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二節 「應帝王」研究的思想史意義
壹 以注本內涵而言
明代思潮充斥著表面融合互滲的狀態，特別是此三部注本成書的晚明。
這種交涉的型態不是一種混雜，毋寧說這是各家對道術裂解後進行還原的追 求。基本上，儒道釋以各自本位作為詮釋基礎進行涵攝。《莊子》作為一個思想 內涵相對開放的載體，適時肩負起提供對話場域的空間，詮釋者一方面透過注莊 活動廓清彼此界線，並深化自家理論內涵，是正本清源的工作；另一方面企圖以 更為理論性的層次企圖融攝其他二家。
實際上，若此三部注本確為明代最佳之評價為真，那麼以此三個核心，加以 理論不斷趨同吸附的特性，在當代所造就的影響，可能遠比想像中來的廣泛許
多。進言之，若我們將點的思考擴大到線，那麼所談的可能就不是三個注莊本的 問題，而是透過「應帝王」詮釋所凸顯的三道《莊子》政治思想主軸，分別是：
第一，以陸西星為例，承繼道家道教內部思路，將治國作為治身的延續，進 而將聖王的肉體永恆，結合道德回歸的根本企圖，作為另一種政治神話範式而存 在。
第二，以憨山為例，結合佛法的唯心識觀，在根本與方便的權衡下，調和佛 教教義未具積極入世的特質，轉而以體用無礙之說，在根本上消融了政治與非政 治的區別，強調靜心寧意，超越一切物我人己界限的徹悟心境。佛法既然不離人 世，那麼人世相關的一切事物，依據佛法而行，自無窒礙。
第三，以沈一貫為例，秉持易道「變易」、「不易」及「易簡」的思維為基礎，
將莊學納入儒門，從天地生化不息的本體高度上，在《莊子》不否定世間秩序的 立場上，著眼於「內聖外王」，填補從道德主體自覺轉換到成就治世功業間的罅 隙。
以上三條主軸，當可梳理出明代《莊子》注本中「應帝王」思想的輪廓。以 此範疇為本，自可再納入其他注本加以推衍。例如，方以智所著之《藥地炮莊》
是在「三教歸易」的基礎上，以《中庸》的「致中和」思想理解＜逍遙遊＞，乃 至作為整個內七篇的中心思想（何濤，2007：34）。因此，嗣後基於儒道釋會通 的角度，或考量其他注者的創見，均可進一步拓展「應帝王」概念的豐富性。
貳 以注莊活動而言
以上所論，乃為在三教教義與《莊子》政治思想的探討。另外在注莊活動中，
則另有探討空間。
所謂注莊與政治行動的關連性討論，自然較為趨向廣義的政治參與概念範 疇。也就是透過行動，人類既可彰顯一己特性，又能與他人溝通，而政治行動中 的「溝通」與「表現」兩項特質，使個人與他人對話、交接，充分實現「人是政
治動物」的本質。160 對於注莊者而言，語言是存有的彰顯，政治是存有的實踐，
事實上明代注莊者或多或少都離不開政治場域，161即使不仕，在言說《莊子》政 治思想（注莊）的過程中，就是一種政治參與。這與《莊子》本身是否倡議一種 無為消極或反社會、政治制度的思想無關。
《莊子》原初意識融貫到注莊者本身，從注莊的詮釋活動中呈現出來，思想 不再只是純然的思辨過程。面對明代前期專制政權對語言及思想的禁錮，個人對 於時代環境的疏離與異化感受，必然是前所未有的強烈，因而一旦明中後期政治 箝制漸弱，《莊子》的批判本質適足以成為施力點。162明亡入清，明遺民面對國 家滅亡，產生失根飄零的情緒也是理所當然，《莊子》相對出世及掌握精神逍遙 的一面，成為遺民心靈憑藉。對於這種種的意識必須透過注莊作品去瞭解。
明代注莊者在注解經典的過程中，或批判現實，163或寄託亡國的情懷，164同 樣也在追求永恆的存有與回歸，這種精神不朽展現在他們的作品上。因為所有的 詮釋作品都有一種雙重面貌：「作為創造的行動，看來是個體的，作為這一行動 的產品、作為創造物，作品是社會的；精神不僅僅是操作的活動，精神同時有一 種不朽性的性質，任何精神操作都在一種保證了持久和轉化的材料中客觀化，因 而得到外在體現」（Jean-Pierre Vernant，2001：156）。此即如潘華琴說，文學語
160 以上為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之論，詳參江宜樺，2001：206。若再參照金岳霖說法：
「儘管存在著無須聯合的思想就能取得集體行動的論證，像人類這樣的動物，本質上就需要政治 思想，……，人類希望和需要有正當理由，……政治思想就是對政治活動給出的正當理由，並且 它自身間接的就是喬裝著的政治活動」（1986：60）。這兩種論點結合，適足以提供另一個思考角 度，以下發論。
161 除本研究陸西星九試不中，遂棄儒為道士、沈一貫為穆宗隆慶二年進士，後於萬曆年間累官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外，舉數例如李贄二十六歲鄉試及第，歷任禮部司務、南京刑部主事及 姚安知府等職後辭官，著《莊子解》；王夫之為崇禎十五年鄉試舉人，南明永曆朝廷任行人司行 人（職專捧節奉使之事），著《莊子解》等。請分參方勇，2008，483、505、555、636。
162 此說法來自方勇認為，明代中葉以後，統治階級對於意識型態領域的控制變得力不從心，呈 現強勁的莊學發展（2008：333）。
163 如楊慎《升庵集．卷四十六莊子憤世》「詩禮發塚，談性理而釣名利以之。其流莫勝於宋之 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於今，其憤世嫉邪之論，
將不止於此矣。」
164 如方勇所論，道盛提出莊子為孔子托孤之說，雖不外是唐宋以來三教融合的必然反映，但其 中顯然已多了一份忠孝之心，寄託了明遺民們渴望復興故國的共同願望（2008：745-746）。
言是內在情感在與言行型態上的自我賦形、自我言說，這一活動的前提是言語與 個體生命的內在同一性（2007：26）。我們有理由相信，政治制度、社會文化與 思想發展，相當程度依賴經典的力量，透過注疏寫作，適度扮演融合平台，又或 者這樣的作用不僅止於融合而已，《莊子》注疏同樣的也給予書寫者生命的轉圜 空間，由他們生命透過注莊展現出來的是鮮活的時代。
於是，當我們回頭凝視明代這個充滿變動與轉折的王朝，它的政治腐敗，但 相對而言，國勢傾頹不等於社會發展的沒落，西學的引進，中國傳統科技的革新，
甚而是真實世界觀的開展，都助長中國人文思潮萌芽的曙光。誠如商傳指出，晚 明早期人文主義思想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對於專制主義的批判，二是對於傳 統文化精華的繼承（2008：7-8）。重要的是，《莊子》思想在其中發揮了什麼樣 的影響力，以及詮釋者注莊的活動中，透露出什麼訊息。
我們認為，由於《莊子》是結合多重思想質素的綜合體，一方面它的理論性 高於傳統儒學而被士人廣為取資，另一方面則以平易近人的寓言形式為庶民所接 受，擴大社會各階層的容受度。《莊子》在重構明代思想世界的角色定位上，乃 強化個人面臨政治腐敗的排拒與抗議，對內則朝關注內在提升修為方向發展；那 種獨立於世的自我意識，更成為混亂與變動中的盼望。《莊子》所標示的是一種 回歸整全的企圖，這種整全其實就是疏離異化後的自我療癒，而不論道教所詮釋 的《莊子》，追求著肉體永恆，釋家講究超脫生死的智覺，至儒家強調個人應積 極於普世中實踐自我，都交會於「理解並成就生命真實」的共同期待。
在那之上，個人與自然得以一體和諧，吐露出精神無限自由結合天地大美的 靈性意蘊。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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