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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福撫張師誠（1762-1830）詢問楊廷理噶瑪蘭的資訊後，保守地 回覆嘉慶：「是蛤仔欄一處孤懸於淡水北面…今若設官置戍，必須慮出萬全 熟籌久遠之計…俟詳覆到日，另行通盤籌議奏聞請旨」。45楊廷理向阿林保 等人傳達的重點肯定不是噶瑪蘭孤懸海外，但他們藉著楊廷理提供的資 訊，凸顯噶瑪蘭險遠，暗示當地不適合收入版圖，不過仍小心地以「若」
字表明自己的立場中立，並用「熟籌」為藉口，迴避當下做決策。嘉慶收 到奏摺後，又再以上諭明白表示噶瑪蘭「自應收入版圖，豈可置之化外」，
46這很可能是支持收撫的官員遊說的結果。至此，噶瑪蘭收入版圖一事底 定，剩下的問題便是如何設計相關制度。
收入版圖爭議 收入版圖爭議 收入版圖爭議 收入版圖爭議
官方將噶瑪蘭收入版圖的爭辯與決定性原因，從文獻來看，反對者的 理由不外缺乏經費、生番威脅、險遠難制，研究者歸納上述因素，提出清 廷治理邊區的理論。邵式柏所建構關於清廷邊區政策決定性因素的研究，
經黃于玲援引來討論噶瑪蘭收入版圖及其後的政策規劃，指出統治成本和 戰略需求是核心的考量。黃于玲認為，這場辯論裡，持否定立場的福建巡 撫徐嗣曾擔憂的是增加經費支出；而持肯定立場的楊廷理則認為噶瑪蘭田 園能提供稅收，且設官維持治安、鞏固國防以避免動亂，也有助於節省平 亂的支出。二人立場雖異，但皆是衡量統治成本來做判斷。而當海盜侵襲
職，分別為正三、正四品，不過職任漸輕，成為安置詞臣之用，參見楊樹藩，《清 代中央政治制度》（臺北：臺灣商務，1978），頁 55-57。嘉慶，〈上諭（軍機大 臣字寄閩浙總督阿、福建巡撫張）〉，《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117，頁 347。
梁上國生卒年，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清史列傳選》（臺北：臺灣銀 行經濟硏究室，1968），215-216。
45 阿林保，〈派員查勘臺灣淡水廳屬恰仔欄地方酌入版圖〉，《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 編》117，頁 381-384。阿林保、張師誠生卒年，參見生卒年，參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明清人物傳記資料」資料庫。
46 嘉慶，〈上諭（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阿、福建巡撫張）〉，《明清宮藏臺灣檔案 匯編》117，頁 37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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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嚴重威脅時，戰略需求的考量勝過統治成本，所以清廷決定設官治理。
此外，官方設廳之後的政策致力於創造稅收，讓此決策不會過分違反統治 成本的衡量。47張隆志亦認為，海盜造成治安隱憂是清廷突然例外地在噶瑪 蘭設立行政區的原因，清廷揚棄封禁隔離政策得等到 1870 年代的牡丹社事 件。48
李文良基於臺灣西部岸裡社地權主張的研究，認為帝國版圖的擴張，
不一定來自朝廷以武力或文化向外征服，或是衡量財政收支、戰略考量後 的整體規劃，有可能是邊區的民間力量促使帝國版圖擴張。49李氏的說法，
挑戰了邵式柏、黃于玲所持清廷理性進行整體規劃後進行決策的觀點，並 且凸顯相對於「結構」的「個人能動性」、相對於「朝廷」的「地方社會」
的重要性，而在邵式柏的理論中，「個人能動性」和「地方社會」對歷史的 作用較不明顯。
援引李文良的觀點來思考噶瑪蘭的情形，可以發現地方社會的意向普 遍支持收入版圖，不過地方社會若沒有官方的幫助，終究難以成事。在閩 省督、撫態度保留的情況下，支持此事的地方官員，無法透過督、撫上奏 來達成目的。突破困境的關鍵是，找到能上達天聽的官員，說服嘉慶允可。
從乾隆 53 年林爽文事件結束徐夢麟等人開始倡議，到嘉慶 15 年噶瑪蘭籌 劃設治，前後歷時 22 年之久。其中的困難，在於缺乏方面大員總督或巡撫 的支持。從嘉慶和楊廷理的對答來看，不難推想嘉慶對臺灣的認識相當有 限，所以這類建言即使越過督、撫直接奏陳皇帝，命運大概還是落得與立 場上保留的督、撫討論後再議，結果當然是不了了之。事情的轉折是謝金 鑾能找到京官梁上國奏陳皇帝，雖然剛開始嘉慶依舊指示由閩省督、撫評
47 黃于玲，〈從清代邊域統治理論看噶瑪蘭廳之設治〉，頁 60、70、72。
48 張隆志，〈從封禁到殖民：十九世紀臺灣「番地」問題與晚清領土政策論爭〉，
頁 9-12。
49 李文良，〈清代臺灣岸裡社熟番的地權主張--以大甲溪南墾地為例〉，《歷史人類 學學刊》3：1（2005），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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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但在收到督、撫語帶保留的覆奏後，能明確指示必須將噶瑪蘭收入版 圖。京城的支持者成功促使嘉慶直接決策，是噶瑪蘭收入版圖關鍵中的關 鍵，相對於「結構」的「個人」對歷史的影響可見一斑。
嘉慶的命令顯示，他支持的理由之一是基於防備海盜的戰略考量，這 也可能就是支持者提出來說服嘉慶的論點，因此論述還是必須回到戰略考 量或財政效益來打動朝廷，消弭反對的聲浪，而邵式柏等人普遍認為這就 是噶瑪蘭收入版圖的關鍵。事實上，海盜早已屢次侵襲噶瑪蘭，據聞蔡牽 在嘉慶 2 年就登岸打劫，50而噶瑪蘭卻十餘年來皆未收入版圖，這證明了海 盜侵襲固然重要，但有以此理由來推動的人更重要。嘉慶 11 年蔡牽侵襲噶 瑪蘭的經過，並沒有留下當時的奏摺，這意味著當下官員並未將此事奏報 朝廷，或者僅是寥寥數語帶過，因此並未引起朝廷注意，相關奏摺才會如 此稀少，但這不代表蔡牽侵襲無關緊要，姚瑩所寫的〈噶瑪蘭原始〉、〈噶 瑪蘭入籍〉清楚地呈現了這件事對地方造成的威脅相當嚴重。所以說地方 大員對事情好惡、嚴重性的判斷與奏陳與否，相當程度影響了嘉慶和京官 對地方的認識。嘉慶 12 年朱濆侵襲的規模不見得比蔡牽來得大，但過程卻 留下許多奏摺，關鍵在於楊廷理偵察到朱濆的行蹤，51向去年才來臺的欽差 大臣賽沖阿請纓前往噶瑪蘭抵禦，賽負有統一彙報海盜剿捕事宜的權責，52 這事因而為嘉慶知悉。福建巡撫張師誠才在此時提到，去年蔡牽侵襲時，
臺灣鎮、道、府發文命吳光裔抵禦之事，53顯然這時張師誠不能再將海盜侵 襲，如去年一樣未奏陳朝廷。日後噶瑪蘭規劃制度時，臺灣官員呈給省級
50 陳淑均（總纂），《噶瑪蘭廳志》，頁 121。
51 楊廷理，〈噶瑪蘭節畧〉，頁 929。楊廷理，〈勞生節畧〉，《知還書屋詩鈔》，
頁 654。
52 賽沖阿來臺日期，參見不著撰人，《臺灣道任內剿辦洋匪蔡牽賽將軍奏稿（一）》，
《臺灣文獻匯刊》第 6 輯第 1 冊（北京：九州，2004），頁 192。由賽沖阿統一 上奏，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11，頁 155。
53 張師誠，〈奏報籌辦添撥兵船會剿朱濆賊匪情形〉，《宮中檔嘉慶朝奏摺》21，頁 23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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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的公文裡，明確建議某些「細節」不必奏陳朝廷，54顯示官員會篩選提 供給朝廷的資訊，避免別生枝節，這大概和蔡牽侵襲時督、撫未奏報的理 由類似。總而言之，戰略考量固然重要，但也要有將之陳述出來的人。
僅從戰略考量和財政效益來解釋官方的決策，隱含的假設是官員都是 秉持大公無私的精神來考量政策，未免過於理想。謝金鑾說「自昔以來，
苟安者眾」，常將焦頭爛額之事推給後人承擔。55由此觀之，淡水同知強調 噶瑪蘭險遠難治可能有道理，但未嘗沒有畏事的成分，特別是因為此事直 接與淡水同知的利害相關，原因在於淡水廳是最接近噶瑪蘭的行政區，當 地收入版圖可能會使淡水同知額外擔負不少業務和責任。
歸結上述，收入版圖的決策，或說帝國版圖的擴張，不能忽略參與其 中的人們，他們的個人特質與思想，以及他們的角色所擁有的權力、義務 與規範。因此噶瑪蘭能收入版圖，除了民間有足夠的力量願促成此事，以 及熱衷此事的楊廷理等人的奔走，雖沒督、撫的支持，但有京官的協助來 上達天聽，並且還能提出基於戰略考量的論述，駁斥反對者所持的財政效 益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