見此規定；其理由呼應沈、俞聯奏之「摘發真實」，可謂為
《刑訴律》編纂之重點，云：
謹案，本條第一項明揭廢止口供主義，採用眾證主義。按，斷案不 必盡據口供，已見《唐律》，所謂「贓狀露顯，理不可疑，雖不承引，
即據狀斷者是也。」竊謂，案情應以眾證為憑，當可十得八、九，苟捨 眾證而取口供？殊未可盡信。今各國無不採眾證主義，亦以其合於法理 與實益也。…⋯…⋯第二項採用自由心證主義。按，法定證據主義與發見 真實主義不合，各國通例仍採用心證主義，本律亦擬仿傚之45。
儘管「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但《刑訴律》並非逕自搬用外國立法例或 法學理論以為廢止口供主義之理由，毋寧尋找過去既有的法律規定，作為改變 的基礎。如此之創造轉化46，於晚清民初的法律改革中，時常出現，例如《刑 律草案》中諸多條文，雖言日籍顧問協助修律，引進近代西方法律體系，仍見 其於傳統之延續47。
雖言「廢止口供主義，採用眾證主義」，對被告人之訊問，仍係刑事訴訟 之重要環節，《刑訴律》草案第三三一條：「審判長對被告人為第六十三條之訊 問後，檢察官應陳述案件要旨。」規定了公判庭審理之次序，即由審判長依六 三條規定，對被告進行人別詢問，確定被告之身分以為審理之開始；檢察官陳 述被告案件之要旨，並由審判長訊問被告人，關於案件之意見，進而調查與案
雖言「廢止口供主義，採用眾證主義」，對被告人之訊問，仍係刑事訴訟 之重要環節，《刑訴律》草案第三三一條：「審判長對被告人為第六十三條之訊 問後，檢察官應陳述案件要旨。」規定了公判庭審理之次序，即由審判長依六 三條規定，對被告進行人別詢問，確定被告之身分以為審理之開始；檢察官陳 述被告案件之要旨，並由審判長訊問被告人，關於案件之意見，進而調查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