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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挑戰者的抉擇與策略

第一節 挑戰者與選區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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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挑戰者的抉擇與策略

在任何形式的公職選舉中,候選人無不以勝選為目標,政黨提名之候選人,

更背負著為政黨取得席次的責任,就政黨提名的挑戰者而言,由於知名度、支持 度不足,加上資源相對缺乏,面對的挑戰更大。而不同於現任者對選區已有一定 程度的熟悉,挑戰者必須先了解選區,才能選定競選主軸。選民的本質影響了競 選的內容和策略,並且影響選舉結果,競選並非是在對選民無所認知下而進行的,

競選是被計算的,來訴求選民的需求民意互動(Wayne 1980,51)。本文前述的文獻 檢閱,從選舉制度、現任者與挑戰者、選區特性和選舉策略三部分,歸納本文聚 焦的重點,本章以選舉制度導致挑戰者的行為出發,第一節分析選區的環境因素,

第二節探討挑戰者進入選區的選擇與定位,並歸納其原因,第三節再就本文所提 出不同挑戰者的類型評估其策略及行為,第四節提出小結。

第一節 挑戰者與選區環境因素

壹、人口與地理概況

如表 3-1 所示,以人口數而言,至 103 年底,大安區總人口數為 313,693 人,

文山區有 273,921 人,分別排在 12 個行政區的 1、4 名,而兩區加起來 587,614 的人口,和 2014 年選舉人數 456,545 人,都是全市最多。

就人口密度而言,大安區每平方公里 27,610 人,亦為全北市最密集,但文 山區由於位於北市邊陲、幅員廣大,每平方公里只有 8,696 人,僅多於士林、北 投、南港區,排名倒數第 4。大安文山在密度上極大的差異,可看出大安區有更 多公寓、大樓導致人口密集,加上文山區有部分山區。雖然人口密集,看似較好 發文宣、拉票,但公寓、大樓的住宅型態,實際上使得候選人較難競選,挑戰者 們在原本組織不綿密的狀況下,發現傳統競選在文山區還可以運作,包含宮廟、

教會等組織,挑戰者從認識組織領袖、地方樁腳較易上手,大安區則多是空氣票。

表 3-1 大安文山區人口概況 103 年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人口數(人)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大安區 27,610 313,426 313,363 313,693 文山區 8,696 269,310 271,341 273,921 台北市 9,942 2,673,226 2,686,516 2,702,315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主計處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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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增減問題上,文山區人口不斷增加,從前一次台北市長暨市議員選舉 後,以每年約兩千人的幅度增加,大安區近年則幾乎零成長,研究無法斷定這些 新進人口的特性,但對傳統藍營鐵票區文山區來說,移出或死亡的居民可能有更 高的可能是藍營支持者,但新進、外來人口中,隸屬藍營支持者的比例就可能沒 有那麼高,總結來說對藍營是不利的,這也可能成為票數不如以往原因之一。

大安文山區由於人口多、加上文山區的範圍大,兩區共有全台北市六選區中 最多的 96 里,這也讓候選人在競選行程上疲於奔命,對挑戰者來說,更是個困 境,研究觀察的 4 位候選人,都曾說對廣大地理範圍和行政里數,讓他們非常疲 憊,他們不如現任者了解地理位置、政黨樁腳分布,負責開車助理,更時而因路 況不熟導致行程延誤。或在選取行程時,必須要做取捨,但新人挑戰者候選人,

若沒有本人到場,又會被支持者認為誠意、努力不足。

貳、年齡分布

從人口年齡分布看來,表 3-1 可看出,大安文山兩區 19 歲以下的人口比例 都高於北市平均,而 60 歲以上人口百分比,大安區 23.4%比台北市平均 20.3%

還高出許多,20 到 59 歲的年齡區間的比率,大安文山區則都低於全台北市。也 就是選區內高齡化程度高,但未成年人數比例也不低。

年齡的分布對於競選相當重要,候選人對於自身所鎖定的投票支持族群,常 以年齡劃分。候選人在選戰中所提出之政見、訴求也都與選區內的年齡分布有關,

如在高齡化地區強調老年照顧、在扶養比高的地區強調托育、老年福利。

在投票行為上,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的差異是年齡影響選舉的重要 因素,政治世代是指在同一時期,共同社經環境下成長的人,傾向具備的政治態 度,傾向混合個人生命週期與經歷的歷史事件經驗造成(陳義彥 1996,85;劉義 周 1996,115-116)。表 3-2 為大安文山區選民眾之年齡分布。一般來說,挑戰者 的平均年齡比現任者輕,以本研究個案來說,4 位挑戰者在 32 歲到 43 歲之間,

多想爭取年輕選票,或是 30 到 49 歲選票,因為他們認為,本身年齡的接近,加 上所塑造之形象、提出之政見,能夠和年輕世代有共鳴。甚至有候選人在競選期 間自己找民調公司做年齡分層的民調,可以看出年齡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

表 3-2 大安文山區年齡分布

102 年 19 歲以下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大安區 65907 21.0 31346 10.0 45739 14.6 49274 15.7 47774 15.2 73287 23.4 文山區 57834 21.3 31878 11.7 44706 16.5 45523 16.8 41312 15.2 50088 18.5 台北市 537592 20.0 315975 11.8 448844 16.7 421248 15.7 418063 15.6 544769 20.3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主計處中華民國 102 年台北市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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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育程度

「大安文山選民素質比較高。」是筆者在研究期間,最常聽到的一句話,「素 質」一詞一般指教育程度或家庭所得,候選人認知到此區選民在教育程度上比其 他地區高,其競選策略會隨著選區居民的教育程度而有所調整。

實際統計上,大安文山區的教育程度,的確也優於台北市平均水準,表 3-3 呈現出無論是大學、研究所,大安文山的百分比都高出一截,大安區甚至高出 5%到 6%。但也可以看出,大安區還文山區人口的教育程度有差別,包含大學、

研究所的高學歷組,大安比文山還高 4%到 6%。值得注意的是,文山區的高學 歷組,比率雖然多於北市平均,但不識字比率卻比平均多了 0.02%。

表 3-3 大安文山區居民 15 歲以上教育程度百分比分布

102 年 不識字 小學 國中 高職 高中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大安區 0.56 4.92 5.22 10.37 10.38 13.16 38.54 16.84 文山區 0.94 7.63 7.33 15.30 9.79 14.25 32.39 12.39 台北市 0.92 8.52 7.91 15.00 10.36 13.87 32.35 11.07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主計處統計資料庫

教育程度的高低,使得候選人會因此選擇不同的競選方式,如本研究的候選 人曾提到,大安區和文山區的策略略有區隔,大安區的選民真的會看政見,甚至 會問政見是什麼。而跟隨競選過程期間,筆者跟隨挑戰者在大安區成功市場拜票 時,有選民將候選人拉到一旁,問政見是什麼,這樣的例子,在文山區不曾見過。

教育程度也反映在選民的政治態度上,由於高教育程度的選民對候選人議題、立 場有較好的政治判斷,相對地教育程度低的選民,較依賴本身感覺或經驗作政治 判斷(蔡佳垣 1999,31)。雖然候選人或挑戰者較不會細分要爭取何種教育程度的 選票,但對基礎還不紮實的挑戰者而言,理解大安文山區選民教育程度,以及大 安和文山區選民教育程度的差異,能夠讓他們做出區隔,使得競選訴求能更有效 益。

肆、人口性別分布

台北市女性比男性多了 10 萬餘人(表 3-4),男女比為 92.11:100。文山區男 女比接近台北市的比例,而大安區的女性比例就更多,人數相差近 2 萬人,性別 比為 88.08。國內研究指出,男性比起女性有較高的政治參與度,在政治上也有 較積極的態度(胡佛、陳明通 1988)。

除了政治參與度的差異,性別分布在選舉上的影響,在於女性候選人會刻意 訴求女性選民,若女性選民數多,可能影響競選行為,例如女性候選人、女性挑 戰者之間的爭取婦女票的競爭。如本研究個案中,簡舒培就在文宣上強調「綠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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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大安或文山,國民黨或民進黨,在單一席次選舉的得 票率都是最高的、市議員複數選舉居次、立委比例代表政黨票最低。按照數字推 論,代表在正副總統、市長投給兩黨的選民,並沒有在市議員選舉中投給兩大黨,

又市議員選舉投給兩黨候選人的部分選民,並沒有將政黨票投兩黨。

這樣的結果是可以預期的,依照杜瓦傑(M. Duverger)提出的兩個理論,機械 效應(mechanical effect)和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前者說明輸了選舉的政 黨,一定會被低度代表,後者則說明選民不想把選票浪費在輸家身上(Riker 1982)。

而因為比例代表制之下,選票與席次的比例性最高,選民不怕選票被浪費掉,單 一席次選舉比例性最低,選民可能因擔心選票浪費,而將選票集中給大黨、當選 機率高的候選人,而市議員的複數選區則介於兩者之間。

對政黨提名的挑戰者而言,首要任務就是要讓自己不要成為被選民認為是

「浪費選票」的目標,雖然杜瓦傑的理論是解釋政黨得票與席次間差異,但即使 是兩大政黨的候選人,如果太過弱勢,也可能有相同的情況。在選戰過程中,如 果民調排名太落後,選民就可能因為心理因素而轉投其他當選邊緣的候選人,簡 舒培和王致雅在選戰後期的民調,大約都排名在 13、14 名的當選邊緣,王致雅 當時曾說「目前是在邊緣,但還沒被放棄。」

而實際在複數選區選舉期間,被認為排名很前面的候選人,也可能面臨分票 危機,因為對於忠誠的黨員或支持者來說,他們可能為了讓席次最大化,希望所 有黨提名的候選人都當選,而將原本要投給排名較前,同黨候選人的票,轉而搶 救民調在邊緣、最危險的候選人。黃秀端(2001)所指出選民為了讓選票產生最佳 化作用而產生的行為,也的確在本研究中時常被候選人提及。由於市議員層級的 選舉,較沒有資源大量做民調,即使花錢做民調,樣本數也可能不夠多,並且這 是候選人各自不公開的機密資料,導致少量的民調加上大量的口語傳播,即使是 地方政治意見領袖之間,資訊的散播都顯得混亂。以王閔生為例,由於他從 2013 年 11 月就開始投入初選,曝光的時間較其他民進黨候選人長,一次競選行程中 他提到:

有人在文山區就會說,我們大家(指競選團隊)都聽過,我們在跑(行程) 的時候人家說「哦,文山區王閔生票很多」,見鬼了!我本來一開始聽到這個 消息的時候,人家講這樣的話,心裡面會很鬱卒啦,開始有人在放這種耳語,

有人在文山區就會說,我們大家(指競選團隊)都聽過,我們在跑(行程) 的時候人家說「哦,文山區王閔生票很多」,見鬼了!我本來一開始聽到這個 消息的時候,人家講這樣的話,心裡面會很鬱卒啦,開始有人在放這種耳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