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的特殊性與影響力

(一) 特殊華人長制度

組織架構是維繫地方正常運作的重要系統。中國－印尼友誼村全村共分為七 個區塊 (圖 4-3) ，各區分別設置一名區長，全村則共同選舉一名村長，負責村內 事務連絡，此行政領導不屬於官方行政體系，友誼村亦非正式行政層級裡的「村」， 僅為村級行政區下的一個社區，因此，行政幹部的權力僅限於村內運作，且皆無 支薪，為義務制，單純為地方服務，提供居民生活協助並傳達重要通知。與一般 社區組織不同的是，由於華人居民佔有一定比例，考量華印兩族群社會網絡的差 異，為了便於與村內華人連絡，100 戶華人中額外推選了一位華人長 (圖 4-4) ， 華人村民除了可與各區區長聯繫之外，也可向華人長請求協助⁴⁹。

       D B

E

F G

C 

A

圖 4-3：中國－印尼友誼村共分為七大區塊，並以英文字母 A~G 稱之。

49 例如：曾經有位華人於家中昏倒，區長發現後，除了將鄰居送醫，卻因族群社會網絡的差異，

無法聯繫其親屬，而請華人長代為尋找，華人圈內彼此熟識，因此很快就找到親屬前來，從中不僅 看到了華人長的功能，也是友誼村一次族群間守望相助的記錄。 

村長x1

區長x7 村民

華人 華人長x1

圖 4-4：中國－印尼友誼村行政組織架構

這樣因應地方社會狀況所做的組織調適，給予族群適當溝通空間與管道，為 地方族群的相處建立友善的基礎，雖然看似兩族分治，然實際上仍由村長進行整 合領導，透過行政安排達到同中存異、異中求同，所有的華人仍隸屬於各區區長 的責任範圍，而華人長同樣也為村長所領導。這些制度化的行政架構，使所有的 居民獲得的不只是一間房屋，而是進入到友誼村這個新生命裡共同生活，並共同 建構出整體生活規範。

(二) 關鍵華人媒介的聯繫

中國－印尼友誼村的出現，為「中國」和「華人」在亞齊建立了友好形象，

這其中不只是因為硬體的房屋建築、空間規劃良善，也不是只靠建立緊密的地方 制度而已，從中國政府進入亞齊救援，到友誼村的房屋完工、分發和入住，甚至 是友誼村後續的村治理運作，皆透過一個關鍵人物 L 居中促成，使重建工作得以 順利進行。

「人，才是推動社區發展最重要的資源和成敗關鍵 (詹秀員，2002) …」社 區是否有發展活力，與社區內領袖或權力人物相關。L 為一名亞齊當地華裔，從小 在亞齊長大，經營小本生意，擅印尼語與華語，對中國有強烈的認同感。海嘯時，

L 本身是受災戶，聽聞中國政府派遣救援隊至亞齊，便主動協助救援隊擔任翻譯工 作，於是與日後中國派遣的援助者或團隊建立良好關係。在亞齊的華人社會中，L

並未參與任何宗教性團體，但在災後由棉蘭華社協助成立的亞齊華人慈善基金會

中國政府問責；另外，援助方與受援方之間的連結中，L居中扮演了關鍵牽線者，

華人身分、通印尼語與華語是其個人重要的社會資本，藉此連繫了中國與印尼兩 方，在援助前期與中期 (從災後緊急救援到友誼村建造工程) 發揮了螺絲釘的功能；

而在援助後期，分發房屋之際，L更是掌握了重要的權力資源，擔任基金會幹部，

L不只是亞齊華人社會網絡中的一員，更是網絡權力擁有者之一。對援助方來說，

與L保持關係即掌握了關鍵的社會網絡資源；對受援方來說，L更是重要的發聲管 道，可協助弱勢受援者爭取資源；而對L自身來說，語言優勢、本地身份與社會網 絡以及對援助方的國家認同皆是其社會資本，在志願付出的過程中，L與援助方以 及L與受援方的社會網絡關係皆不斷增強，更加厚實L的社會資本，最後，L更獲得 了友誼村的房屋作為援助者的回報⁵⁰。

援助工作完成之後，友誼村進入社會重建階段，同為村民的 L 獲任村中的華 人長，負責與村內華人的聯繫，並由於其過去財務工作背景，進而擔任村內合作 社財務管理一職，與村中各戶居民皆熟識，其對友誼村的來龍去脈以及村民身分 的了解程度更甚於村長。因此，本研究認為，介於施與受中間媒介的 L，甚至可稱 其為援助者兼受援者，因而能為援助者傳達訊息，亦可為受援者表達意見，比起 村長，更能居中協調村中事務，加上其個人的主動熱心，為援助方建立良好援助 形象，也與受援方建立良好網絡關係。

友誼村的整體營造中，L 雖非社區主要權威領導人，但其所擁有的社會網絡資 本以及對村的認同感遠遠超過村中領導，成了村中事務得以運作的重要關鍵。

50 L 本身是海嘯受災戶，原本即有資格申請房屋，但因同時擔任華人住戶的審查者，擔心落人口實 而未主動申請，最後是印尼政府自行發給 L 一戶房屋。(2011 訪談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