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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測驗（two-turnover test）217，換言之，民主制度當然不可謂之鞏固，也因此，
可以預期到其民主化的道路上仍將持續面對不同的挑戰。
此外，如同本研究先前提到的，流亡雖成為藏人政治改革的動力，卻也限制 了他們的改革能力218，隨著第十六屆西藏人民議會的議員在 2016 年 5 月宣示就 職219，從這最新一屆（迄 2019 年止）的議員名單仍可看出一個有趣的現象，也就 是 45 名議員中仍保留著寧瑪、噶舉、薩迦、格魯等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及苯教等 各兩名議員的保障名額220，這個情形是依據流亡藏人憲章中的相關規定，換言之 政教關係並未真正分離，充其量修憲只是代表達賴喇嘛個人政治角色的退休，教 權並未在西藏流亡政府全面退休，僧人從政仍直接受到保障。同時，這與流亡藏 人憲章所規定「各種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似乎有所違背，即為何宗教保障 名額僅限四大教派與苯教？為何卡基信奉的回教不在其列？若回歸根本討論，宗 教保障名額的核心意義又是什麼呢？畢竟不同教派的僧人只代表對於佛法有著 不同解釋，卻不代表對於流亡政府的政策與運作有著獨到的見解或相異的立場，
總之，這一切都再再顯示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與政教分離，在未來的歲月裡 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三節 政治改革對西藏問題的影響
事實上達賴喇嘛透過民主與制定憲法完成政教分離的改革，在對內的藏人以 及對外的西藏問題與國際支持之影響是一體兩面的，甚至本章第一節說明的改革 原因與改革後的影響也是相互關聯的，因此首先要討論的即是達賴喇嘛轉世的問 題，由於十一世班禪喇嘛的轉世認定事件歷歷在目，既然中共當年可以如此醒目
217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pp. 266-267.
218 Ann Frechette,（2007）.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among Tibetans in Exi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6, No. 1. P. 99.
219 自由亞洲電台，第十六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宣誓，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檢自：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dz-05302016160355.html
220 Tibetan Parliament in Exile, Retrieve: April, 17, 2019, From: https://tibetanparlia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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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voachinese.com/a/history-mystery-final-searching-for-reincarnation-panchen-lama-20160429/3309053.html222 民報，奪權？11 世班禪進軍日喀則為達賴喇嘛圓寂作準備，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檢自：https://www.peoplenews.tw/news/a7110d18-4ad5-4f48-9b70-1f1c63cfac8f
223 Strategic News, Choosing The Next Dalai Lama: Chinese Checkers Over Reincarnation, Retrieve:
April, 25, 2019, From: https://sniwire.com/china/choosing-the-next-dalai-lama-chinese-checkers-over-reincarnation/
224 The Indian Express, My reincarnation can’t be born in place with no freedom: The Dalai Lama, Retrieve: April, 25, 2019, From: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dalai-lama-tibet-my-reincarnation-cant-be-born-in-place-with-no-freedom-express-adda-467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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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峻的挑戰。
本研究之所以認為中共解決西藏問題的挑戰將在未來變得更嚴峻，是由於達 賴喇嘛在世時，其對內具有無與倫比的號召力，絕大多數藏人均認為達賴喇嘛的 想法就是全體藏人的想法，對國際社會而言，達賴喇嘛也足以代表西藏流亡政府 與流亡藏人，換言之，只要與達賴喇嘛一人達成和談，西藏問題與流亡政府的回 歸與否都將迎刃而解；但一旦流亡政府的政治領袖換成了民選的西藏司政，則中 共與藏人的和解就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這是由於司政也是經由全民的直選，經 民意授權其行使行政權，但這並不代表民意授權其獨自在外交與西藏問題上做出 重大決策，達賴本人曾說在他過世之後，達賴喇嘛轉世傳承制度是否延續應交由 西藏人民來決定，同樣地，他也提到西藏問題的根本還是要尊重西藏人民的想法
225，而筆者認為，他沒有明講的其實是西藏問題如何解決，未來也需交由西藏人 民自行決定，也就是高度挑戰集權國家神經的全民公投。想當然爾，這也是中共 政權最不想看見的結果，一旦進行了有關解決西藏問題的提案公投則勢必使問題 更加複雜化，屆時達賴喇嘛現今提議的自治方案恐怕已不能滿足藏人，而公投結 果又代表著西藏人民最直接的想法，具有相當的民意正統性，西方各國或非政府，
組織勢必也將會關注或施壓中共官方給予符合普世價值的回應。事實上，預料這 種情形的發生也可能是達賴喇嘛推動民主改革的原因之一，畢竟達賴喇嘛多次表 達願返回西藏的意願，但均未獲中共官方回應，考量到完成民主改革後將使達賴 圓寂後的西藏問題更難解決，民主改革自然也增強了達賴喇嘛與中共談判的籌碼，
逼迫中共方面若想更簡單快速的解決西藏問題，則務必應於達賴圓寂前釋出誠意 達成和解，某方面來講，這正是達賴喇嘛欲透過民主改革向中共透露的訊息。
再者，本研究已說明過民主改革如何對藏人與其他追隨達賴喇嘛一同流亡的 種族社群重新建構新的國族認同，並透過民主意識的建構與共同參與民主改革的 使命感，使流亡藏人更加的團結，並成為一種不同於舊西藏的特別存在，這種團
225 世界之聲，達賴喇嘛：我們從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檢自：
http://trad.cn.rfi.fr/中國/20190308-達賴喇嘛我們從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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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感的產生對於西藏問題的影響則是由而外的。其一，由於流亡藏人並非只存在 印度達蘭薩拉的大本營，還有其他諸如尼泊爾、歐洲、北美和澳洲等的流亡藏人 社群，而只要經列冊建檔並領有綠皮書的所有藏人都具有藏人行政中央的投票權，
重新建構的國族認同使所有藏人不至於因地理因素分崩離析，有助於他們持續團 結地對抗中共政權；其二，民主意識的建構也使流亡藏人更加認知到自己與中國 的不同，並透過選舉流亡議會及流亡政府領導人，時刻提醒藏人的流亡身分以及 造成他們流亡的原因－中共，這必然使得藏人對中共政權持續保留不滿的情緒，
中共方面想要解決西藏問題的願想也將更為困難；其三，民主意識除了影響流亡 藏人外，同時也能影響到西藏境內的藏人，使兩者同時意識到這種天賦人權是中 共未曾給予過，而這種意識的發酵恐怕會激化西藏獨立的思想，並成為中共最不 想見到的發展之一。
此外，民主改革也加深了西藏問題的複雜度與廣度，原本的西藏問題只是單 純的主權歸屬問題，是歷史論證與國際法國土、主權認定的爭論，但隨著西藏流 亡政府促成了民選議會及民選的政治領袖後，民主也成為流亡政府對抗中共的另 一項武器及戰場。民主制度之於現今的西藏流亡政府，也象徵著統治西藏故土的 中共政權所實行的不民主制度。而眾所皆知民主、自由與人權一直以來都是中共 最缺乏與恐懼的元素，畢竟民主自由挑戰的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制度本身，也是 稍不留意就足以使得整個中共政治解體的關鍵元素之一，根據美國非政府組織自 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的 2019 世界自由度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在滿分 100 分的自由度評鑑中僅得到悲慘的 11 分，被獨立出來評鑑的西藏地區更是僅有 1 分226，這都再再顯示了自由民主仍是中共遭受最大批評的部分，也因此西藏流亡 政府擁有的民主使得西藏問題不再只是主權爭議，也是關於藏人人權的重要課題，
隨著爭議戰場的擴散，中共想要圓滿解決西藏問題的難度自然又提升了一個等級。
226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 Retrieve: April, 25, 2019, From: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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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中國外交是一貫使用軟實力的227，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則不時在國際上譴責中國的人權問題，1977 年美國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
總統上台後，更提出把促進國際人權作為一個主題，以幫助美國恢復輸掉越戰後 的國家使命感，其後的每一屆美國總統也都繼續為人權及民主而征戰，雷根
（Ronald Willson Regan）總統使用人權的語言來支援他為調整美蘇力量均衡所做 的事情，小布希政府執政期間，也因受美國國會與民意對西藏人權問題大力支持，
未因中國方面的抗議而停止與十四世達賴喇嘛會面228。因此，如何圓滿地解決西 藏問題，更是成為國際間衡量中國是否能真正往民主大國之路前進的一個指標性 議題，民主改革使得西藏問題更加國際化，不再僅限於國與國的主權爭辯，而是 提升至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這也讓西方各國及國際非政府組織有更多插手及影 響議題的空間。
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中共近年來在外交策略上積極地參與國際人權建制，
學習掌握規則並且尋找方法，用自己的力量去影響該體制，例如在聯合國人權委 員會的成員國中，中國創造了一個非西方國家的核心小圈子，以保證那些反對中 國及其他違反人權國的提案不被付諸表決，立場偏頗的該委員會甚至在 2003 年 選舉出惡名昭彰的人權違反國利比亞擔任主席一職，致使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Kofi Atta Annan）在 2006 年將該委員會從五十三席重組為四十七席的人權理事 會229，以避免此種情形的惡化。而進一步從中共的發展歷史來看，任何階段的發 展方向都是中共歷屆領導人根據不同時期中共內外形勢來確立國家發展方向及 外交決策的制定，其中國家形象則是外交決策制定時重要的參考依據，所以中共 領導人決定了國家形象的相關策略與措施的制定及未來方向，而以習近平為核心
227 Andrew Scobell,（2007）. China's Soft Sell: Is the World Buying?. China Bruef, Vol. 7, No. 2, pp.
7-10,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2009）. Human Rughts and China's Soft Power Expansion. China Rughts Forum, No. 4, pp. 10-23.
228 呂非樵，（2007）。美國小布希政府之西藏政策（2001-2004）。碩士論文，淡江大學，美國研 究所，台北。
229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著，何大明繹，（2013）。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從中國人
229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著，何大明繹，（2013）。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從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