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回應方式之探討及相關研究

本節將探討個人遭遇性騷擾之回應方式。首先探討回應性騷擾事件之類型 與相關實證研究，其次再探討個人背景與行為類型變項對於個人選擇回應性騷 擾方式之相關研究。

壹、性騷擾之回應方式及相關研究

一、性騷擾回應方式

活動或內在的心理反應（張春興，2006）。故若將騷擾視為一種對於個體的刺 激，性騷擾的回應即為，當面對性騷擾時，個體所採取的應對策略，包含外在 行為或內在認知等。

關於對遭遇性騷擾者的回應方式之探究，Gruber (1989) 提出單一面向的結 構來區分性騷擾的回應方式，分類如下：

1. 逃避（avoidance）

最消極的回應方式，此類型包含不作任何回應、忽視、逃避騷擾和離開 騷擾環境。

2. 解除危機（defusion）

比起「逃避」是稍微積極的回應方式，此類型包含找藉口搪塞（stall）、

讓行為繼續下去（go along with the behavior）和開玩笑來面對。

3. 協商（negotiation）

較積極的回應方式，包含和善的直接回應、請求騷擾者停止、威脅騷擾 者要將其行為告訴他人、嘗試請專家調停、或尋求外面協助。

4. 面質對抗（confrontation）

最積極的作法，分成個人回應：包含口語攻擊、肢體攻擊、要求騷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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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對抗騷擾者；和利用組織權力結構回應：包含告知上級、向組織或單 位提報、透過正式的救濟管道、處罰當事人等等。

Knapp, Faley, Ekeberg, 和 Dubois (1997) 進 一 步 發 展 出 雙 層 雙 緯

（two-by-two）來分析回應性騷擾型的類型（見圖 2-5-1），其包含回應模式（mode of response, 水平軸）和回應焦點（focus of response, 垂直軸）。回應焦點部份分 成自我焦點（self-focus）和行為人焦點（initiator-focus）的回應方式，自我焦 點的回應通常不包含行為人，而行為人焦點的回應方式通常會直接與犯罪者和 犯罪事件相關：而在回應模式層面，關注在於受害人是否尋求外在協助而分為 自我回應（self-response），即受害者並未尋求外在資源來處理性騷擾，和支持 回應（supported-response），即受害者透過個人、組織資源或組織外的資源來處 理性騷擾。透過這回應焦點和回應模式兩個面向並列，交織出四種回應的策略

（如圖 2-5-1 的四個象限）：（1）逃避/拒絕（avoidance/denial）、（2）人際因應

（social coping）、（3）面質/協商（confrontation/negotiation）、（4）尋求外在支持

（advocacy seeking）。而以下將進一步探究四種回應策略 (Knapp et al., 1997) ：

1. 逃避/拒絕

逃避/拒絕是以自我焦點和並未尋求外在協助的回應策略。Gruber (1989) 研究發現逃避和拒絕比起其他策略來說是最常被使用的，但對於終止性騷擾 行為之效果最差。由於大部分的受害者會害怕來自行為人、同事和組織的報 復，故最常使用逃避或拒絕的策略來面對性騷擾。而在這個類型的行為還包 含：改變工作環境（辭職或調職）、忽視騷擾行為、讓行為繼續下去、把騷 擾行為視為玩笑、或完全不作回應 (Gruber, 1989)。

2. 人際因應

人際因應也是屬於自我焦點的回應方式，但不同於逃避/拒絕，人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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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方式（mode of response）

自我回應

（self-response）

支持回應

（supported response）

自我

（social coping）

回

（advocacy seeking）

圖 2-4-1 性騷擾被害人回應類型 資料來源：Knapp 等人 (1997: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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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騷擾回應方式之相關研究

本段討論遭遇真實世界的性騷擾回應分式之相關研究，由於本研究對象以 大學生為主體，故相關實證研究列舉以大學生為對象之相關研究為主。

陳若璋（1994）研究發現，約有七成的大學生，在遭遇語言騷擾和觸摸身 體等性騷擾行為時，會告訴他人，而在選擇告訴他人後，約有四分之一的被告 知者不相信或責罵被害人。陳皎眉、黃富源（1999）針對不同性騷擾行為的回 應方式進行調查，當學生遭受性別騷擾時，當時的處理方式主要為忽視所發生 的性騷擾事件或不做任何處理（61.8 %）；而當學生遭受性挑逗時，其當時的 處理方式主要為避免與性騷擾加害者的再次接觸（64.8 %）；當學生遭受性賄 賂時，其當時的處理方式主要為當面制止加害者的性騷擾行為（60 %）及告訴 其他認識的人（60 %）；而當學生遭受性脅迫時，其當時的處理方式主要為透 過第三者告知、制止或警告加害者（50%）；當學生遭受性攻擊時，其當時的 處理方式主要為自行尋求校外法律途徑處理（84.6 %）。文化大學新聞系在 2001 年針對北區各大專院校 636 位學生的問卷調查發現，性騷擾發生後，77.5%的 人會不了了之，僅 5.9 的人選擇報警（引自黃囇莉、畢恆達，2002）。Hill 和 Silva (2005) 發現，有 35%的人在面臨性騷擾時選擇沉默、49%的人告訴朋友，但僅 僅只有 7％的人選擇通報學校；而探究不舉報的原因，超過半數的人認為其遭 遇的性騷擾事件不重要或不嚴重。

在遭遇不同嚴重程度的性騷擾行為上，性騷擾行為越是嚴重和頻率越是頻 繁，被害人越傾向舉發這些行為 (Knapp et al., 1997)。Brooks 和 Perot (1991) 針 對大學校園性騷擾回應方式的研究中指出，對於性騷擾感覺的嚴重程度，將會 影響性騷擾的回應方式，越嚴重的行為，越容易採取較積極的回應方式，如陳 皎眉、黃富源（1999）研究中發現，面臨較輕微的性騷擾行為，如性別騷擾和 性挑逗時，多數人皆選擇「自我焦點」的回應方式，但若行為較為嚴重，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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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性賄賂、性脅迫害和性攻擊時，則會選擇「當事人焦點」的回應方式，來阻 止這些行為發生。而由於網路性騷擾行為似乎嚴重程度較低，故多數人皆選擇

「自我焦點」的回應方式（羅燦煐，2003；Wolak, Mitchell, & Finkelhor, 2006；

Finn, 2004）。

另外，面對網路性騷擾的回應方式上，Wolak, Mitchell, 和 Finkelhor (2006) 針對不同類型的網路性騷擾行為回應方式進行研究發現，當青少年非自願性的 接觸到色情素材或受到性要求（sexual solicitation），大多數的青少年簡單的透 過阻擋或離開該網站或電腦來讓自己遠離這些資訊，而超過半數的人沒有將自 己接觸到色情素材或受到性要求的事情告訴任何人，因為大多數的人認為，這 不是一件嚴重的事情；Finn (2004) 針對 339 位大學生進行網路騷擾的調查發 現，超過七成的學生選擇沉默以對，其原因大多是認為事情不嚴重。

以上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的人在面對真實世界的性騷擾事件時，多數人都 選擇「逃避/否認」或「人際因應」等「自我焦點」的回應方式，鮮少人使用

「行為人焦點」的回應方式；在面對網路性騷擾上，絕大部分的人皆因為認為 不太嚴重，所以更多人採用「逃避/否認」的回應方式。但 Knapp 等人 (1997) 指出，自我焦點之回應方式對於減少性騷擾行為較無效果。

貳、性騷擾回應方式之相關因素與研究

從上述瞭解遭遇性騷擾的受害者可能採取回應方式的類型，而究竟受害者 會選擇何種類型的回應方式，Welsh (1999) 認為與個人在組織中的權力與採取 的回應方式有關，另外組織在處理性騷擾的執行、政策和程序上對於當事人回 應性騷擾方式有影響 (Knapp et al., 1997)。以下根據研究問題，探討性別、學生 身份和相關防治政策與課程與性騷擾回應方式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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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與性騷擾回應之相關研究

Welsh (1999) 認為，透過父權社會和社會文與個人層次來說明，由於性騷 擾是男性和女性之間，在文化脈絡下權力和地位差異的產物，故在父權社會 中，受害者回應性騷擾的方式是沉默。Gruber 和 Bjorn 研究也發現，當女性 遭遇性騷擾時，往往採取較消極與緩和的方式來回應，例如忽略、裝作沒有注 意到、離開騷擾現場或騷擾者或裝作性騷擾對自己沒有造成影響 (引自 Gruber

& Bjorn, 1986)；羅燦煐（2003）研究也指出，由於線上互動的機動特質（可隨 時離線），女性面對網路性騷擾的心態似乎比較不在意，絕大部分的受擾者多 以不予理會（如離線）來因應；但也有少數女性利用網路的虛擬特質，如：匿 名、疏離、安全等因素，採取面質、抗議、反擊（挑釁）等具有主體性的回應 方式，更有受訪女性尋求與女性結盟，共同反擊男性網友的性別騷擾。

雖然女性容易選擇「自我焦點」的回應來面對性騷擾，但男性在面臨性騷 擾事件時，由於男性多被教育應有能力保護自身安全、彰顯男子氣概、將遭遇 騷擾行為視為極為羞辱或擔心被視為娘娘腔和同性戀，故大多選擇隱忍或不談 論受害經驗（陳若璋，1994）。如邱雅莉（1993）針對大學生發現，男性大學 生遭遇性騷擾事件時多選擇視若無睹、女性大學生則選擇消極避開；Adam, Kottke,和 Padgitts (1983) 研究也發現，有 23%的男性對於遭遇性騷擾從未告訴 任何人，遠高於女性的 8%。

綜合以上討論，男女在遭遇性騷擾時，皆選擇較「自我焦點」的回應，但 在網路空間與現實世界是否會有所差異，則待進一步探究。

二、學生身份與性騷擾回應之相關研究

Welsh (1999) 透過社會文化模式與個人層次表示，種族因素可能造成其缺 乏社會文化權力，而相較於高社會權力的女性，更容易採取消極的回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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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arney (2004) 更進一步指出，文化背景對於有色人種回應性騷擾事件有著很 深的影響。例如，有色人種女性由於長久以來遭遇不平等的對待而不相信司法 體系，故也較不傾向舉發性騷擾、當黑人女性遭遇來自黑人男性的性騷擾時，

由於黑人社群的壓力，使得黑人女性大多選擇沉默以對 (Shelton & Chavous, 1999)。

由於關於不同族群對於性騷擾的回應方式差異的文獻有限，但在僅少數的 實證研究中卻出現與上述相反地發現。如當遭遇同儕性騷擾時，超過半數的黑 人學生將會向學校舉報，其比率高於西班牙裔和白人、當遭遇性騷擾經驗時，

LGBT 的學生比起異性戀學生容易告訴朋友 (Hill & Silva, 2005)。Yoder 和 Aniakudo (1995) 研究黑人女性消防員中也發現，黑人女性比較傾向外部求 助。但在 Gruber 和 Bjorn (1986) 指出，種族和回應方式並無關聯性；而在

LGBT 的學生比起異性戀學生容易告訴朋友 (Hill & Silva, 2005)。Yoder 和 Aniakudo (1995) 研究黑人女性消防員中也發現，黑人女性比較傾向外部求 助。但在 Gruber 和 Bjorn (1986) 指出，種族和回應方式並無關聯性；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