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臺灣在清末開港對外貿易和洋務運動時，即已開始引入西方現代文明。至日 治時期，殖民母國挾著明治維新的新風潮，為了達到「養雞取卵」充分利用臺灣 的目的，對其所屬的第一個殖民地採取現代化的治理策略。在遂行其殖民目的的 過程中，卻也奠定了臺灣現代化的基礎建設，包括在行政、經濟、教育文化、醫 藥衛生等方面。故可說，若要談論臺灣的現代化，則必須溯源至清季和日本殖民 時期。

二次戰後，中國內部的國共爭鬥，使得失敗的國民黨政權撤退至臺灣，在動 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戒嚴法之下，建立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黨國威權體制，

對臺灣厲行軍事統治。在冷戰的格局下，美國基於戰略考量，提供臺灣在軍事與 經濟上的援助，而國民黨政府為了反攻大陸，及鞏固與合理化威權政權，因而在 經濟上採取發展主義，並以現代化為口號作為治理藍圖。以土地改革為首，開啟 臺灣工業化的序幕，逐漸帶動經濟起飛。經濟發展的結果促使社會快速轉型，亦 提供政治轉型的能量，黨外運動與地方自治選舉兩股力量的匯流，在教育普及和 中產階級的崛起下，快速推動臺灣民主化與自由化的進程。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現 代化，是戰後臺灣現代化的兩大主軸。

臺灣在 1960 年代中期經濟逐漸起飛之際，漸向世界市場開放，與美國在經 濟與社會關係可說相當密切。這也反映在執政當局官員與財經官僚的政策觀點，

以及學者們對美國學術界的理論引介。當此之際，國民黨政府一面推行經濟發 展，一面因與對岸在文化意識上的對立，特別援引儒家思想與馬列毛思想抗衡，

甚至在 1960 年代中葉起開始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如此的氛圍下，金耀基 開始倡議中國的現代化研究，並引進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美國盛行的西方古典 現代化理論。

除了受到大環境的影響，金氏對中國現代化的關注，則源自於其本身的生命 經歷、教育背景，以及學術興趣。由於強烈的救亡圖存的知識份子使命感，以及 對 1960 年代初期《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之反撥，促使他進行中國現代化 的研究，轉而注意社會學相關理論，並引介西方古典現代化理論，用以理解與探 究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金耀基於 1960 年代中期赴美留學，接觸到當時著名的美國社會學者派森思 為首的結構功能理論，以及其它與古典現代化理論相關的著作，金氏對其或作專 文引介，或利用其理論觀點進行中國現代化研究。與此相關且最具代表性與影響 力的著作，則是《從傳統到現代》和《現代人的夢魘》兩書中所結集的文章。金 氏在引介理論時，雖受到古典現代化理論影響，但對現代化抱存著較為樂觀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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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藉由理論匯集成自身研究中國現代化的觀點；同時在方法應用上，特別提倡 行為科學及科際整合方式，在當時實為較新穎的研究嘗試與視角。金耀基也可說 是中國學界有關中國現代化研究的歷程中，從承繼五四運動精神，對現代化進行 的「文化泛論」，至以學術研究方式探討現代化的分水嶺。即便自 1970 年後轉赴 香港任教，他對中國現代化的研究和臺灣的現代化進程仍時有關心，其對中國現 代化的研究可謂是與關注臺灣現代化的推展同步進行的。

古典現代化理論（又稱早期現代化理論），興起於 1950 至 1960 年代的美國 政治與學術圈。由於二次戰後美國與蘇聯兩大陣營對峙所形成的冷戰局勢，美國 為防止共產勢力的滲透與赤化，需拉攏當時脫離殖民束縛的第三世界國家，希冀 以提供軍事、經濟等援助方式協助這些國家發展。制訂和落實此一政策，需有學 術研究作為依據，故動員學術界進行相關研究。進言之，這是一種在特殊時空背 景下，有著特殊政治宣傳目的，並受到諸多限制的以西方為中心之學術論述。然 而，在實務經驗上，古典現代化理論漸漸不勘檢驗，再加上意識型態的詬病，因 此在 1970 年代以後逐漸被依賴理論、世界體系論、國家發展論等其它理論取代。

臺灣學界的現代化研究，由於和美國關係密切且互動頻繁，再加上執政者推 行現代化策略的影響，初始多以興起於美國學界的古典現代化理論為研究觀點，

進行「發展」與現代化的研究，包括在政治、經濟、社會層面，以及中央研究院 近史所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民族所為主的「中國人性格之研究」計畫。

惟此時美國學界對中國研究漸趨積極，並希冀藉由臺灣作為研究中國的實驗室，

加上執政當局的文化策略與意識型態，此際的現代化研究多以「中國」為名，但 實際上的觀察對象則是以中華民國所在的臺灣為主體。伴隨著對理論的檢討，臺 灣學界也開始反思並希望能建立立基於本土的現代化學術研究。而至 1980 年 代，隨著臺灣政治的轉型，在此時發生的臺灣現代化論爭，也點出了以臺灣為主 要的討論場域。

而縱觀金氏的中國現代化研究，若以時間進程而言，他在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中期，多為引介並應用古典現代化理論進行研究，代表作品為《從傳統到現 代》，並有許多零星文章發表於期刊，包括在行政方面，及知識份子的探究。同 時他也觀察臺灣的現代化進程，特別是經濟發展，而於此時他已開始呼籲傳統的 重要性。至 1978 年，由於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及臺美斷交，再加上 1984 年香 港回歸議題浮上檯面，使得他開始針對兩岸三地的政治現象發表論議文章，特別 著重於民主法治議題。他認為臺灣雖有民主，但欠缺法治；香港雖非一民主社會，

但其法治成效優於臺灣；至於中國大陸則是欠缺民主與法治精神，需在改革之際 思考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而隨著東亞經濟的崛興，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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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提倡儒家倫理在現代化過程的可能性，並以香港和臺灣作為觀察指標，思考 傳統的再造性。他對儒家倫理的看法，源自於他對思想啟蒙時期強烈的反傳統思 潮之再省，及其對中國文化中儒家文化價值之特殊關注。其中特別強調傳統文化 因素與現代化的結合，也就是儒家倫理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和如何在現 代化過程中保有儒家文化價值。再以空間而論，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中期，金 氏所指的「中國」，在政治體上是以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為主，文化層面則是指先 秦以來的中華傳統文化，之後，隨著他赴港任教及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在 1980 以至其後，其所指的「中國」則擴及至中國大陸、香港。然而，他對臺灣現代化 脈動的觀察，及對儒家傳統的看法，多與執政者的政策與口號若相符應，雖未有 直接資料顯現他與國民黨具有特殊關聯性，但揆諸他的研究內容與言論，則不難 發現其與國民黨當時是交相呼應的。

論文章，大多發表或通行於臺灣，引起學界相當大的迴響。就開啟研究的時間先 後，及學術方法的運用，金耀基在臺灣的現代化研究過程中，堪稱是啟蒙者與先 行者，但主要集中在古典現代化理論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的介紹與應用。其貢 獻在於促使中國現代化的討論，從以個人對文化變遷之理解或引借文化人類學理 論為根據之中西文化論爭，轉而強調參考社會科學的學理，進行現代化的具體研 究；同時是臺灣早期較有系統地引進古典現代化理論的學者。開風氣之先，並為 臺灣早期現代化研究的主力，發表大量學術論文和論議文章，普及現代化觀念，

對現代化提供相關知識與參考意見，再加以批判，並支持與合法化政府現代化的 推展，包括在經濟發展、政治變革與社會文化改革等方面。

金氏對中國或臺灣現代化研究之重要性與影響力，主要在於兩個層面，第一 是引介古典現代化理論進入臺灣，是為影響臺灣學界開展現代化研究時的論點與 方法；第二則是大大凸顯了現代化研究議題並帶動研究風氣，其在臺灣出版的幾 本有關現代化的著作，在發行數量上相當可觀，特別是《從傳統到現代》一書，

自 1966 年問世後，一版再版，在 1979 年時報再出版時，又連續印製 12 刷；《中 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在 1977 年推出後，隔兩年後在時報又印製至四版。同時 其部分著作在香港與中國大陸亦相繼印行，就出版量與發行地視之，足可顯見其 著作之影響力。

然而，金耀基引介的古典現代化理論，並以之來研究中國現代化歷程，對臺 灣學術界的中國或臺灣現代化研究的推動，自有其不可忽略之貢獻。但在探究中 國或臺灣的政治與經濟現代化過程中，也難免落入學界以古典現代化理論進行現 代化研究，忽略外部因素、經驗研究不夠的過度簡化窠臼。也由於其所引介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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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研究概念理論和方法均相對集中於古典現代化理論，對於後來其它諸如依賴 理論、世界體系論以至於後現代理論的了解和應用相對有限，這使得他自 1980 年代以來，對中國現代化的後續探討，不論在觀點和視野均顯現相當大的侷限。

其次，他因受古典現代化理論中，傳統與現代兩極對立發展模式影響，故其

其次，他因受古典現代化理論中，傳統與現代兩極對立發展模式影響，故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