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動快速的精神與情感：浪漫思潮的反撲

西元 18 世紀後半以來，宮廷衰落，中產階級興起，首式論述中的消費個人 特質傾向與反思自我等特徵，係對科學理性、啟蒙思想、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等 古典秩序的連串質疑，並在 18 世紀末，以民主思潮及革命戰爭，揭起浪漫主義

（Romanticism）的簾幕。古典時期頭的浪漫主義先驅 Jean-Jacques Rousseau 在

《Emile, or On Education》中提出人∕教育的本質，戴假髮的他，提倡感受的重 要性，而 19 世紀以來的浪漫主義潮流，更是以情感作為對科學理性主義的對應 之道，Foucault 所說的「現代人」概念，於焉正式現身。

現代前期知識型、首式景觀及符號意涵

根據 Foucault 的知識型概念，古典「圖表」崩解，知識型又產生了一次大斷 裂，並進入現代時期。在這個時期，異同分辨不再統攝事物的關係，事物間轉由 一種「有機結構」(organic sturcture )構聯（Foucault，1966∕2002）。

古典知識型中，金銀價值決定商品價值，到了現代時期，歷時性取代了古典 與人的關係是彼此調適限制的（Foucault，1966∕2002）。藉由經濟學、生物學及 語言學在兩種知識型上的對照，我們知道，在現代時期有機結構知識組態中，功 列也化身圖表。然而，人卻消失了，這是古典認識論下的《Las Meninas》。

由於不同知識型，給予人在萬有秩序中不同的座標，人的概念在知識型意義 下，擁有不同面貌。在文藝復興與古典知識型下，人固然因為人文主義與理性主 義，而在萬有秩序與知識組態中，被指定到一個特許（priviledged）秩序位置，

然而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卻都不能構思（conceive of）人（Foucault，1966∕

2002）。因而，古典知識型語言二元性再現區辨中，理性主義主宰世界秩序，人 只是分類表符號中的一個對象。再現知識型，無法讓自我認識自己。

然而，在現代知識組態中，詞不再與再現彼此交織，並不再自發管理人對物 的認識，歷史性∕歷時性與意義的觀念出現，人的存有成為關注反省重心，人的 概念於焉誕生，於是人出現了。然而人的模糊位置也同步出現，人既為知識對象，

也是認識主體，在《Las Meninas》中，人是「被奴役的君主」、「被注視的觀察 者」、「人現身在畫中事先派給國王的位置」，然而「國王已被排除」（Foucault， 與先驗（empirical and transcedenta）、我思與非思（the cogito and the unthought），

以及起源的隱退與回歸（the retreat and return of the origin）（Foucault，1966∕

2002）。

首先，人既是經驗主體，也是先驗主體；既是認知主體，也是被認知客體，

人意欲批判，卻又深陷在經驗中。其次，現代我思有別於 Descartes 我思。Descartes

崇尚懷疑的哲學方法，他認為當我們懷疑時，必定是有一個我存在，他強調思維

創造出有別古典平面的深度（Foucault，1966∕2002）。

古典時期再現知識形構支配結果，使得同一與差異的圖表認識論，規範首式 品《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見圖三五）中，自由（Liberty）以擬人格的年輕 女性出現，頭戴象徵自由與革命身分的紅色 Phrygian 帽，髮綹出脫，她下方跪著 一位戴頭巾的女性，其他人物，則戴黑高帽（tall hat）、黑鵝絨 beret、步兵帽（infantry cap）與帽徽 beret 等首式。這幅作品呈現畫中人物，在現代人的存有中反思，以 有限知識與自己的生理身體進行批判與經驗，以追尋主體，那一頂頂首式都是語 言的皺褶，他們熱情奔跑在現代性的道路上。

西元 19 世紀初首式的希臘風格，係浪漫運動中，因反動科學理性，而對古 希臘羅馬、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援引與回歸。19 世紀初期，帶層次的 Titus

式短髮，與中分框住額堂髻髮的古希臘羅馬髮型，同時成為女性髮型兩大時尚。

到了西元 1820 年代，較長而柔軟的髮型，逐漸取代前述兩者，西元 1840 年代流 行中分後髻或髮捲髮型，西元 1850 年代平伏、外蓬、髮捲與髮髻，成為主要髮 行元素。西元 1870 年代，名流仕女 Lily Langtry 波浪起伏、假髻於後的金髮髮型，

使女性爭相模仿，並因為技術屬於理髮廳中，使女性髮型私人儀式意義大於社會 性事件意涵（Pendergast & Pendergast，2004；Sichel，1984a）。

圖三五《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Eugène Delacroix，西元 1831 年，畫布油畫，羅浮 宮

19 世紀女性帽子款式眾多，改變型態以適應髮型變化，初期的繫帶軟質帽

（bonnet），並不戴在頭上方，反而合於頭形，除了端莊，意在防風、擋雨、遮 陽，以匙形軟質帽最著名（見圖三六）（Pendergast & Pendergast，2004）。接下來 的時間，繫帶軟質帽隨髮型變化而趨高小巧。到了西元 1853 年，繫帶軟質帽帽

愈來愈朝後方穿戴，源自 16 世紀蘇格蘭女王∕法蘭西王后 Mary Stuart 前端傾沉

（dip）式樣流行起來，面紗經常與繫帶女帽搭配，以保護臉部（Pendergast &

Pendergast，2004）。英國女性習慣在各式場合穿戴帽子，西元 1851 年，Gaskell 在她的小說《Cranford》中，描述外表對於女性的重要性，其中繫帶軟質帽（bonnet）

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物件，並以更換繫帶女帽，象徵服裝更易（Ewing，1984）。

到了 1855 年，年輕女性將豐富的緞飾或蕾絲邊穿戴在頭髮上，將帽子留給年長 女性。19 世紀末，女性不喜歡遮住頭髮，只喜歡戴裝飾性高的帽子（Pendergast &

Pendergast，2004），花朵、鳥類、水果、緞帶及羽毛多樣裝飾紛呈。

圖三六 《Les invisibles en tête à tête》，作者不詳，西元 1818 年，彩色蝕刻諷刺版畫，

墨爾本 Victoria 國家美術館

在男性方面，西元 19 世紀初始，男性也以古希臘羅馬髮型為尚，然而一般 說來，19 世紀男性普遍短髮；相對於缺少變化的髮型，男性則擁有多樣化帽子

（Pendergast & Pendergast，2004）。

自 19 世紀開始，英國宣布商業時尚到來，親英（Anglomonia）風潮取代法 國的歐洲時尚總部地位。小說家 Paul Morand 在 19 世紀之初說，即使窮人也要 戴帽子（Chenoune，1993)。

該世紀因而各式帽子勃興，高帽則十分盛行（Pendergast & Pendergast，2004；

Séguy，1989），浪漫主義反映在高帽的弧形高冠與翹曲帽沿，象徵該世紀正式、

戲劇性、優雅與莊嚴特徵的高帽是必備品（Pendergast & Pendergast，2004）。如 Napoleon 的高帽便有七吋高（Séguy，1989），西元 1814 年時，民眾甚至目睹第 1 隻兔子從法國魔術師 Louis Conte 的高帽中出現（Pendergast & Pendergast，2004），

波旁復辟（Restoration，西元 1814～1830 年）時期，則流行更舒適的絲質高帽

（Séguy，1989）。英國 Victoria 時期（西元 1819～1901 年）男性，不分階級，

在多數場合，甚至工作時，也都戴高帽（Ewing，1984）。

西元 1830 年代，繫帶男學生帽，或高爾夫、網球與板球等運動用帽，也開 始盛行（Sichel，1984b），西元 1850 年代，Panama 帽與草帽（boater）盛行於夏 季（Chenoune，1993）。19 世紀中期及 1870－1890 年代分別流行的低筒圓頂帽

（bowler）及附帽舌與耳罩的獵鹿帽（deerstalker），則為鄉野運動、旅行及狩獵 便利性而生（Pendergast & Pendergast，2004；Sichel，1984b）。19 世紀末時，開 始流行 V 形凹頂硬氈帽（Homburg）或軟氈帽（Trilby）（Sichel，1984b）。

到了世紀之交，休閒（causal）風格的圓頂禮帽，成為所有男性日常生活的 頭覆。相對於高帽傳自紳士，圓頂禮帽則由中下階層擴及上層階級。來自鄉間傳 統的實用帽，成為流行運動帽，更為休閒的軟氈帽（felt hat）、夏用硬草帽（hard straw hat）、平頂硬草帽（boater）、Panama 軟草帽（soft Panama）與羊毛帽各式 帽種等也紛紛出現，著名偵探 Sherlock Holmes，便戴著花呢帽（tweed hat）（Ewing，

1984）。

現代人對於語言的理解，體現在首式論述上，而語言與首式論述，也映照不 同知識型下人的位置。在古典時期，語言被視為單純人為產物，一如假髮，以無

限上綱的人為符號力量，將人自己座落在類屬圖表上。然而，隨著知識型斷裂，

圖三七 《A Jersey Lily》，John Everett Millais作，西元1878年， 畫布油畫，英國皇家 屬地Jerse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圓頂禮帽則由中下階層擴及上層階級，上層階級對於首式流行的絕對宰制，至西 元 19 世紀末，已然正式畫下休止符，這與現代人反思、資本主義與社會變遷之 間，關係不可謂不大。高帽的正式風格，顯然無法在現代認識論下的日常生活中

安身立命，就像它無法適切搭配短上衣裝一般，最終要被具有有機與功能性格的 圓頂禮帽取代。

《L’élégance masculine》作者 Abel Léger 認為，高帽在一戰前夕，銷聲匿跡 於日常生活中的原因，與其笨重、醜陋、脆弱、昂貴與難以保養有關，讓人難以 容忍（Chenoune，1993）。有意思的是，現代人的高帽之重與古典時期的假髮之 輕，恰恰顯示出現代時期與古典時期知識特徵的巨大差異，以及現代人概念的突 破。

於是，高帽被留給特定場合、對象與脈絡。相對的，當我們留意取代高帽的 圓頂帽時，發現其發展循現代知識型的軌跡運作。由於中低階級需要更實用的帽 飾，該時期知識論對人存有的關注，賦予中低階層首式符號的發言權，而圓頂禮 帽的非正式及實用功能取向，隨中低階層，披及上層階級，並創造自身社會地位。

現代前期首式論述事件中的主體、性別與認同

巴洛克時期的《Las Meninas》中，作為主角的國王伉儷，成為觀看中的失 落物，如果說，他們作為主體，與再現表徵之間的距離，顯示古典認識秩序中，

主體的失落。那麼，現代人的誕生，便是自我于古典再現圖表中，尋找失落主體 的可能。

現代人的出現，並非本質使然，而係知識建構結果。

現代人透過經驗與知識關係獲得主權，在對主體、人類與有限性的反思與經 驗聯繫中翻轉哲學。然而，現代人的主體性自由卻是有疑問的。現代人為了存有，

在生活勞動、生命及語言的形式與結構中掙扎，人雖然脫離古典秩序的萬有圖表，

以特許高度與位置，在現代人主體的基礎上建構人文科學，卻也遭逢現代人概念 中，曖昧弔詭的三種雙重性。

因而，現代人既是經驗主體，也是先驗主體；既是認知主體，也是被認知客 體，人意欲批判，卻又深陷在經驗中。其次，現代我思，不能明確證成思維我及

思維主體的存在。誕生於 19 世紀的非思，使得現代我思必須來回穿越我思與非 與資本主義日常生活關係密切（Lefebrve，1971∕1984），也與現代主體建構與現 代主體存有方式，息息相關。

在現代性的大傘下，18 世紀末、19 世紀初以來，新知識組態統攝以降，自 由思潮運動橫掃歐洲，首式在身體公開展示的活躍力量（Séguy，1989），以及全

在現代性的大傘下，18 世紀末、19 世紀初以來，新知識組態統攝以降，自 由思潮運動橫掃歐洲，首式在身體公開展示的活躍力量（Séguy，1989），以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