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影響下的華印關係

(一) 支那 (Cina) 與中國 (Tiongkok)

中國－印尼友誼村不僅在硬體空間的建構獲得當地人好評，社會空間的營造 亦有正面成果，因而使得普遍當地人與華人之間的關係獲得改善。過去當地人稱 華人為「orang Cina」，如今改稱為「orang Tiongkok」。⁵¹而對中國－印尼友誼村的 稱呼，也以「Perumnas Tiongkok」或「Jacky Chen house」稱之 (圖 4-6) 。

圖 4-6：當地民營公車(labi-labi)價目表以 Tiongkok 稱呼友誼村(黃色框框處) 關於「支那」(Cina) 、「中華」 (Tionghoa) 與「中國」 (Tiongkok) 三詞語在 印尼的使用，廖建裕 (2002) 曾就歷史過程作一探討，「支那」一詞源於日本帝國 主義侵略時期，日本以「支那」作為對中國的侮辱性稱呼；然而，早在 17 世紀以 來，「支那」 (Cina) 即為馬來人和華人稱呼中國和華族的正式名稱，直到 20 世紀 初都不被認為具有貶意；中華民國建立後，「中華」 (Tionghoa) 與「中國」 (Tiongkok) 二詞才逐漸流行起來。1900 年，印尼中華會館成立時首次以「中華」 (Tionghoa) 來 稱呼館名，隨後「Tionghua」一詞逐漸於爪哇與蘇門答臘流行，直至 1966 年 8 月 之前，印尼官方仍使用 Tiongkok 和 Tionghoa。

1965 年爆發的 930 事件，印尼共產黨發動政變，最後由軍事首領蘇哈托 (Suharto) 平定，促成了印尼進入蘇哈托主政的新秩序時期。由於 930 事件中，華 人被認為偏向左翼，即支持共產，因此自蘇哈托上台後，開啟了一系列反華的歧

51 Orang 是印尼語「人」的意思；Cina 則帶有鄙視之意，Tiongkok 則是華語「中國」直接音譯。

視條例，華人稱呼亦出現重大改變。1966 年 8 月 25 日至 31 日印尼第二次陸軍研 討會中決定，單方面將「中華人民共和國」 (Republik Rakjat Tiongkok) 的印尼文 稱呼改成「支那人民共和國」 (Republik Rakjat Tjina)⁵² 。原本此官方稱呼只用於 中國籍的國民，但實際上一般民眾卻擴及到印尼華裔上，使華印兩族群關係更加 緊張。1967 年 6 月 25 日，內閣主席團宣布所有政府機關和民間機構必須將「中國」

一詞改為「支那」，並宣稱此舉為站在歷史與語言學的角度來統一有關名稱，實則 貶低中國與華族。蘇哈托下台後，再度出現使用「中華」來稱呼華人，但仍用「支 那」稱呼中國，部分因為習慣而沒有更改，然亦有部分故意持續使用此詞語來展 現對華人族群的厭惡。1989 年中印復交後，為與印尼打好關係，中國並未積極要 求更改回「中華人民共和國」 (Republik Rakyat Tiongkok) 的名稱，但也不接受「支 那」 (Cina) 的稱呼，而印尼方面也不願意稱呼「中國」 (Tiongkok) ，最後以英 文名稱China來表示中國國名 (Republik Rakyat China) 作為妥協，呈現印尼語與英 語混用為國名的特殊情況 (Suryadinata, 1978；廖建裕，2008) 。

回顧支那 (Cina) 與中國 (Tiongkok) 的詞匯用法，新秩序時期，蘇哈托以國 家的力量強勢規定了支那 (Cina) 一詞，明顯帶有政治與歧視的意味。蘇哈托下台 之後，隨著中印關係的改善，一系列歧視華人政策逐步解禁；然而，一般民眾中 不論印尼原住民或印尼華人，多數已習慣支那 (Cina) 一詞的用法，即使已知其帶 有歧視意味，亦不見得會改變詞彙，而印尼原住民中若情感上仍對華人不滿，則 依然會故意使用支那 (Cina) 。中國－印尼友誼村的落成，是外籍華人直接深入印 尼本地與當地族群接觸，援助者的行為以及當地普遍令人滿意的援助成果，促使 當地原住民轉以中國 (Tiongkok) 稱呼中國。此種改變可謂是災後援助為族群關係 所帶來的實質改善，而非官方以強制力規定的族群規範。

52 1972 年後，印尼文拼法改為 Republik Rakyat Cina，仍為「支那」稱呼用法。

       (二) 援助回饋

2008 年中國四川發生大地震時，友誼村居民主動發起捐款，不但在村中進行 募捐，並向村外的民眾勸募。村內不分華印族群，紛紛主動貢獻一己之力，共募 集了 800 多萬印尼盾 (約 6400 元人民幣) ，若加上村外民眾的捐款，總額約 8364.5 萬印尼盾 (約 6.7 萬人民幣) ，全數交給中國駐印尼大使館⁵³。從友誼村的入住到 川震相隔不到短短一年時間，村民的生活、經濟狀況都還處在艱困的環境，對於 川震的賑災捐款卻仍不遺餘力地奔走，雖然總募款金額不多，但已足見其對援助 方 (中國) 的認同與回饋之意。反觀友誼村以外的其他地區，當居民向村外的民眾 募款時，僅華裔族群捐款，更可顯見友誼村裡華印兩族的和諧友好關係遠比亞齊 其他地區來得高。

(三) 族群通婚

整體而言，受到中國援助而出現的友誼村，在官方與民間不同階段的營造下，

呈現出了更為融洽的相處關係。族群混居不只是表面上的結合，生活上的往來與 社區事務的討論亦不分族群地進行，甚至誕生了更為緊密的族群關係－通婚。

早期由於中國移民多以男性為主，因而與當地非華族女子通婚相當常見，在 馬來西亞即出現峇峇 (Baba) 和娘惹 (Nyonya) ，爪哇地區則多稱此混血族群為 Peranakan。然而，目前亞齊性別比為 100 (BPS, 2010) ，足見男女比例已趨於平衡，

結構性因素已消除。如今，轉以經濟因素為主要關鍵，在 1960 年代一連串反華的 措施推行之後，華印關係不復以往，通婚情事亦大大降低；然而，迎娶一名華人 女子的費用遠遠高出迎娶非華人的當地族群女子，因此，在亞齊，儘管華人仍多 不能接受與穆斯林通婚，當男方經濟條件較差時，可能會考慮與他族通婚。

根據陳欣慧 (2007) 的調查與研究，推測印尼約有 12%的華人與當地人通婚，

53  受訪者：C03；印尼海嘯災民向中國四川地震災區捐

款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6/10/content_8342401.htm [2011 年 9 月 13 日檢索] 

但在宗教規範嚴謹的亞齊，華人族群與他族通婚的情況與比率較其他地區更低。

一方面亞齊華人群體規模小，且移入時間較短；二方面伊斯蘭教不允許與異教徒 通婚，除非對方改信伊斯蘭教，而華人也對部分教規難以接受。在此情況下，產 生族群通婚的家庭，不但華人一方改信伊斯蘭教，甚至發生其原生家庭與之漸行 漸遠，最後幾乎被逐出華人社會之外，該研究中僅有一例為穆斯林因婚姻而叛教。

目前友誼村中共有 8 對華印通婚的家庭，其中有 5 對是搬進友誼村前即已通 婚，在此暫不予討論；而入住之後，因長時間的混居相處，可謂日久生情，目前 已促成了 3 對跨族群的佳偶，其中有 2 對是華夫印妻、1 對是華妻印夫。華夫印妻 中，一對是中年夫妻，雙方皆為二婚，另一對則是青年夫妻，為新婚家庭；而華 妻印夫同樣為新婚家庭，三對夫婦如今皆育有子女，邁向嶄新的人生。在長期嚴 重宗教阻隔族群的亞齊，小小的重建村竟能在短短幾年的相處就出現數個通婚家 庭，足見其超乎一般的「友誼」！

第五節 小結

地方力量的登場，逐步解決援助者留下的缺陷，使居住環境更為安全、便利，

也從中凝聚了居民集體意識。面對佔有一定比例的華人，演化出特有的華人長輔 助制度，加上華人主動對社區的投入與貢獻，促使中國－印尼友誼村更為突顯其

「友誼」特色，族群關係較村外相處融洽、彼此互助，甚至結為一家。

第五章 時間解構－援助成果在地化

如上所述，在中印官方的介入之下，友誼村不僅在空間配置上呈現印華混居 的景象，社區治理上也對華印兩族群格外重視，透過華人長協助處理華人事務；

而日常生活中，居民亦不分族群互有往來。透過實地觀察與訪談發現，友誼村目 前確實展現了族群融洽的榮景。然而，隨著時間漸漸回復常態生活的友誼村，在 援助色彩與外在影響力逐步退去之後，村子中是否能繼續維持這般空間特性與社 會關係？族群間的友好關係能否持續？研究發現，時間正一點一滴為友誼村帶來 悄悄地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