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操作手冊與工具箱：研究方法
在決定研究方法前，審視人文科學的發展脈絡與座落位置，或許對於研究 方法的理解有所幫助。人文科學，並不需局限於構詞學，與科學城為主從關係，
並以科學否證原則（falsification）來加以規範或檢驗，因為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 本來就屬於詮釋性的。人類對於科學的崇拜，以及將這種崇拜轉化為對文化普同 性的追求，從人性上來說，似乎源自於對於生命的不安，以致對於科學有太多的 錯覺與想像。
Foucault 指出人文科學在知識建構的困境。他採用三度空間的隱喻，認為人 文科學座落在數學與物理科學、哲學，以及語言、生命和生產的科學這三種曖昧 與不確定的面向之間。人文科學接近哲學，過度依賴其他領域，偏要宣稱自己的 普遍性，此即是人文科學在知識論位置一種必然的困難、不確定與限制（Smart，
1985）。Foucault 對於人文科學在知識建構模型的洞見，某種程度上指出人文科 學的難處；然而，他似乎忽視人文科學混血（hybridity)性格的正向力量。我嘗試 推論，正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學這種混種性格，才能夠映照屬於人及其 社會文化的議題。
Foucault 在檢視人文科學的發展史時，提出一些值得討論的分析，有助研究 方法上的思考。首先，他指出人文科學分析方法的發展脈絡，從運用有機隱喻和 模型，走向語言學的利用；從關心功能，轉為關心意義和意指；從強調意識可及，
轉變到強調對無意識，或意識無法觸及的結構分析。他明確主張，這些轉變屬於 再現表徵（representation）的層次。
其次，由此論點，他否認人文科學，不像科學，可以直接處理人的生命、勞 動、語言，以及自然內涵，而是處理人類藉以生活的再現表徵（Smart，1985）。
他的第一個分析正面回應本文第二章中，對於 Foucault 理論與符號學關聯性的理 論立場。他的第二個觀點，卻似乎並不完全符合人文科學的實際情況。人文科學 固然在分析人類再現表徵的秩序時，已經有相當的成果，然而，並不能據此推論，
其在直接關涉人類再現表徵以外的被動性，甚至是本質性限制。而他的這個觀點， 寫方法。Foucault 論述分析作為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追隨他的論述分析研究取徑，
我藉由對歐洲不同首式事件的文本收集，嘗試分析特定首式事件中的特定知識與 實踐，以特定的論述形構（dicursive formation）理解人的文化世界如何被建構出 來，並以符號學作為首式視覺文化的詮釋工具，必要時以精神分析內在徵候觀點，
論述形構則包含論述中各部分關係的傳散系統（systems of dispersion）；能夠確切 解釋（define）出某種包含秩序、相關性、位置與作用，或轉變（transformations）
的規律（regularity），便掌握了特定的論述形構，以此觀之，則首式建構出的特
定視覺性，也可以視作一種論述，並屬於某種論述形構（Rose，2001：137）。
Foucault 在和 Deleuze 的對談中，主張我們應該拒絕自己成為權力的對象與 工具，對此，他提出了方法，直指理論就是實踐（1972∕1977）。也就是說，Foucault 斬釘截鐵的宣揚理論的積極能動性，他認為論述的同時，實踐已然發生。作為論 述能動性的支持者，我在本研究中除了將論述視為研究方法，我在論述的同時，
屬於我自己的論述實踐也已然發生。同時，Foucault 式多因與斷裂觀點，以及他 對決定性因素的懷疑，構成本文的歷史偶然事件觀，也決定研究對象的選擇方式。
偶然性與斷裂性，以及論述組成的原因及過程（Foucault，1970∕1981）。
這樣的觀點，在挑戰成見與歷史重構可能性上，與詮釋學具有類似的概念。
具體的說，在知識面向，Foucault 指出，我們要注意特定文化與時代，知識形成 的條件與規則；換言之，論述的轉變，體現為 16 世紀文藝復興脈絡下相似與 17、
18 世紀再現等不同的知識型∕認識型（Foucault，1966∕2002）。同時，Foucault 所謂的關於自身的四種技術知識，亦即生產技術、符號技術、權力技術，以及自 我技術，也是解析的一個指引脈絡（Foucault，1988）。在論述的產製上，我們可 以關注其外在排他性、內在本質性，以及適用條件等三項程序（Foucault，1970
∕1981)。
在解析權力時，他提醒我們權力細膩的技術與狀態，指出權力置身於網絡的 關係處境，持續的活動運作狀態，並指出權力的微觀物理學 （micro-physics）有 助於圖解其運作（Foucault，1975∕1977）。對此，他提出幾個重點，分別是審視
區別與差異和權力運作間的關係、權力運作的目標、權力運作的方法、權力的建 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形式，以及權力運作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程度，
以研究權力關係（Foucault，1982）。我們可以從知識、物質、技術，以及他們在 身體中的活動、力場與效應中觀察，同時注意到論述中，權力和主體形成的關係
（Foucault，1975∕1977）。
首式視覺文化指涉的性別、認同與主體議題，彼此息息相關。橫跨不同知識 型與社會文化脈絡下的自我，具有差異的性別、認同與主體意涵與型態，關於主 體性過程，Foucault 建議我們由小範疇與基本經驗入手，避免將社會與文化的理 性視為單一整體；而透過抵抗權力的不同形式，例如找出男性與女性對立的權力 系列，是一個可能的討論出發點（Foucault， 1982）。
他所歸納出的探究（inquiry）、區分實踐（dividing practices）與自我轉化等 三種以物化∕客體化（objectification），將人轉化為主體的模式（Foucault，1982），
在詮釋主體、性別與認同時，也有很大的參考作用。我援引 Foucault （1970∕
1981）的論述分析法時，係把首式視為符號，以便讓首式回歸到其本然的社會位 置上的，將首式視為回歸社會的論述性工作；換言之，我的分析工作，是關於社 會首式符碼與活動的組合辨識，及其論述形構（Bryson，1991）。
另一方面，與符號學甚有淵源的精神分析，甚至可視為符號學的特殊形式。
也就是說，精神分析以潛意識及內在動能詮釋符號（Bal & Bryson，1991），這也 就是後設心理學提供我們，有關首式符號與精神動力間經濟交換的詮釋觀點。表
的背面狀態，要將其翻轉檢視（劉紀蕙，2001），而精神分析，正是本文理解主 體與社會建制關連（de Lauretis，1994）的一種補充閱讀策略。透過精神分析式 閱讀，可以觀察說話「現代」主體透過象徵符號建制展演的癥狀，以及象徵符號 建制底層的欲力、經驗與記憶，藉由情感式互為主體的情感轉移，自我面對可能 的意識斷裂，達到現代人的精神復甦（劉紀蕙，2001）。
綜上所述，本論文以論述分析法為基本軸線，在符號學（或含精神分析）的 意義與詮釋間來回穿梭，試圖解析具強大物質性（materiality）的首式論述事件。
因此，我以論述分析為研究方法，輔以符號學與精神分析的拓樸式詮釋與閱讀，
以期有助於本論文對於首式視覺文化的理解與詮釋。在三個批判理論取徑的交集 價值中，本論文也得以多元角度詮釋首式視覺文化文本（Berger，1995）。這也 就是說，本文試圖以結合不同理論觀點、方法取徑與詮釋的研究分析，在不同思 維空間與彼此的優缺點中，取得一個相對互補的多層次視野。
由 於 具 有 標 準 性 格 的 評 量 指 標 ， 並 無 法 評 定 質 性 研 究 （ Lieblich ， Tuval-Mashiach & Zilber，1998），本文儘可能在脈絡上，探索意義與現象，提供 詮釋與發現－一種趨向飽和的可信賴性（trustworthiness），因為所謂的文化真實，
來自人類經驗，由人類詮釋，並賦予意義。在考量本論文研究方法與詮釋工具後，
多元的歐洲首式檔案、文獻與資料來源、論述分析涉及的知識、事件、社會建制 與歷史文化脈絡等多元面向，以及我自己作為作者的後設閱讀式「反省」效度
（Hammersley ，1990），構成本文的複合式三角交叉檢測三角交叉檢證∕三角定 位（triangulation，Glesne，1999）。儘管如此，本論文所論述的首式視覺文化寫 實（reality），係主觀選擇與詮釋下的一種敘述，卻不必然屬於唯一而獨斷的真實
（tr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