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結論

危機就是轉機，「災害」這個大破壞的事件，為衝突已久的亞齊帶來新生的 契機；透過援助，也使緊張的族群關係從中獲得緩和。本研究欲探討跨國援助災 後重建是否能改變地方原本緊張的族群關係？尤其當援助者的身分與受援地的 弱勢少數族群的背景一致時，究竟是阻力還是助力？以中國政府援助印度洋海嘯 災後重建，探討住宅重建項目持續對華印族群關係的影響，援助者與受援者分別 在援建中期與後期提供關鍵作用力，兩者之間的社會關係亦存在著社會交換的價 值，並為後續的合作帶來契機；然而，隨著心理、社會重建工作逐漸完成，援助

－受援關係受到住宅商品化打破，空間、社會結構正發生轉變，影響著下一階段 的華印族群關係。

(一) 現階段中國－印尼友誼村社會關係營造的關鍵

透過官方計畫性地強勢主導，奠定了中國－印尼友誼村空間關係的基礎，除 了硬體環境的打造外，更利用特殊的篩選制度決定了村中的社會結構，由上而下 的權力分配，雖然造成了地方民眾參與不足的缺陷，但在工程完成之後，官方力 量適時迅速地退出，給予民間遲來但足夠的空間進行後續營造，進入由下而上的 社會凝聚階段；而區位上的先天弱勢，雖然為居民帶來相當程度的困擾，卻也因 此有了共同的對話議題，延伸出豐富獨特的社區參與 (圖 6-1) 。

國家主導

區位弱勢

援助者適時 退出

議題式民眾 關鍵華人 參與

華人長制 度

援助景觀

與形象 空間建構 

社會建構  共同受災背景 

圖 6-1：中國－印尼友誼村族群形塑因子

另外，族群在營造過程參與的角色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除了空間上混居的 形式促使兩族共同生活外；高比例的華人亦衍生了華人領導的特殊制度，但仍隸 屬於村長之下，對另一族群不至於造成威脅；甚至，華人運用其社會網絡解決了 友誼村的經濟問題，使地方營造得以順利進行，亦增進族群間社會關係；最後，

在共同的受災記憶與受援背景之下，族群彼此間的包容性更甚於其他地區。

(二) 援助者與受援者的關係

從社會交換的視角來看，援助是一種交換行為，利益和權力是影響交換的主 要因素 (丁韶彬，2010) 。中國－印尼友誼村的援建過程中，援助方與受援方的 互動關係應可細緻分為：援助國對受援國、援助國對受援社區與地方團體、以及 援助國對受援者個體。研究發現，當雙方互有付出與收穫時，援助結果經常會為 一方或雙方帶來正面效果；然而，若只是單方面的付出，或是預期收益卻沒得到，

其結果往往造成負面影響。

以國家的角度而言，援助工作是以受援國受益為主，意即所謂的「利他」，

受援國直接獲得實質援助利益，而援助國則未要求明確回報，然而，援助工作越

成功，援助國的受益將越大， 友誼村完工後，房屋被當作是別墅，成了災後重

(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godpp.gov.cn/tszs_/2008-06/05/content_13468675_

3.htm [2011 年 7 月 30 日]

63 亞齊的“世界工廠”夢想 (2010)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finance.ifeng.com/news/corporate/20100501/2135\359.shtml [2010 年 05 月 01 日]

人的關係，一方面是單純的援助者與受援者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又相當依賴其 社會資本。然而，對受援者而言，是否完全無償付出呢？實則不盡然，對援助成 品的期待即為其最大的利益需求。於是，援助方與受援方的互惠出現落差，受援 方期待的是個人的利益，而援助方則以國家為主體，對於受援方的個體，不會給 予特別的利益，導致雙方利益不對稱。而這種不對稱的關係在援助者離去之後，

持續對受援地造成影響，華人之間因利益分配不均而產生衝突，最後甚至演變成 決裂，成為中國－印尼友誼村美好援助成果中的一大遺憾。

就權力關係而言，援助者握有絕對主導的權力，但基於人道主義的利他立場，

實際運作時仍以受援地需求為主，對受援者亦有一定程度的依賴。而受援者中，

中介團體－亞齊華人慈善基金會－則對受援者個體擁有絕對的分配權力，其可透 過審查決定房屋的分配，由此看來，援助關係似乎呈現「援助國Æ受援國團體Æ 受援者個人」如此一面倒的情勢，實則不盡然，在亞齊華人圈極小的情況下，基 金會的組成多為受援者個體，因此，個別受援者有相當的能力足以影響團體運作，

而在援助國全權授予分發工作下，團體亦有足夠的權力足以影響最終援助成果的 資源分配，為一種複雜的利他權力關係。

從社會交換的觀點來看，援助是一種互惠關係，本質上是相互利益的交換，

對援助方－中國而言，無償提供援助即已獲取其最大利益－友好形象。其無形的 形象資源不但持續影響著中國與亞齊的關係，同時亦改善了亞齊內部華印關係。

在友誼村內部，華印兩族群的相處比起亞齊其他地區融洽許多⁶⁴，友誼村對外以

「中國村」 (rumah Tiongkok) 的名稱自居，而非過去帶有歧視性的支那 (Cina) ， 村民更是自豪地稱呼自己住在「中國村」⁶⁵，有助於華人地位提升。

然而，對於華人受援方來說，其所付出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卻不一定得        

64 受訪者:C03,C04

65 中國人捐建亞齊災民家園 (2007) http://www.ynet.com/view.jsp?oid=22443644 [2011 年 7 月 30 日]

到相對應的利益回饋，如此不對等的社會交換，在援助者離去之後，為當地留下 了難以復原的裂痕，實為重建一大遺憾！不對等關係來自於受援者的多重身分，

既是災民又是援助者助手，甚至成為公正機關的審查者，導致利益糾纏，加上對 於回饋的想像過高，把房屋視為唯一利益，因而出現期待落空。

(三) 援助前後的空間、社會關係轉變

海嘯前的亞齊，因政治上長期處於衝突狀態，連帶造成社會關係冷漠緊張，

華人雖於當地族群混居，但卻高度集中在市區商業帶。在居住型態方面，因經商 關係，市區住宅以長型街屋為主，而鄉村地區則較為傳統，以高腳屋為多數。

海嘯後受到大批外來援助者進入的影響，住宅重建的造型多配合援助者的想 法，塑造出大批象徵援助者的援助地景，建材與建築形式則受到印尼政府與居民

「building back better」的心理，多數由木造高腳屋轉為水泥磚造為主的一般平地 家屋，本研究所關注之中國－印尼友誼村即為其中之一。而社會關係則因應著新 居落成需重新建立，友誼村則在官方和居民有意識地塑造下，增進了華印族群間 的往來溝通，不但在空間上混居，生活上亦時有交流，進而發展出相互通婚的緊 密關係。

新型態的住宅限制了原本的生活方式，包括居住空間縮小、家禽飼養區域消 失…等。在保留新式水泥建築住宅型態的前提下，居民逐漸演化出更適合目前在 地生活的空間使用，透過住宅改造重新找回了屬於原本生活一部分的空間，也讓 看似援助者分身的外來援助聚落地景轉而漸趨在地化，重現地方文化 (表 6-1)。

表 6-1：援助前後時間、空間與社會關係演變

海嘯前 海嘯後援建 援建三年後

居住空間 亞齊人：高腳屋(圖 3-11) 華人：長型街屋(圖 3-12)

援助者單一地景 (圖 3-6、3-7)

在地化住宅改造

(圖 5-10、5-11)

社會關係 冷漠緊張 混居相處 相互通婚

註：本研究整理

免費贈送的援助產品，短短三年即成為市場交易的商品，為友誼村帶來結構 性的改變。商品化的結果使得援助－受援的關係消失，友誼村的特殊性也將逐漸 消失。在空間上，象徵援助者權力所刻劃出的均一地景開始出現變形，取而代之 的是更貼近地方社會的多元地貌。事實上，當居民願意花時間、金錢來改善住家 周圍環境時，才是真正把這個援助贈品當「家」；在社會上，鄰里、社會關係將 趨向一般社區關係，不再對援助者抱有過多情感上的想像，而「友誼村」亦不再 是收容災民的代稱，對增進中國－印尼兩國人民友誼的功能和意義也將只剩紀念 價值。當一切回歸常態化，村內的社會特殊性不再時，村中相對友善的族群形象 是否能繼續維持？或甚至推廣至村外？住宅商品化後華人的比例將如何增減？

將是「友誼村」是否持續名符其實的最大挑戰。

(四) 跨國援助災後重建對促進族群和諧的可能性

回應文獻回顧所述，許多研究提及，國際援助的重建常因對地方上的族群關 係不甚了解，而進一步惡化了當地族群間的相處。然而，本研究所關注的中國－

印尼友誼村卻呈現了截然不同的正面成果，究竟，跨國援助的災後重建是否真能 為地方上的族群和諧有所助益呢？

如同 Billon 和 Waizenegger (2007) 所述，災害確實可能成為「機會之窗 (window of opportunity) 」，為地方上原本的族群關係帶來其他轉變的可能，不

論是援助者或受援者皆在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本研究以為，中國因身 為華人的身分，在援助時即對華人少數族群特別敏感，並提供華人一定比例的 援助資源保障。雖然在地華人彼此之間在取得援助資源過程中，產生不少小摩 擦，但仍加深了其與中國的連結；對於非華人的族群來說，外來援助者的無償 付出，也跨越了族群界線，開啟了相互接觸、重新認識的可能。另一方面，援 助者本身的行為亦對當地後續的社會互動帶來一定程度的潛在影響。中國援助 方對援助型式的選擇、工程人員團進團出的援助模式，塑造出有規模、有效率 且品質保證的形象，為房屋本身加分不少，然而此舉卻極度缺乏地方性，且未 能在重建過程進行在地培力，有賴居民一步步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