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金氏之中國現代化研究實踐
第二節 政治現代化…
金耀基的現代化研究所著重的面向，多集中於政治現代化層次，特別專注於 行政效能提升和民主法治議題。因此以下分就行政現代化與對臺灣、中國大陸（含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動向觀察兩部分討論之。
一、 行政現代化
行政現代化是政治現代化的一環，行政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執行與落實政
策，包括組織制度與人事管理等方面。因而一個國家政策的推行，有賴於行政組 織的分工與效能的提升。是以，金耀基除了運用其所引介的理論視角對中國傳統 行政進行學理上探討以外，同時也進一步提出行政改革的期許。
在金氏赴美前後，1960 年至 1967 年，在臺灣的教學工作，可說與行政有密 切關聯。除了在臺灣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工作外，亦曾在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任 教，同時也協助其師王雲五推行行政改革，故而對行政政策與工作有著自身的見 解。於此時期，他提出臺灣在經濟發展之際，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各方面 配合的看法。然而對經濟現代化最大的阻礙在於行政的腐敗與落伍，他指出中國 傳統行政文化之性質是屬於農業性、反職業性及權威性，同時重視科舉制度，著 重在經典與文學。而農業社會的行政往往限於人性與家庭，偏重初級團體；但工 業社會是屬於次級團體，較不被人情所侷限。他認為行政的改革應重視行政「官 僚人格」的重塑，同時也要考慮中國的行政生態背景，並提升效率，也要以民主 及科學態度進行改革，亦期許政府能夠大力推動官僚改革。46這與他對行政生態 學學說的引介與應用是有所對應的。
此外，前述曾提及金耀基對於「過渡型社會」的關心與探討，再加上身兼公 共行政的教職，因而也運用早期現代化理論學者的觀點，討論中國的傳統行政。
在 1967 年赴美前夕的任教期間，他針對過渡社會中的中國儒家官僚政治之行為 進行研究，並以行為作為研究重點，與其提倡行為科學與科際整合的方法有所關 聯。其指出社會科學的研究，利用模型與理型等方式進行現象的觀察，是著重於 制度與結構之研究方法；而行動科學則是著重行為基礎、經驗以及現象之研究。
相關制度的落實，需藉由行為做檢視。此外，科際整合運動乃為學術分殊與專化，
許多早期現代化理論學者皆採用科際整合方式，以不同學科的角度對同一問題進
46 金耀基，〈如何使中國的行政現代化〉，《東方雜誌》，1：3（1967.9），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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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與檢視，金耀基認為此是研究者的一種研究自覺過程。47這同時亦是源於 當時美國盛行行為科學的研究方式，並主張以不同學科的視角，針對同一主題進 行研究的提倡風氣。其後中研院民族所也運用此研究方法作為基調，用以研究現 代化。
金耀基認為近代中國最具衝擊的現象，在於對現代的制度、憲法、法律系統、
政治組織等的肆應與改變，假若利用韋伯的觀點視之，中國的傳統行政並非為韋 伯所說的「理性官僚政治」。中國在面對現代化的考驗時，最直接的衝擊即為「官 僚（行政）的現代化」，要如何獲致最佳管理的政府，則必須從現代化的角度探 尋。金耀基同時也提到冷納（Daniel Lerner）、海根（E.E.Hegan）等早期現代化 論的學者對於現代化的看法（參見第四章第二節），這些學者認為人的現代化，
及對於現代化認同並進而努力追求的心理層次與成就動機的強弱，才是促進現代 化的動力。48這也顯示出金耀基對於現代化的成因，不僅著眼於制度與結構的變 遷，同時也注意到人的因素，即人對現代化的自力與向性。
對於過渡社會中的中國官僚政治，金耀基也提出自身的觀察：其一是官僚政 治的動向及類型定位，是來自於社會的影響；其二是中華文化發展之瓶頸在於官 僚政治被傳統所支配，直到受西方衝擊才有所改變。在受到衝擊後亟思改變，但 新的價值系統卻未建立，使得官員與士大夫在心理認同層面是含混不清的；三是 在巨大社會變遷下，官僚政治在「傳統─現代」的立場下所產生的反常行為，無 論是發展或轉變，必須要考量文化的因素；其四則是官僚政治文化會被其它非官 僚、非組織文化因素影響。在理論應用的問題，金耀基主張儒家主義對官僚政治 仍有一定影響，並提到韋伯對官僚組織系統的研究，韋伯認為中國、印度官僚典 型特色，受到權威型的領導以及傳統的影響，不同於西方理性法治的官僚系統。
金耀基則進一步指出中國官僚系統是特殊類型，中國官僚屬於自身歷史文化的脈 絡，因而韋伯的研究型模僅能輔助，並不適用於分析中國的官僚系統。49進言之，
金耀基認為過渡社會的中國官僚，實與自身文化有所關聯，故而西方的研究模式 並不適合用以研究中國的官僚政治。
基於上述的認知，金耀基指出對中國行政官僚研究，必須了解中國的社會系 統，才能更進一步探討行政官吏的行為。因而，他也運用雷格斯的行政生態學角 度，探究中國傳統官僚的文化。金氏認為欲討論中國的官僚政治，儒家主義也是
47 金耀基，〈論行為科學與科際整合運動〉，《國魂》，245（1966.1），頁 38-40。
48 Ambrose Y.C.King,“The Study of Confucian Bureaucratic Behavior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It's Problem,Hypotheses,Context＆Method” ,《中國行政》，6（Jan,1966）,pp.27-28.
49 Ambrose Y.C.King,“The Study of Confucian Bureaucratic Behavior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It's Problem,Hypotheses,Context＆Method”,pp.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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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面向。在討論儒家官僚主義與社會時，必須先了解中國的家庭系統，
因為家庭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組成基礎，且居於主導地位。而促成家庭凝聚的因 素，即是儒家最主要的核心價值─孝道，同時也是人性的價值基礎。此外，社會 與家庭的關係，則是以五倫做結合，從「孝」到「忠」（對君主盡忠）的觀念，
長期支配著中國人的心理。在社會階級的結構上，是由士農工商所組成，以及按 照孟子所說的治理者與被治者，治理者是由學者官員、地主等構成上層階級。除 了上述之外，科舉制度是中國儒吏進入官場的方式，然而此制度看似平等，卻非 實質的平等，財富與家庭背景仍佔有決定性因素。50
金耀基指出儒家官吏所秉持的核心價值為和諧，及對自我道德的要求。而傳 統官僚制的特色，首先是功能普化的，官吏兼為君主政治的代言人，強調倫理的 重要性，同時是採業餘主義與反職業主義的，且不需要處理技術經濟的問題。另 外，存在著普遍的任人唯親以及貪污現象，在政策執行上，則是採取形式主義的 方式。中國儒吏所注重的是「文化主義」而非「民族主義」，即其所擁護的對象 在於文化，而非對國族的認同與情感。51這樣的觀察，顯示出金耀基是以社會學 的觀點，並借引早期現代化論學者的方法，研究中國的官僚政治，亦可說是來自 於對韋伯官僚政治研究的再思。
中國傳統官僚的特色，可反映出儒家價值的影響力，因此金耀基也從儒家倫 理中，討論中國傳統官僚的行為典型。儒家官吏相當重視「道統」，傳統儒家官 僚的行為典範，是從出生到成人，在思想上皆信奉與實踐儒家主義，認為傳統是 崇敬且神聖的，並奉行「禮」。然而過度的禮儀與禮節，反倒成為繁文縟節，形 成形式主義。此外，儒家官吏是採情境中心的，會根據立場的不同而有所搖擺，
與西方官僚有所不同的是，西方是依照制式規則的法律，中國則是依人的處境而 有所改變，也就是人治而非法治。此外，傳統儒家官吏們具有自我防衛傾向，例 如被外族統治時，則隱居不理事務，對言行相當謹慎且敏感，並注重團體精神，
此處的團體精神並非西方所指的團結一致，而是注重官場的人際關係，具有團體 的歸屬意識，深怕被疏遠或是失勢。52
然而，隨著西方的衝擊，所帶來的急遽變遷，使得家庭型態有所改變，縮 小成為社會制度的一種，功能也隨之萎縮。社會階級結構，則是不再被上層階級 所壟斷，士大夫們不再享有特權，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勞動階層以及中產階層的興
50 Ambrose Y.C.King,“Chinese Traditional Bureaucracy and It's Culture”,《中國行政》，7
（July,1966）,pp.26-30.
51 Ambrose Y.C.King,“Chinese Traditional Bureaucracy and It's Culture”,pp.36-40.
52 Ambrose Y.C.King,“The Behavioral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Bureaucrats”, 《中國行 政》，7（July,1966）,pp.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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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金耀基也應用冷納的「過渡人」概念，解釋中國傳統官僚處在「過渡」社 會中的矛盾情結，不僅對過去所信奉的價值觀感到迷惑，並對新的科學價值與傳 統價值之不協調產生挫折與焦慮。中國的官僚即是所謂的「過渡人」，既非完全 拒絕傳統，亦非完全拒絕西方價值，一方面藉由西方經驗描繪現代化藍圖，另一 方面卻又想保持傳統文化，對兩者有著矛盾心理與移情作用。53
綜上所述，金耀基運用派森思、冷納與雷格斯的觀點，詮釋與闡述其對中國 傳統行政官僚的研究。儒家倫理是官員所奉行的核心價值，在受到西力衝擊後，
社會急速產生變化，使得傳統儒吏的士人階層逐漸沒落，知識份子們也陷入價值 觀的糾結。金耀基雖是以早期現代化論者的觀點，闡釋中國的傳統行政官僚，然 而卻能以中國的文化條件與背景為出發點，研究中國的情形，形成自身的研究觀 點。
另外，他對於臺灣、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動向也有自身的觀察視角。臺灣
與中國大陸在分治後，各自實行不同的政治體制。在 1970 年代初期後，金氏即 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型態有所研究與觀察，但針對政治時勢發展所撰寫的議論文
與中國大陸在分治後，各自實行不同的政治體制。在 1970 年代初期後，金氏即 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型態有所研究與觀察，但針對政治時勢發展所撰寫的議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