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異的遊戲場與遊戲規則：斷裂知識型下的論述實踐 . 30

在身體與精神二分傾向的 Descartes 式思考中，理性我思獲得壓倒性的優勢 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輕忽了身體與主體的關係；Foucault 式的主體思考，則 強調事件與主體的關係，及其在身體上作用的痕跡、書寫或銘刻，主體在此分析 下是一種結果。

他在藉由《Madness and Civilization》探照歷史上的身體時指出，中世紀時 的身體是區辨下的產物；17 世紀時的身體處於外在規訓中；到了 19 世紀，身體 的規訓轉為幽微內在的方式，我們可以嗅出這些身體論述中，所隱含的主體連結

（Foucault，1961∕1965）。在《The Order of Things》與《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中，身體雖非直接的關注焦點，然而《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中，

隱含在身體的主體概念卻浮現了，他發現主體是特定知識建構下的結果，因此具 有特定時期的歷史性（Foucault，1966∕1970；1969∕1972）。到了《Discipline and punish》，身體與主體的關係更為密切，它們在知識與權力的作用下，都是被規 訓的臣服對象（Foucault，1975∕1977）。身體與主體的對位關係，或者位置的重 合，及其與自我、認同及性別的關係，顯然是我們在探究首式視覺文化的重要論 才有人的概念（Foucault，1966∕2002）。也就是說，特定時期內均有一種屬於該 時期共享的總體知識觀，而近代數百年的知識型可概分為文藝復興、古典與現代 三個類屬。

在此語言秩序架構之下，Foucault 對於主體、知識、真理、權力與自我技術 的學術興趣，以及從中衍生的身體主體與日常生活關切，恰如一根根粗細不一的 縫紉針，成為我們在織就一件件合身的身體論述時的利器；經由他如 X 光透視 式的論述分析，身體作為權力運作對象的敘事，顯得清晰可見。因為他和各學術 領域的曖昧關係，Foucault 理論似乎可以由許多角度與觀點切入，也適合組織縫 紉乍看下並不相關的門徑。

Foucault 式論述，提出許多和首式論述分析關係密切的觀點，以及具體可行

的方法。他在談及論述的定義與特性時，指出論述是關於世界的特定知識，是形 議。Foucault 所謂的論述具有時間性，係特定時空架構下的情境、對象與關係。

他早期以知識考古學的分析方法，掘挖出特定時代論述的運作規則，也就是說，

他試圖解析論述，以掘挖出特定知識的運作方式，而在《Discipline & Punish》之 後，他的方法比例上則明顯轉向系譜學（genealogy）。系譜學並不以普遍性與常 數作為理解的固定模式，這樣的分析散發一種不連續的概念。系譜學所關注的是 事件，以及事件背後，關於命運、控制機制，或建構性主體在權力關係上的偶發 衝突、機會和錯誤。同時，那些被忽略的，傳統上較低的存有和知識，正是系譜 學有興趣的對象。這些都有別於傳統的歷史分析（Smart，1985）。換言之，系譜 學專注在論述如何形成這個議題，同時對於被忽略的存有和知識，有濃厚的興趣

Foucault 指出，倘若我們可以確切解釋出某種包含秩序、相關、位置與作用，或

轉變的規律；那麼，我們便已走在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的道路上；

換言之，論述形構係包含論述中各部分關係的傳散（dispersion）系統（Rose，2001：

136-137）。以此觀之，則首式建構出的特定視覺性，也可以視作一種論述，並屬 於某種論述形構。 volonté de savoir）所以託寄與植基之處。也就是說，上述關於禁制的言論、對瘋 狂的劃歸，以及對真理的主觀意志，這三種排他性法程序熔鑄成論述（Foucault，

1970∕1981）。

內在本質性程序以歸類（classification）、定序（ordering）以及配佈（distribution）

三種原則，互相支撐作用。許多評論註釋，隨著各社會的主要敘事而來，以個別 性或自我性形式，不斷重敘、複述並且循環產製論述，表現方式可能變異，卻因 具有一致性，而顯得稀薄（rarefaction）。即使許多學科獲得建構許可，卻能認知 前述所謂真理與謬誤的命題，因此僅可在狹隘的範疇內活動。Mendal 的豌豆遺 傳發現，不能獲得 19 世紀生物學家認同，即因為他的發現不位處當時的論述地 平線內所致。換言之，即便有人能夠陳述「事實」（truth），然而卻只能在真理體 制下，不斷在論述的規則下，一再重新趨動論述。我們經常習於只見到作者的富 饒多產、評論的增殖多樣，以及學科的無限發展性，卻忽略論述的限制性原則，

因而很可能無法使其發揮多元建設性角色（Foucault，1970∕1981：51-64）。

最後一項程序，既非對權力的掌控，也不在避免論述中不可預測的危險，而

在確定論述適用的條件、握持權力的特定個體，並避免人人可以接近使用。其中，

儀式規習（rituals）界定發言個體的資格、姿態行為、情況，以及一系列必需伴 隨論述的符號（signs）；這些儀式規習並且確定話語的陳述或限制功效。而教育 系統則可以繼續或改變論述挪用、知識與權力（Foucault，1970∕1981：51-64）。

就上述 Foucault 關於論述程序的觀點，似乎有幾點值得討論。

可能對於頭髮的創造、觀看，以及觀看再創造，有其著力點。再者，或許 Foucault 援引教育的初衷是中立的，甚至是批判的；卻很難讓人不讀出教育在論述活動上，

那種可以被操作的政治性暗示。然而，我們卻可以矛盾相攻，將此論述的能動性， 以翻轉。其次，論述必須以斷裂式實踐（dissentious practices）看待與處理，因 為論述彼此交叉錯越，有時並置、彼此排除，或者互不覺察。同時，在具體性原 則 上 ， 我 們 不 能 將 論 述 變 為 先 存 的 符 號 化 遊 戲 （ a play of pre-existing significations）；我們不能想像世界只有一張易讀的臉，供我們解碼；世界並非我 們知識的共謀者（accomplice）；也沒有一種先驗推論的天命（pre-discursive providence），迎合我們的利益，來配置這個世界；我們必需將論述設想為我們加 諸事物上的破壞（violence）；而就是在這樣的實踐中，論述事件找到自己的規律

（regularity）原則。最後，我們要看論述事件可能的外在狀況，要看是什麼引起 這些事件的偶然系列（aleatory series）。也就是說，我們要以事件的概念，對抗 創造的概念；以系列（series）對抗整體（unity）；以規律對抗獨創（originality）；

然後以可能性狀況對抗符號化，如此我們可以此四種概念，注意到論述的物質性 與事件性、偶然性與斷裂性，以及論述組成的原因及過程 （Foucault,，1970∕

1981：66-67）。

知識與權力，在 Foucault 的論述中，占有重要的分量。他強調權力創造知識， 期的社會文化道德中，自我知識其實是照顧自我的結果。從 Descartes 到 Husserl 的哲學架構，自我知識，躍居知識的主要位置。到了現代，自我知識則成了基本。

西方宗教上，基督教作為救贖與告解的宗教，有十分嚴格的義務規範。在前幾個 世紀時，早期基督教的自我技術，是一種真理遊戲，例如以身體戲劇性的顯示懺 悔，是顯露（disclose）自我的表現；然而，這種自我的顯露，卻是對一種對自 我的放棄（renunciation）宣告（Foucault， 1988）。西方希臘羅馬文化，以及基 督教，對於文化影響深遠；希臘羅馬文化與基督教，與頭髮自我技術發展的關係，

因此值得我們以論述進一步分析。

在權力面向，和馬克斯學派的觀點迥異，Foucault 指出權力無所不在的性格，

並認為權力並非由社會頂端，強加在受壓迫的社會底層。相對的，權力不為特定 人或團體所有，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resistence）；而抵抗的方式具有多 種樣態（Foucault 1976∕1978；Smart，1985）。權力也非集中式的由國家或機 構掌控，而是細膩的技術與狀態，權力的微觀物理學 （micro-physics）有助於圖 解其運作。與其說權力是任何人可以攫獲的特權（privilege），不如說權力置身於 網絡的關係處境，並持續的處於具有張力的活動運作狀態；換言之，只有運作中

的權力，才是存在的（Foucault，1975∕1977）。

當我們說權力是行動加諸在其他行動上的模式；當我們將這些行動描述為人 對他人的治理，這當中其實涵蓋一個重要的元素，也就是自由（freedom），因為 權力只能運作在自由的主體身上。然而，自由與權力是互斥的，它們沒有面對面 的遭逢，只有繁複的交互作用；在權力核心中，是自由的頑強與不妥協。因此，

在定義自由時，Foucault 認為，與其談論本質性的自由，不如用具有交互刺激意 味的「較勁」（agonism）較好。因為權力與自由之間，存在微妙的依存關係。他 提出幾個重點，供我們研究權力關係之用，這些方向分別是審視區別與差異和權 力運作間的關係、權力運作的目標、權力運作的方法、權力的建制化形式，以及 權力運作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程度（Foucault， 1982）。

一如前述，本文借重 Foucault 理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他的身體論述，有 助於本文研究首式。在他的著作中，人的身體是讓論述表演的一個著名的競技場 (Foucault，1975∕1977)。權力透過社會身體運作，而權力如何運作及權力運作 的效果，一直是 Foucault 關注的焦點。從知識、物質、技術，以及他們在人身 體中的活動、力場與效應中，他認為人的身體是理解權力運作的適切對象

（Foucault，1975∕1977）。依此思路，則首式作為主體身體的一部分，便是權力 運作的一個力場；在此力場裡，身體被影像化。

歐洲古典時期的假髮或者現代時期的 punk，都是知識與權力，在首式上行 過的痕跡，也是力場的銘刻。Foucult 在《Discipline & Punish》中，細述西元 19 世紀初，權力由斷頭臺與公開行刑的方式，轉向新知識權力與技術。身體表面的 刑罰因為太過暴力與粗糙，對於人的掌握不夠精準與深入，充滿太多不確定性，

也大冒群眾情緒恣流的風險，因而不再是權力的寵臣。懲罰方式轉化後，身體以 工具或媒介之姿現身，肉身之痛不再是刑罰組成要素，權力喪失之苦取而代之，

懲罰由身體轉為對主體的規訓。新職業興起，決定施罰與受罰的主體，新的主體 性－「馴服的身體」（decile body）也於焉誕生。馴服的身體置身於全景敞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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