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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喇嘛是堅定地朝向流亡政府民主鞏固的路線發展，事實上，也是因為有西藏主 民黨的示範，之後才開始有像西藏獨立聯盟這樣反對黨的角色出現。綜而言之，
本研究認為從此一階段開始，達賴喇嘛開始將民主價值內化成一種信仰，當然，
民主作為爭取國際支持與建構藏人身分認同的考量依舊存在，也因此，本研究認 為此時期迄今（2019 年），民主對達賴來說是同時作為手段與信仰存在的。
第二節 政治改革對藏人的建構
本研究已經在前面一節提到以民主化為核心的政治改革，對於重塑流亡藏人 國族認同的意義，並透過這種民主意識的建構與共同參與民主改革的使命感，使 流亡藏人更加的團結，並對藏民族與西藏流亡政府產生榮譽感與歸屬感，同時也 使得流亡藏人之於中國控制下的藏人或居住西藏的中國人，成為一種特別的存在。
除此之外，西藏也並非是單純藏族組成的國家，若狹義地從生物學與文化的角度 來說，還有諸如康巴人或自古從克什米爾、尼泊爾等地移入藏地的回教徒，尤其 是 1959 年後隨著達賴喇嘛的流亡及面對中國對宗教的壓迫，大約一千名原本居 住在拉薩的卡基（Khache）回教徒也跟著達賴喇嘛流亡印度200，由於五世達賴喇 嘛時期就對西藏回教徒的宗教信仰倍為尊重及禮遇，這些人在歷史的長流中逐漸 產生了西藏認同，儘管不少流亡的卡基本來就有印度國籍，他們在流亡印度後也 仍視自己為西藏人，並接受西藏噶廈的領導201，但若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狹義來 看，這些人終究不是藏人，在宗教文化上也與信奉藏傳佛教的藏人不大相同，因 此當流亡藏人憲章未修改刪除達賴喇嘛神權統治的基礎前，立基於藏傳佛教獨有 的活佛轉世政教合一思想構建的流亡藏人憲章，對於這些非實質藏人的社群而言 顯然難以形成更深層緊密的國族認同，然而，當十四世達賴喇嘛促成了流亡政府
https://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179673750740
200 Tibet's exiled Muslims show intricacies of culture, identity for refugees, Retrieve: April, 15, 2019, From: https://phys.org/news/2016-11-tibet-exiled-muslims-intricacies-culture.html
201 大紀元，仁波切和西藏回教徒，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5 日，檢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8/5/10/n21128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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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改革與政教分離時，一切顯得都不一樣了，因為透過制度的改革，達賴喇 嘛為所有流亡海外的類藏人社群創造了一種共同的國族認同。
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剖析這種國族認同建立的過程，首先，江宜樺（1997）
曾提到國家認同應包含三個主要層面的內涵，即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
202，族群認同指的是客觀的血緣關係或具有一體感的族裔身分，在西藏流亡政府 的例子中當然是指具有藏族血緣的藏人，文化認同應可視作以藏傳佛教為主體的 西藏文化，制度認同則可視為是流亡政府進行的民主改革。顯然，隨達賴喇嘛流 亡至印度的族群裡頭，還有無法在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兩種方式取得國族認同的 人，隨著時間的推演，他們有可能在達蘭薩拉產生新的連結，或者也可能令人憂 心地，回頭與中國管轄下的西藏尋求連結，那時，西藏認同同時也將是一種中國 認同，因此，達賴喇嘛積極推動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改革是意義重大的，
這些非藏人社群可以透過納稅、投票與參與民主化的過程等，與西藏流亡政府產 生緊密的制度認同，進而與流亡藏人產生一體性的國族認同感。再更進一步論述 的話，以上這種論點的依據是，有別於原始主義認為民族認同是由共同的血緣關 係或生物學上的主觀信念所構成203，本研究更贊同的是建構主義的觀點，建構主 義者認為身分認同會受到特定的政治環境或社會經濟環境所影響，而自我認同是 民族認同的關鍵，經由連結具有文化特徵的價值標準，某些情況下便能成功地實 現民族認同與身分建構204，例如中國的瑤族為了大家族生產而組織的目的性相當 明確，其透過特殊儀式、信奉祖先等文化與制度儀軌，使許多經由買賣、領養的 幼童或聯姻等的非瑤族人都能快速地取得瑤族的民族認同205。同樣地，所謂的台 灣人在生物學的角度還包含了漢人、各族原住民或部分外籍移民等，若以語言、
文化的方式分類則又有閩南人、客家人、各族原住民等，但多數的台灣人之所以
202 江宜樺，（1997）。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5 期，頁 87-88。
203 Fred Inglis,（2000）. Clifford Geertz: Culture Custom and Ethics. New Jersey: Wiley.
204 Fredrik Barth,（1998）.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p. 24-25.
205 Fredrik Barth,（1998）,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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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共同的國族認同，其中一個因素便是因為分享著共同的政治制度，而以政 治制度的角度來看，民主制度又比專制制度更容易讓人民產生共同的國族認同，
這是因為人民在參與決策的過程中對於政治的態度更具熱情，甚至對於他們共同 經由制度產生的代議政府更具使命感，方便每個個體將自己投射到政府與國家。
當然，國族認同也不僅僅是為了非藏人族群存在，對於血緣與文化上本就相 同的藏人而言，政治制度帶來的國族認同對於藏人更是重要，如同史密斯
（Anthony D. Smith）指出國族認同其實是一種雙重依附，這種依附一方面是經 由出生或社會化的原生種族社群連結，另一方面則是奠基於公民服從政府時所共 同擔負的權利與義務206，在這種原則下，流亡藏人一方面從原生的藏族血統獲得 國族認同，另一方面又從一同經歷的流亡政府民主化進程中，經由流亡藏人憲章 所定的權利與義務獲得雙重依附，這勢必大大地強化了流亡藏人作為一個群體，
甚至是作為一個國家而存在的國族認同。在國際上若是要找出另一個與西藏有著 相同困境，且政權存在的主要目的即是為了對抗中共政權者，應該勢必就是台灣 了，當然，台灣在國際地位與政府運作等各種面向都要比西藏流亡政府好得太多，
民主化的起步與成熟度也非西藏流亡政府所能比擬，但無論如何，在台灣的例子 中，國族認同的概念基本上也是符合史密斯的二維結構的，原始維度由民族認同、
種族差異和民族自豪感組成，政治維度則包括台灣作為未來國家的地位、民主自 決、國家生存、共享經驗和共同命運等，而兩個維度的國族認同彼此又是互補的，
特別是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後，台灣人民迎來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政治維度 開始獲得更多的影響，進而塑造了國族認同的核心，簡而言之，台灣政治的演變 見證了民族國族主義到政治國族主義的轉變207，某些層面來看，我們實在也很難 不把民主化對台灣人民的影響投射到流亡藏人身上。
而在西藏流亡政府整個政治改革的過程中除了「投票」這個給人強烈印象的
206 Anthony D. Smith,（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p. 151.
207 Rou-Lan Chen,（2012）. Beyo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A Multidimensional and Evolutionary Conceptualization. Asian Survey, Vol. 52, No. 5, pp. 87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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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表徵外，筆者認為即便在尚未進入民選總理與投票行為出現的階段之前，達 賴喇嘛就已經完成另一個別具意義的工作–立憲。吉伯努（Montserrat Guibernau，
2004）在區分國家、民族與民族國家等三個概念時曾提到，民族國家的形成是指 一個國家壟斷了在劃定領土範圍內合法使用暴力的能力，並試圖統一受其統治的 人民，使其達到文化一致性，此外，他也認為還有一種族群存在的形式不在上述 三個概念的定義，也就是「沒有國家的民族」，這些作為一種社群存在，卻難以 在國際舞台上被當作一個政治體的民族，例如加泰羅尼亞、魁北克、蘇格蘭等都 是尋求自決權的沒有國家的民族，這些民族中有些確實擁有自己的某種獨立運作 狀態，可以被視為是準國家，可能因為部分權力已經從它們原本從屬的國家中下 放，或者轉移到它們的地區議會，然而，這些轉移的權力在任何情況都不包括外 交、經濟政策、國防和憲法，也因此這些社群組成的準國家實際是不完整的208。 由此可知，屬於西藏的憲章在某種意義上使西藏能夠跳脫出這種沒有國家的民族 型態，並且，依據憲法規定的職權行使公權力的噶廈、人民議會或法院都再再補 強了這些準國家所沒有權力，從而使流亡藏人或甚至還居於青藏高原的藏人們能 夠認知到西藏流亡政府是以一個獨立的主權政府在運作的，而這些權力並非由中 國下放，也就是說，使藏人認知到西藏並不屬於中國。
另一個值得持續觀察的重點則是達賴喇嘛身分的轉變，則如本研究所說明的，
西藏數百年來都是一個以達賴喇嘛為中心的政教合一政體，即便此政體的本質是 教權高於俗權，但俗世的概念仍是無形的附著在達賴喇嘛身上，而即便是活佛，
也很難在政治這種沒有固定解答的習題中表現的盡善盡美，因此當流亡政府政教 分離之後，也代表著達賴喇嘛可以擺脫俗世的牽扯，專注於教權與藏傳佛教的文 化象徵，筆者認為這應該是更有利於提升達賴喇嘛作為活佛的形象，對於藏人而 言，達賴喇嘛也將昇華到另一種更趨近神的境界，當然，現階段輕易斷言仍過早，
畢竟達賴喇嘛雖自稱從政治角色退休，但其仍具有核心指導者的地位，是以此部
208 Montserrat Guibernau,（2004）. Anthony D. Smith on n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ritical assessment. Nation and Nationalism, Vol. 10, No. 1-2, pp. 13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