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統理論、尋租理論與政府採購
如果政府只是在個人相互作用的基礎上，作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則國家或政府的行 為可視為一套集合個人的集體行為。在這種假定下，經濟學當中，公共選擇學派用經濟 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政治現象，既然國家或政府並非一個抽象的實體，因此在政治市場 上活動的個體就不能擺脫「理性」的特徵。政治學著名的學者大衛‧伊斯頓（David Easton），將政治學的的活動中定義出「系統模型理論」，其中，系統（System）：也可稱 為「轉換」（Coversion），也就是我們一般所稱的「黑箱」或「黑盒子」，並將其循環歸納 如下：
（一）、要求(Demand)：包含民眾對物質的要求、對於服務品質的要求；對政治參與的要 求；對資訊公開的要求、溝通對話的要求。所謂的「要求」也正是扮演著政治生 活及非政治生活之間的橋樑。
（二）、支持（Support）：包含顯性支持及物質上的支持，例如納稅、投票、志願從軍等等；
隱性支持及心理上的支持，像是態度和感情上認同國家、政府或擁護政策等等。
（三）、輸出(Output)：指政治系統所產生的政策（Policy）和行動（Action）。
（四）、反饋（Feed back）：各種政策輸出後，在環境中所造成的後果或影響，又變成了輸 入項，進入政治系統。
當政治系統成為了一個循環過程時，即「輸入→轉換→輸出→回饋」來觀察，發現 人是自利的，效用最大化的結果，產生出政治工作者、官員（官僚體系）、選民各自按照 自己的利益進行決策，與經濟學的領域相較起來，在市場經濟中是如此，在公共領域當 中也是如此，所以在政治市場上，官員與立法者追求的目標與一般選民的利益產生落差 的時候，政府行為的結果可能是低效率的，當政府採購政策形成不理性的公共工程態樣 時，透過系統理論的解釋，有助於理解其產生的原因。
當個人由市場中的買方或賣方轉變為政治過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工作者、納稅人、
或官員時，他們的品行發生變化的時候，因為各自的盤算，導致政府非以社會全體利益 最大化作為理想與目標，各種的利益團體基於追求自身的利益，運用各種手段迫使政府 的行為反應上，會為這些利益關係去做出決策並可能操縱這一個過程，倘存在訊息的不
完全，以及政治規範不完備等因素，要期待政治行為具有經濟學上的「理性」，實際上僅 是「有限理性」。
曾獲得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布凱南（James Buchanan）也曾指出：「如果缺乏道 德秩序的因素，政治活動中的所有選擇必定有外部性，在一定意義上，做出選擇將影響 所有的其他人」。48回顧公共選擇的過程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各自按照自己的利益 進行理性決策，利益的不一致性就成為了問題的核心；在進入政治市場時，參與人因不 同的相對要素，而有不同的政策偏好，以及訊息有限性等因素，使得參與者在多個面向 當中產生不一致性，導致政策制定過程中形成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亦有稱外部 性效應（Externality），係指個人的行為直接影響他人的福祉，卻沒有承擔相應的義務或
結果。經濟學家布凱南（James Buchanan）對於尋租活動有三個層次的觀點：
（一）、努力競租，使政府給予有利的待遇。
（二）、如果政府官員的收入包括「經濟租」的話，則官員會浪費資源以企圖獲取有權 創造經濟租的職務。
（三）、個人或團體從事遊說活動或直接介入政治活動，取得決策權或擬定計畫以影響 政府的活動。
既然政府採購行為成為政府運作及施政推動的必要手段；政府主導財政支出行為，
掌握公有財政向私人或供應者採購，而政府往往挾有財政上的優勢，以及穩定龐大的需 求，政府採購行為的供需效應，無形中成就了一個市場的交易結果，也是行政行為與經 濟行為的混合體。政策若不具理性，甚至是產生尋租行為結果，將形成財政浪費，或產 生社會不公義的現象，對於納稅人所負擔的公平性與稅負使用的合理性受到挑戰。從我 國近年來在檢討公共工程採購的結果，不但有尋租結果的弊案發生，在公共工程的決策 上也產生著不理性決策的後果。以尋租行為產生的弊端實例，有前內政部部長外洩評審 委員名單案，一審依貪污圖利罪判刑兩年、褫奪公權四年、緩刑五年，緩刑期間服 120 小時社區勞動及支付國庫五百萬處分金，評選委員等七人，則判刑七年兩個月至八年，
行賄的得標廠商與收賄的前總統夫人則另由高院審理。49在公共工程決策不理性的實例，
則以我國地方文物館為例，近十年在各地蓋了一百三十六個地方文物館，若連同行政院 文建會補助輔導的在內，全台將近有二百五十個文物館，投資超過80 億；這些定位「保 存地方特色」的館舍，疲態畢露，有的一關館就是八年。又例如宜蘭縣兩個山地鄉總人 口加起來不到一萬人，省府時代卻補助大同、南澳兩個山地鄉各興建一座泰雅文物館；
大同館從籌建到開館，花了十年時間，南澳館在2005 年才勉強開放；又例如宜蘭縣壯圍 鄉順和村，僅一個村即有三個活動中心（含集會所），蘇澳鎮岳明社區所在的大陳義胞 文物館，常年鐵門拉下的情形，不論是原住民、客家或何種名目的文物館，均因政治、
選舉、經營理念等因素，陷入「乏力營運」窘境，花費數千萬甚至上億元的文物館被譏 為「廢墟」、「蚊子館」，在地民眾在「別人有，我也要有」的觀念下，地方首長、民 意代表以爭取硬體建設經費的多寡，作為施政或問政的重要指標，只要拿到建館的工程
49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296892&type=%E6%94%BF%E6%B2%BB〉，2009 年11 月 20 日。
費，沒有永續經營的規劃與配套，在選舉的操作上即為有利的宣傳。因此中央政府在政 策推出後，地方政府看到的只是經費，卻忽略文化是有地方差異性，完成之後，使用率 低靡及維護成本卻成了最大問題。
因此這些不難想像與臺灣的政治生態和政治文化息息相關，而且年度養護費用、後 續活絡的計畫也成了地方財政的負擔，50造成「採購永續」的現象，使政府財政支出不斷 的擴大再擴大。 所以不論是政府部門希望藉由公共工程或公共採購，以帶動經濟景氣的 活絡也好，支持某種特定政策也好，或者因應民眾需求（縱然民眾的要求不盡合理），其 未經理性決策的政府採購，將成為政府財政的窘境。
中國大陸在2003 年實施了「政府採購法」之後，按照中國大陸財政部公布的資料，
政府採購施行的結果，採購額度與節約額規模大幅提升，然而亦無法避免採購弊端的產 生，例如從2010 年 12 月 15 日起，中國大陸政府執行採購檢查的案件，其中曝光了四個 弊案可供案例：撫順市財政局以採購U盤（隨身碟）為由，不以集中採購方式辦理，該局 訂定特殊性規格，經調查該單位對於其業務，並無實際需求，採購的結果是採購了 7 部 iPod，被媒體及評論戲稱為「天價U盤」，該採購單位則稱係因採購人員對業務不清楚所 導致的疏失，並責令終止該項採購；蘇州交通警察部門則以監控設備名義採購iPhone4，
經過披露後，該部門表示使用新的iPhone4 可以更加即時監控能力，惟採購的項目明顯的 與其業務沒有直接關聯，也引發的爭議是：到底要監控什麼？。黑龍江公安廳則發生採 購每台4 萬 1 千元人民幣（約合新台幣 20 萬）的筆記型電腦，經過披露後，黑龍江公安 廳回應「係出於工作需要，又考慮到移動辦案、辦公和警務實戰的特殊需要」，但是該項 採購顯然已超過筆記型電腦的市場行情數倍的價格， 該局如真有業務需求，也應該對於 特殊需求規格詳予說明。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法院採購兩台電動按摩椅零售價為每台 5 萬2800 元人民幣（約合新台幣 25 萬），被檢討為與業務無關，水磨溝區委宣傳部方面稱 該項採購的本意，是放在法院的活動室內，為老同志提供服務。51
因此前述之中國大陸的案例，屬於非理性採購，政府部門的財政資金來自於納稅人 的錢，政府採購應遵循實用、節約的原則，而非隨意浪費，而且有消化預算的意圖。中
50聯合新聞網，2007 年 2 月 11 日專欄： 《地方文物館何去何從三之一》-10 年 250 個地方文物館，蓋完後 沒人管， 〈http://udndata.com/ndapp/Story2007〉。
51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2/30/c_13669966.htm 〉2010 年 12 月 30 日。
國大陸各地方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購法》的規定，大規模的政府行為與一般性 的辦公用品以集中式採購方式辦理，並製作訂定採購目錄，52所以這些目錄內的採購項 目，是經過事先審查，地方各部門在建立採購目錄內的品項時，因透過程序與採購平台，
查核上容易勾稽，但是目錄外的採購審查批核相對寬鬆，因此各地方機關巧立名目，以 工作需要為由，故意採購目錄以外的品項，因此在觀察中國大陸的地方政府採購，對於 其政府採購法規定的審批與監督，顯然沒有達成期待的廉政效能。
二、政治經濟學的管制理論與政府採購
政府採購政策對於政府特許行業的招標上，或對於扶植特定團體產業的利益，透過政 治經濟學中管制的觀點，政治行動塑造了管制政策，且影響管制的演化路徑，這不僅存在 於當前的政策與法律的制定，也存在於之後的政策執行當中。當政策執行面產生不完全訊 息的時候，往往可以從績效或成果，反映出政策自身的適當性與相關的訊息。管制者不但
政府採購政策對於政府特許行業的招標上，或對於扶植特定團體產業的利益，透過政 治經濟學中管制的觀點，政治行動塑造了管制政策，且影響管制的演化路徑，這不僅存在 於當前的政策與法律的制定，也存在於之後的政策執行當中。當政策執行面產生不完全訊 息的時候，往往可以從績效或成果，反映出政策自身的適當性與相關的訊息。管制者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