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閱聽人到迷

情境喜劇開始轉向，透過超文本性（metatextuality）作為其主要的話語元素之 一，如運用紀錄片（documentary）或實境秀（reality show）的拍攝手法，往往又被 看作是一種偽紀錄片的風格（mockumentary-style），其中亦囊括更多真實性，以孕 育出新的電視景觀（Savorelli, 2010: 176-178; Miller, 2018: 227-228）。在這之下衍 生的作品，如討論性別與少數族群在美國社會面臨的歧視與刻板印象的《我們的辦 公室》（The Office）（NBC: 2005-2013）和《神煩警探》（Brooklyn Nine-Nine）

（FOX: 2013–2018; NBC: 2019-），呈現家庭組成多元性如老少配、同志伴侶的《摩 登家庭》（Modern Family）（ABC: 2009-2020）。總體而論，人民意識的高漲在網 路科技的發展下，美國情境喜劇更突破以往的框架，能夠以各種社會議題為撰寫背 景，呈現給閱聽眾一個較多元、接近真實的社會樣貌。

第二節、從閱聽人到迷

本研究欲探討臺灣閱聽人重複觀看／收聽美國情境喜劇《六人行》的原因，與 其中產生何種的跨國文化想像與實踐。為了奠基研究基礎，在這一節會先論述電視 喜劇文本的傳播意義，並進一步探討背景笑聲（laugh track）這一喜劇要素對閱聽 人的影響，最後舉出幾個與閱聽人的喜劇接收相關之研究。再來，討論電視喜劇作 為跨國媒體如何被閱聽人接收，跨國閱聽人如何從中體驗文化差異與其文化資本 的累積。隨後，討論臺灣閱聽人接收外國影視產品的情形。最後，探討電視迷是如 何形成、其所具備的特徵，以及其所可能有的實踐行為。

一、電視喜劇的觀看

電 視 提 供 的 敘 事 文 本 ， 能 代 表 著 閱 聽 人 的 社 會 文 化 經 歷 （sociocultural experiences）（Todd, 2011: 855），閱聽人則能藉由觀賞電視劇來體驗穿梭於各地 的旅行（journey）（Aden, 1999: 153-162／引自 Brooker, 2007: 149-152）。其中，

閱聽人是具有詮釋文本的能力，他們不會全然接收文本所傳遞的內容，而是會試著 與文本互動來協商出不同的意義（Barker, 2008／羅世宏主譯，2010）。當閱聽人 自身的日常生活經驗與劇中角色的經歷相符時，則會有產生共鳴的可能（Todd, 2011: 855）。

而Medhurst（2007: 19）曾慶賀式地論道，喜劇能作為一張「歸屬感的邀請函」

（an invitation to belong），傳遞著「你是我們的一員，加入我們一起放鬆吧」的訊 息，其讓人安頓下來感到安定，提供閱聽人一個家的感覺：

正因為在現今社會下，（我們的）身份認同是如此有爭議的、不穩定的、

搖動與令人焦慮的，因此，由喜劇提供的歸屬感更加受到歡迎。這歸屬感 可能是虛構的，但我們仍能從中感受到團結與支持⋯⋯喜劇是一個在充滿 威脅世界下的短暫擁抱、人生中充滿裂痕下的短暫團結時刻、對抗不安全 感的避風港⋯⋯並有機會肯定你的存在（Medhurst, 2007: 19）。

對Medhurst（2007）而言，將歸屬感的想像包裝在喜劇之中是一種非常穩定的 選擇，其亦提到喜劇中的「背景笑聲」往往亦是為了營造出歸屬感而生。的確，喜 劇通常具備笑聲元素，情境喜劇更是如此（Savorelli, 2010）。因此，研究者好奇的 是，當臺灣閱聽人在觀看／收聽情境喜劇《六人行》時，是否能感受到歸屬感？那 又是什麼形成閱聽人的歸屬感？是令人熟悉的規格化背景笑聲？還是文本內容？

Mills（2009）則透過另一種取徑來分析喜劇中的笑聲，認為現場觀眾的笑聲通 常成為一種「集體協商的結果」，除了暗示著觀看喜劇的群體必是樂在其中外，亦 向閱聽人呈現應該要發笑的時機點。然而，這樣的結果對於分析情境喜劇閱聽人的 研究而言，容易落於將閱聽人視為同質性高的群體。因此，Mills（2009: 103-106）

進一步提到，若將情境喜劇中的笑聲視為一種反應出社會凝聚力的證據，確實容易 將閱聽人同質化，忽略了閱聽人對文本所產生的其他可能反應；相反地，當閱聽人

個別地觀看擁有笑聲的情境喜劇時，能夠藉由笑聲來辨別自己是否與其他現場觀 眾的反應不同，其擁有選擇另一種方式來閱讀文本的可能。

電視喜劇或情境喜劇的閱聽眾並非同質化的（Bodroghkozy, 1992; Kuipers, 2006）。以講相同語言、身處同一文化背景下的閱聽人之文化地域性（cross-cultural）

研究而論，如 Bodroghkozy（1992）在分析觀看美國情境喜劇《茱莉亞》（Julia）

（NBC: 1968-1971）的閱聽人時，發現不同種族、民族的閱聽人會對該劇形成不同 的理解與解讀。而Kuipers（2006）在研究荷蘭電視喜劇的閱聽人時，發現其的喜 劇偏好會受到自身年齡與教育程度這些社會背景影響，因而形塑出不同的品味文 化。

以此而論，誠如過去學者們的發現，即使閱聽人身處於相同的社會脈絡之中，

仍會因著個人背景的不同，而對同一喜劇文本產生不同的解讀（Bodroghkozy, 1992;

Kuipers, 2006）。那麼當喜劇放置在全球流通的脈絡下時，又會如何被跨國閱聽人 理解？因此，接下來將討論在全球化的脈絡下，跨國閱聽人如何觀看外國的喜劇文 本。

二、跨國閱聽人

Anderson（1991）曾提出「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之概念，平 面媒體作為現代社區社會化的變革力量，其帶領人們的想像力到另一個更廣、更抽 象的層次。而Appadurai（1996: 8）認為在電子資本主義下的媒體，將能帶來更強 烈的效應，因為它們不只是在「民族－國家」的層次上運作（鄭義愷譯，2009：13）。

具有生產與傳佈資訊能力的電子化媒體，將形塑出一種媒體景觀（mediascapes）³⁹； 媒體景觀會對現實片段實行影像中心的、敘事主導的解釋，而人們能在解釋中找到 一系列的元素如角色和情節，且從中擷取出想像生活的腳本（Appadurai, 1996: 35-36／鄭義愷譯，2009：49-50）。

的確，在傳播科技的進程下，媒體文化產品得以跨越國界，被世界各地的閱聽 人所接收，以區域或族群為界線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e）概念也就此被打破，傳 播科技在空間上創造了一個任何人得以進入的虛擬甚至是想像之社群（李丁讚、陳

39 與科技、財金、族群與意識型態等景觀，皆是供人們刻畫出想像世界的基本要素。

兆勇，1998；Kuipers, 2011），如同 Appadurai 所言，電子資本主義下的媒體所形 塑出的媒體景觀，為閱聽人帶來超越國族空間的想像。

影視文化的跨國傳播亦是如此，Appadurai（1996: 35-36）曾提及，媒體景觀中 的電視與電影這類影視內容的跨國傳播，將能為來自全球的閱聽眾提供大量且複 雜的敘事、影像與族群景觀（鄭義愷譯，2009：49-50）。因此當閱聽人在觀看外 國電視劇時，能透過電視劇對社會文化中生活細節的描繪，包括最基本的食衣住行 等，被帶領進入異文化的生活內部；在這之中，閱聽人亦有產生另一個文化認同的 可能（李丁讚、陳兆勇，1998）。

然而，以電視喜劇而論，其中所呈現的文化差異，將會影響閱聽人的接收與認 同（Kalviknes Bore, 2011）。具體而論，當喜劇文本具備普世的元素（universal elements）時，將有可能讓跨國閱聽人產生愉悅感；反之，跨國閱聽人會因著喜劇 中所呈現的文化差異而感到生疏，亦無法全然理解其中的幽默（Kalviknes Bore, 2011）。而讓跨國閱聽人感到理解困難的文化差異，多半源自於外國語言中具有文 化特殊性的雙關語或反諷（Kalviknes Bore, 2011; Tan, 2011; Dai & Liu, 2018）。

儘管跨國閱聽人確實會因著喜劇的社會和文化接近性，而影響觀看選擇與投 入程度。但對部分的閱聽人而言，有時反而會被蘊含較多的雙關語與諷刺元素、充 滿差異的外國喜劇所吸引，這類喜劇又被視為智力喜劇（intellectual comedy），亦 是高雅喜劇（highbrow comedy）的一種⁴⁰（Lockyer & Popa, 2016），其具備如高雅 文化一樣的排他性，無法被大多數的觀眾全然閱讀（Kuipers, 2006: 376）。因此，

雙關語或反諷這類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喜劇元素，能提供一種文化獨特性（cultural distinctiveness），甚至為文化帶來優勢的象徵意味（Critchley, 2002: 67-68），其不 只是需要有一定的語言能力才能掌握（Chiaro, 2010; Tan, 2011），而是如 Lockyer

& Popa（2016）所言，更是涉及了特定的文化知識與文化資本。

40 Kuipers（2006）曾將喜劇分為高雅喜劇（highbrow comedy）和低俗喜劇（lowbrow comedy），

其中，充滿雙關語和諷刺類型的「智力喜劇」歸類於高雅喜劇；透過道具、服裝效果與罐頭笑聲的

「鬧劇喜劇小品」（slapstick sketch comedy）則被視為低俗喜劇。Lockyer & Popa（2016: 33-34）透 過Kuipers 所提出電視喜劇「高雅－低俗」的概念，來分析羅馬尼亞的閱聽眾如何看待羅馬尼亞喜 劇與英國喜劇。

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這一概念最早由 Bourdieu（1984）所提出，泛指知 識、教育和學歷等，為一種社會空間中資本累積的表現形式⁴¹，行動者透過文化資 本的累積與轉換，以鞏固其在社會場域中所擁有的稀少資源。Bourdieu 更指出行動 者能透過「品味」（Taste）這一文化資本，在所身處的社會場域中追求、呈現「秀 異」（distinction），以此凸顯自己的與眾不同與彰顯自己所處的優越位置（引自張 錦華，2010）。觀看外國影視內容則成為一種累積文化資本的方式，而閱聽人的跨 國內容選擇結果被看作為擁有出眾的品味（林積慶，2008）。因此，本研究想要探 討臺灣閱聽人認為他們自己在選擇觀看／收聽美國情境喜劇《六人行》時，是擁有 怎樣的文化資本與品味？是否會將看劇當作是一種優勢品味的宣稱？

影響跨國閱聽人對喜劇的投入，除了上述的社會、文化接近性和共享經驗外

（Tan, 2011; Lockyer & Popa, 2016），社區價值觀、情感和身份等多重參考框架亦 會影響閱聽人的投入（Lockyer & Popa, 2016）。觀眾在觀看外國情境喜劇時，亦會 藉由自己的價值觀與信念來解讀，以形成多樣化的閱讀結果（Chitnis, et al, 2006;

Tan, 2011）。恰如 Fiske（1987）的閱聽人能藉由電視文本的多義性（polysemy）

來擁有不同的解讀結果。在進行跨國閱聽人對單一文本的特定解讀之研究時，即使 分析結果發現跨國閱聽人擁有多義的解讀而歌頌電視語意民主時，應該仍要仔細 去探究與質疑閱聽人的主動性（魏玓，1999：104-105），因為閱聽人能對文本進 行的詮釋與脫離文本的自由度，仍是受到身處的社會脈絡與外在結構而決定的。換

來擁有不同的解讀結果。在進行跨國閱聽人對單一文本的特定解讀之研究時，即使 分析結果發現跨國閱聽人擁有多義的解讀而歌頌電視語意民主時，應該仍要仔細 去探究與質疑閱聽人的主動性（魏玓，1999：104-105），因為閱聽人能對文本進 行的詮釋與脫離文本的自由度，仍是受到身處的社會脈絡與外在結構而決定的。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