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戰後臺灣現代化的開展與相關研究的興起
第三節 社會文化變遷與現代化歷史研究
一、社會變遷研究
現代化是一綜合各方面的變化過程，其中社會變遷不僅是社會學者們致力探 究的對象，有部分政治學者亦認為政治現代化是自社會變遷帶動下而形成。早期 現代化論的學者，認為社會的現代化實是社會變遷的過程，即是從傳統到現代的 發展歷程。臺灣社會經過工業化、都市化等洗禮，在社會結構、制度以至於觀念 上皆有所改變。
關於社會變遷的議題，文崇一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他曾參與中央研究院民 族所的「中國人之性格」的討論會，以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人在現代化的歷程中 價值觀的轉變。其對於現代化的看法，認為現代化可從制度與個人兩方面探討，
前者是指要因時因地而建立適宜的制度；後者則是行為與價值觀要有所轉變以適 應現代社會。現代化整體而言，是在政治、社會、經濟及個人性格與心態等方面
65 翁嘉禧，〈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路向的解析〉，《興大歷史學報》，15（2004.10），頁 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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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整與改變。在追求現代化的同時，不需要完全拋棄自身的傳統，但也要注意 借取西方的經驗。66
對於社會變遷的探討，文崇一運用統計方式，研究臺灣社會在工業化後，對 個人態度、家庭關係以及職業道德、社會階層、社會網絡等的建立會有何種轉變。
工業化是臺灣經濟轉型的重要關鍵，也是邁入現代化的起步，在工業化政策帶動 下，臺灣社會在生活型態、人際網絡、職業以至價值觀皆有所改變。根據文崇一 的看法，工業化的兩大動力在於技術與制度的變革，這樣的變革對個人與社會的 行為模式與價值觀念皆會造成衝擊與影響，而使得原有的結構必須為了適應而有 所調整，此即為所謂的社會變遷。67另外，他也探討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的關聯 性，說明傳播媒介越趨發達，越能夠傳佈更多的資訊，此是推動社會變遷的動力 之一，兩者間存在一種互相依賴的關係，其研究結果顯示，當接觸到的媒體越多 元，個人的現代性也會較高。68
對於社會變遷的討論，文崇一不僅在學術上以社會學視角，探討臺灣社會在 生活型態與價值觀的變化，另外對於在急速變遷下所產生的社會問題，例如社會 秩序的失序、價值觀念的改變，亦曾投書媒體發表自身的看法。69現代化雖然為 人類生活帶來便利與進步，卻也造成諸如倫理道德的崩壞、環境污染與頻繁的天 災。因此，臺灣社會變遷下所產生的各種問題，是現代化發展下必須要檢討與面 對的。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對社會變遷的議題亦有探究。例如，1978 年，由民族所 的文崇一、李亦園與楊國樞所主辦的青少年問題研討會，內容包括討論學校中學 生的問題行為，以及青少年的犯罪問題與輔導策略。70其後對於臺灣社會變遷所 做的基本調查分析，包括有不同學者對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人際態度與關係、
66 文崇一，〈現代化與價值觀念的轉變〉，收錄於文崇一等著，《現代化與價值變遷》（臺北：
思與言雜誌社，1977），頁 1-7。
67 文崇一，〈臺灣的工業化與社會變遷〉，收錄於氏著，《臺灣的工業化與社會變遷》（臺北：
東大圖書出版，1989），頁 49。
68 文崇一，〈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收錄於氏著，《臺灣的工業化與社會變遷》（臺北：東 大圖書出版，1989），頁 129。
69 可參考文崇一，《臺灣社會的變遷與秩序─政治篇》（臺北：東大圖書出版，1989）；文崇一，
《臺灣社會的變遷與秩序─社會文化篇》（臺北：東大圖書出版，1989）。
70 文崇一、李亦園、楊國樞編，《社會變遷中的青少年問題研討會論文專集》（臺北：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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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與態度、社會階級的改變以及醫療態度與行為等等。71顯示學界的各領 域對於社會變遷現象的重視。
綜合上述，社會變遷的研究，大多也是對於社會現象的探討。在行為科學研 究風氣的提倡下，個人與社會在現代化歷程中，其行為模式與價值觀念的改變，
即成為現代化研究的對象。在個人方面，會隨著社會的轉變，而使其心態有所調 整，用以適應於現代社會；在社會方面，為結構與制度、組織等的專門，以應付 現代社會龐雜的事務。這其中轉變與調適的過程，即是社會變遷。而在社會急遽 的變化下，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亦層出不窮，這亦是社會變遷試圖探討的環節之一。
二、中國人性格之研究
臺灣學界在 1960 至 1970 年代，受到美國學術界提倡行為科學的風氣影響，
由當時甫自美國留學返國的楊國樞，結合當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並任職 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李亦園，以及臺大農業推廣系吳聰賢教授，共同倡議行 為科學的研究。所謂行為科學的研究，據楊國樞的說法，是一種嘗試利用行為觀 念，建立一套理論體系，內含有科學整合之意，意即追求統合性行為理論的研究 活動。72即是以科際整合的研究型態，探討「行為」的一種研究方式。在當時的
《思與言》期刊中，亦有對行為科學研究的提倡，主張應用該種研究方式，探究 中國人的群體所展現出的人格特徵，意即國民性，用以瞭解與中國現代化之間的 關聯。73在現代化研究中，人的心理特質與現代化的關係，亦是研究者的探討重 點之一，故而以國民性與心理特徵做為研究主題，實是現代化研究的一環。
在集結學者們進行集體研究計畫前，楊國樞對於當時在《文星》雜誌上的中 西文化論爭議題，即有自身的見解。其認為中國現代化，實際上是具體經驗事實 的探討，應該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而非以空談的筆戰互相交鋒。他並以中國國 民性與科學發展為題，擬出研究方法與架構，輔以相關知識，試圖論證中國現代 化問題，基本上是可以運用科學方式進行研究的。74另一方面，自 1970 年開始，
他帶領臺灣大學心理系進行系統性地關於個人現代性的實徵研究，並特別編製了
「個人現代性量表」，用以檢測個人的社會態度，包括教育、政治、法律、家庭 等層面的個人態度，由於社會態度會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故研究個人態度可了
71 楊國樞、瞿海源主編，《變遷中的臺灣社會─第一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的分析》（臺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
72 楊國樞，〈一個行為科學者的感想〉，收錄於氏著，《現代社會的心理適應》（臺北：巨流 圖書出版，1978），頁 265-268。
73 思與言雜誌社，〈中國國民性之研究〉，《思與言》，2：5（1965.1），頁 1-2。
74 楊國樞，〈中國國民性與中國科學化：問題與方法〉，《文星》，10：3（1962.7），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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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個人在現代化程度上的個別差異，同時在行為與人格特質 上又有何種關聯。75這股研究風潮也帶動了之後關於中國國民性格的研究。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在此波研究現代化的學術潮流中，結合不同領域的學者，
探討中國人的性格。76發起該計畫的學者為李亦園，其為了促進社會科學科際綜 合研究或科際合作的趨勢，在民族所以人類學者為主的傳統下，聘用社會學與心 理學學者。也因此，聘雇了楊國樞與吳聰賢兩位研究員，加上該所的文崇一轉為 社會學研究，又聘用當時自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畢業的瞿海源，進而打造了以 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學術研究團隊。77
實際上，此次研究是各領域學者以討論會的形式，並將各次討論的結果集結 成冊。至於選擇以「國民性」或「民族性」為討論主題，據李所述，則是因李、
楊兩人在研究文化與人格方面，不僅僅因為是該研究領域的專門學者（李亦園為 人類學者，楊國樞為心理學者），而是兩人對上述的主題皆有相同的興趣。再加 上這樣的主題，李認為是最適合作為社會科學科際綜合探討的題目，故而以此為 中心，從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精神醫學及史學與哲學等不同研究方法與視 角，探討中國人的性格。該討論會共分兩階段，第一階段始於 1970 年，每隔 1 個月舉行一次，共舉行七次討論會；第二階段則是將各篇論文撰成初稿，再逐篇 進行討論，自翌年 4 月至 6 月，每兩週舉行一次，共有五次討論會，最後再進行 一次綜合性討論，並於 1972 年出版。78
該次研究共有 12 位學者參與，其中韋政通以歷史的觀點分析中國傳統理想
人格的形成與演變，並探討崇古價值取向與某些民族性格間的關聯性；文崇一則 是以美國社會學者派森思（Talcott Parsons）的三種價值取向：認知取向、評價 取向、道德取向作為分析中國人的理想型態，即傳統與權威取向、重農與重功名 取向、仁義等道德取向，不同取向會導致某些性格的形成。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
雖然會導致性格的轉變，但卻可發現某些原有的性格並不會隨之消失，顯示價值 的改變是相當困難的。朱岑樓則是指陳中國是一恥感社會，透過對儒家經典的分 析，指出在儒家思想與人文環境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以恥感為取向的人格。楊懋
75 楊國樞，〈中國「人」的現代化〉，收錄於氏著，《中國人的現代化》（高雄：眾成出版社，
1976），頁 20-25。
76 由於受限於當時的環境背景，無論在政治上或學術上，皆稱之以「中國人」而不稱呼「臺灣 人」，此處所指之「中國人」，實際上的研究對象，基本上是以臺灣民眾為研究群體，意指「在 臺灣的中國人」，並包含在文化脈絡的傳統中國人。
77 葉啟政，〈對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社會學發展的一些反省〉，收錄於氏著，《臺灣社會的人文 迷思》（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 217。
77 葉啟政，〈對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社會學發展的一些反省〉，收錄於氏著，《臺灣社會的人文 迷思》（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 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