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鑑定實務運作之分析

第一項 角色混同之疑慮

按筆跡鑑定依前述最高法院 31 年上字 2200 號判例反面推論可知，實 務並不反對在筆跡存有顯著跡象，凡具字學常識之人，足以肉眼辨別其真 偽異同之情形下，認為無鑑定之必要，而由法官自行勘驗，已如前述。此 一見解，亦合於前述鑑定人係在法院欠缺專門知識經驗時，擔任法院的輔 助者之制度理論基礎。蓋於此情形，法官具有此等知識經驗，無待輔助，

183 欒汝芳，文書鑑定學，中央警官學校，1983 年增訂版，頁 66-84。

184 吉田公一原著，張雲芝編譯，筆跡印文鑑定參考手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事鑑識中 心，2003 年。張雲芝，文書鑑定 Q&A，元照，2010 年初版。林文貴，字跡之變異性在文書鑑定 上之探討，警學叢刊，31 卷 2 期，89 年 9 月。

185 詹明華、陳弘斌、蘇泉諶，電腦化之筆跡鑑定，警學叢刊，32 卷 2 期，2001 年 9 月。陳炯廷，

投影法在筆跡鑑定上之應用，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李昭慶，電 腦化離線筆跡鑑定，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1 年。詹明華、陳弘斌、莊 銀河、陳育千，筆劃間關係在線上簽名鑑定之應用，警學叢刊，第 33 卷 6 期，2003 年 5 月。詹 明華、陳弘斌、莊銀河、陳炯廷，臨寫模倣簽名之電腦化鑑定，警學叢刊，第 34 卷 2 期，民國 2003 年 9 月。詹明華、陳弘斌、莊銀河、李昭慶，細線化在離線筆跡鑑定之應用，警學叢刊，

第 35 卷 5 期，2005 年 3 月。翁育達，筆劃抽離及投影加權之離線簽名鑑定，中央警察大學刑事 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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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獨立認定事實。似甚合理。判決實務上亦確曾有法院自行比對筆跡，

而未送請鑑定，即進行裁判之實例，此由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4815 號判決所揭示，「……次查以肉眼比對筆跡，亦屬調查證據之方法之一。

原審比對甲○○警訊及偵審中之簽名與耕地租賃契約書上「甲○○」簽 名，其運筆、結構顯然不同。再比對乙○○警訊簽名及與丙○○、丁○○、

戊○○、己○○等人訂立耕地租賃契約之簽名與本件耕地租賃契約書上

「乙○○」之簽名亦明顯有異。參酌乙○○所供：伊不識甲○○，未和甲

○○簽租賃契約，系爭耕地租賃契約書上「乙○○」之名字非伊所簽。甲

○○所稱：契約書上簽名及印文均非伊本人所為。而被告亦自承其所稱之

「甲○○」，並非本案之證人甲○○等語。原判決因而認定被告以「乙○

○」與「甲○○」名義所訂之耕地租賃契約，及以「甲○○」所書立之委 託書確係偽造無疑。其採證尚無違背證據法則，被告聲請將該等文書送請 鑑定機關鑑定，不具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為無益之調查，復無應於審判 期日調查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可言。……」，足茲為證。

惟如循此邏輯試想，倘若某法官同時為領有精神科醫師證書之合格醫 生，並曾有相當期間執行精神科醫師之職務經驗，則於其承審之刑事案件 中，遭遇被告罪責能力存否之認定問題時，在刑事訴訟制度設計上，吾人 是否可以接受該法官以自己已具有精神醫學之專門知識經驗為由，而決定 不送鑑定，自為判斷？

又或者，某法官若曾擔任測謊鑑識之司法警察官，並曾有相當之職務 經驗，則於其承審之刑事案件中，在被告請求並同意測謊鑑定之情況下，

親為測謊，並據此測謊所得之不利被告結論為補強證據，而為被告有罪之 判決。此時亦無違鑑定人係在法院欠缺專門知識經驗時，擔任法院的輔助 者之見解，則在法官有此專門知識經驗時，自然無須再送鑑定。問題是，

這樣的制度設計，在結論上是否也可以被接受？

蓋在此精神鑑定之情形下，法官就原本應由專業的醫學專家，如精神 科醫師以鑑定人的身分加以判斷的，關於行為人是否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之事項，與其自身本於法官身分本得判斷之行為人在行為時是否因 其精神障礙而導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喪失 或顯著降低之事項¹⁸⁶，均一併自為判斷。而在此測謊鑑定之情形下，這種        

186 關於責任能力之內涵，依當前刑法理論，咸認包含行為人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以及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至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標準，多認以生理學及心理學之混合立法體例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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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混同的狀況就會更加明顯，而令人懷疑法官中立公正之裁判者形象，

是否將因此受損。然而，其於鑑定制度之定義上，似又無違鑑定人僅為法 院之輔助者的預設。

就此，可能有論者會質疑，這類情形，實際上不會發生。蓋正常情況 下，法官均會另行選任鑑定人為鑑定以避嫌。故以此事實上不會發生的情 形為例，並不具探討之意義。惟在筆跡鑑定實務與學說既均有支持法官得 自行勘驗之見解下，有何理由獨斷於精神鑑定、測謊鑑定，甚至其他各種 類型的鑑定事項中，若發生此類無違鑑定制度之基本定義的情形，均不可 能出現類似比對筆跡此種法官身兼近似鑑定人之角色的狀況。

第二項 採信缺乏一致標準

按有無鑑定之必要，可能繫諸於聲請鑑定之事項與係爭犯罪事實之認 定有無關連性，亦可能牽涉犯罪事實經其他證據證明已臻明確，故所涉多 端，嚴格言之，並無法精確的描述何種類型的鑑定事項，實務完全採擇有 鑑定之必要，或是無鑑定之必要的見解。惟透過前開精神鑑定、測謊鑑定、

筆跡鑑定各節中，關於有無鑑定必要的部分所示之判決，可看出實務對特 定類型之鑑定事項，確實會呈現出一定的傾向。

亦即，就精神鑑定而言，實務即傾向認為此屬具有高度之醫療專業性 之事項，而普遍認為有鑑定之必要；而就測謊鑑定而言，雖實務見解亦多 認有鑑定之必要，但因判決集中在形式上經被告同意之情形，故即不宜將 其結論為過度擴張之解釋，而毋寧應認為在未經被告同意之情形下，容應 認為測謊鑑定無鑑定之必要，始為允當；至於筆跡鑑定，則因實務認為有 鑑定之必要者，限於筆跡無顯著跡象，無法以肉眼辨別真偽異同。故在筆 跡鑑定之實務實踐上，應認為其傾向採取原則上未必有鑑定之必要的結 論。

然則，何以就此三種不同類型之鑑定，實務採取之看法有如此的差        

易言之，區分其生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則就生理原因部分，實務即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 為據，而由法官就心理結果部分，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究屬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與否。

在生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 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參刑法第 19 條於 94 年修正之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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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其因鑑定事項之種類不同，而造成此等分歧的結論，究竟是否合理不 無探討之空間。

蓋由前三節可知，精神鑑定、測謊鑑定與筆跡鑑定，均可能必須就行 為時或鑑定時心理狀態之判斷。其中，若以精神鑑定與測謊鑑定相互比 較，則尤為明顯。按醫師受法院委託進行被告有無精神障礙之鑑定，其鑑 定報告之作成，可能包含進行心電圖、身體檢查、腦波檢查等生理測驗，

而藉以確認其是否屬於器質性之精神障礙。同樣的，刑事鑑定機關受法院 委託對被告進行測謊鑑定時，其鑑定報告之作成，亦係藉由測謊儀器記錄 受測者受測時之心跳、脈搏、血壓等生理反應圖譜後，經由人工分析判讀 作成。則此二種鑑定類型既然同樣均有借助生理檢測，以判斷在心理上，

是否有精神障礙或是說謊反應，則何以精神鑑定由信度觀之，深受審判實 務之信賴；然而測謊鑑定證據之使用卻被課予種種之要件，以規範其證據 能力，故其在信度上，顯然遠不如精神鑑定受法院青睞。

甚至，反向思考，測謊鑑定所用之生理測驗均係特別針對說謊時之生 理反應所設；相較之下，精神鑑定所進行之生理測驗，則多僅在檢查有無 生理障礙。如此說來，測謊鑑定中所為的心理診斷，是否應該使測謊鑑定 較之精神鑑定，反而更具司法精神醫學上之依據，而較受法院信賴，始為 合理？故本文以為，由此可知審判實務在鑑定證據之採信上，欠缺就各不 同類型之鑑定事項，為一致判斷的標準。

第三項 界線難以明確之困擾

按由前述與筆跡鑑定有關之最高法院 31 年上字 2200 號判例及最高法 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4815 號判決可知，實務在判斷該事項是否屬於應送鑑 定之專門知識經驗時，其實是存在模糊空間的。

蓋何以相較於精神鑑定、測謊鑑定，獨筆跡鑑定得由法官以勘驗的方 式取代之。是因為認為其較不具專業技術嗎？那麼何謂專業，這恐怕需被 界定，卻又令人困擾的問題了。

而事實上，這種界線難以明確的困擾在專家證據中，未必只存在於何 謂專門知識經驗中。深入思索，則可發現縱使在專家證據間，亦存在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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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難以明確之情形。

蓋如法院在認為有進行測謊鑑定之必要時，此時因為測謊鑑定也是源 於探究被鑑定人的思想活動，則其是否必定需由測謊人員進行鑑定？按測 謊之原理在於心理狀態引起的生理反應，則相關知識精神科醫師、心理師 亦有研究，則法院得否選任精神科醫師、心理師進行鑑定？亦即，就該鑑 定事項，何人為有專門知識經驗之人是否如想像中那麼容易確定？又例

蓋如法院在認為有進行測謊鑑定之必要時，此時因為測謊鑑定也是源 於探究被鑑定人的思想活動，則其是否必定需由測謊人員進行鑑定？按測 謊之原理在於心理狀態引起的生理反應，則相關知識精神科醫師、心理師 亦有研究，則法院得否選任精神科醫師、心理師進行鑑定？亦即，就該鑑 定事項，何人為有專門知識經驗之人是否如想像中那麼容易確定？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