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金氏之中國現代化研究實踐
第三節 現代化的動 因
一、知識份子的角色與心態
中國現代化是受到西方外力迫使，基於富強之意圖，而開始追尋現代化。
金耀基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實際上是由知識份子所發起與領導的，是故可說知識 份子是中國現代化的動力來源。
在面臨西力衝擊時，社會階層也隨之產生變動。金耀基對中國傳統知識份子 的關心，在其於 1960 年代提倡現代化之時，已開始關注傳統中國的知識階層。
他認為，中國百年來的巨變，由於社會結構與經濟組織的轉變，最重要的現象在 士大夫階級漸趨沒落而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新知識份子的出現與普及。金耀基指 出在傳統中國，士大夫與官僚是不可分的，是中國學術政治的一項特徵，所扮演 的角色相當固定，消極的功能為看守與保護儒家價值系統，積極的面向則在建立 道德性的政治社會。95追求中國現代化的知識份子，其實始終在探求新的認同，
一方面親近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撻伐中國傳統文化，但卻沒有共同認同的對 象，內心其實是充滿矛盾與掙扎的。96
隨著工業社會的來臨，知識份子的角色與身分也有所轉變。由於科技持續 地發展，使得社會結構漸趨分化，人的角色也更趨專業，漸為專業人員所充斥，
屬於「廣義的知識份子」。相較上能與傳統知識份子類比的，則是學院內的大學 教授與學生，以及其他從事思想建構與傳播的人士。金耀基稱其為「狹義的知識 份子」，此與傳統士大夫階級有所差異，差別在於已非知識與社會價值的壟斷者，
同時不再必然與政治權力聯結在一起，也非明顯身份的知識集團。現今狹義的知 識份子角色，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很難辨識，也不易為社會所分辨，既無法為自 己設定對社會的使命，社會也未賦與他們特殊的任務。97
而中國的現代化，雖然傳統知識份子面臨認同的艱難，但卻是由其所領導 的。金耀基期許並希冀能夠發展出「一個新的建構化的知識階層」，要使其成為 獨立的社會團體，同時對其它社會組織系統要能有制衡的力量，並能夠對社會提 出真正有效的建議。他對新知識階層的看法，認為可包括一切從事思想、學術的 建構與傳播人士，其組成是不固定且流動的，且並非站在領導階層立場提供意
95 金耀基，〈中國新知識階層的建立與使命〉，《大學雜誌》，2（1968.2），頁 2。
96 金耀基，〈我對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看法〉，《東方雜誌》，1：8（1968.2），頁 8。
97 金耀基，〈中國新知識階層的建立與使命〉，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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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同時要與政治與經濟權勢結構保持良好互動，彼此獲取資源。其成員是由新 知識階層，意即學者、專家組成的，要能持續追求新文化價值的型塑。最重要的 是要能兼顧知識與道德，要勇敢且堅持提出真知灼見，不趨炎附勢。98
在前述的章節中（參見第三章第二節），曾提及金耀基對知識份子的看法，
於 1970 年代初期，他再說明中國知識份子階層的演變，同時更進一步指出知識 份子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可扮演何種角色與功能。他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未來並 不完全是悲觀的，認為中國知識份子只要不放棄改造，且具備導引歷史的勇氣，
則歷史的演進多少能朝著願望而發展。99
中國百年來的變革，隨著社會的變遷，不僅在結構上有所改變，知識份子的 心態也有所轉變。簡言之，知識份子對於本土歷史文化傳統，是從全面的認同，
轉而為抗拒與全面的疏離，甚至進而批判，再轉變為對西方文化的擁抱。自清末 的改革以來，至五四思想啟蒙運動的反傳統思潮，以至戰後知識份子對美國社會 的嚮往，可代表知識份子想法的轉變過程。對於此一現象，金耀基在 1970 年代，
以美國社會學家席爾斯的「中心」與「邊陲」概念視之，說明知識份子心態的轉 變。中心地帶對於邊陲地區具有吸力，而處於邊陲社會的成員，皆有積極尋求參 與到中心之傾向，當個人與中心構成關係，方能肯定與充實其生活之意義。100這 也顯示在自身見解外，亦運用學術視角說明知識份子的角色。
以此觀念視之，傳統中國原是屬於天下的中心，主要是以儒家文化為基礎，
作為信仰系統，同時是當時周遭民族的中心價值。然而自清末西力衝擊後，不僅 在中國，整個世界皆為西方的科學與技術所滲透，西方的價值一躍而成為核心，
對於亟欲圖強的其它國家，有著極強的吸引力。相對地，其它國家也就成為邊陲 地區，故為了獲取新知與資訊，邊陲地區的人即會爭先恐後趨向中心發展，以避 免陷入落後之窘境。
金耀基認為，所謂中心與邊陲，並不僅止於客觀的認定，同時也存在於人類 心靈世界的反映，是一種相對性的概念。位處於邊陲的人群，也可能會存有「反 中心」的意識活動，意即為突破中心的優越性。當時各社會與國家的現代化運動，
也就是所謂的發展進程，雖可解讀是中心向邊陲的擴散，但也可視作邊陲人企圖 縮減邊陲與中心的差距。中國近百年的歷史，其實也可說是由中心流放至邊陲，
而發憤圖強的目的，則是企圖恢復失落的中心地位。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心態，
98 金耀基，〈中國新知識階層的建立與使命〉，頁 3-4。
99 金耀基，〈知識份子在社會上的角色〉，《大學雜誌》，48（1971.12），頁 57。
100 金耀基，〈談中國知識份子的心態─從「中心」與「邊陲」之概念以了解中國百年之變〉，
收錄於《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臺北：言心出版，1977），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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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程度上可稱為「邊陲人心態」。金耀基指出，邊陲人與邊際人有所區別，兩者 均是橫跨不同文化的交界，但邊際人所面對的文化價值，較不具階層性的；邊陲 人所面臨的，則是自身文化價值低於中心的。特別是在殖民地接受殖民地式教育 的知識份子，最易形成「邊陲人心態」。101由此觀之，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西方文 化的趨性，在於對中心價值的渴望與追尋，以及基於一種避免陷於落後困境的心 態，故而會企圖向中心趨近。
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發展，金耀基亦將關注範圍從臺灣延伸至對岸。在 1970 年代後期，中國大陸提倡「四個現代化」之後，金氏指出知識份子菁英是扮演中 國大陸現代化的啟蒙要角，同時也是改革的動力與資源。雖然較文化大革命時 期，意識型態已降低許多，但是知識份子的角色定位依然是政府雇員，自主性與 獨立性並未獲得適度的開放空間。102同時在單一言論的壓制之下，仍會使得具改 革智慧與力量的知識份子無法提出建言，而中央也會因此失去改革的動力。惟有 在政策上採取彈性的自由開放，方能使革新的過程中更加有活力與新契機。在 1990 年代，他認為在兩岸分治後，中共是建立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將知識 份子箝制在馬列主義的意識型態框架，而知識份子亦無生存空間，只能依附在此 體系之下，成為「體制下的知識份子」。在黨國的霸權統治下，知識份子被合併 至黨國的官僚體系中，對此體制有種「人身依附關係」。實質上，在某一層次上，
黨國與知識份子間存在著衝突。更深入地說，無論過去或現在，知識份子與權力 派系的結合是無法全然脫離的，進而形成縱向的主雇關係。103
綜合上述，金耀基認為知識份子與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息息相關，甚至是動力 的源頭。但在歷史的潮流中，面臨著認同的困境，特別是在文化方面。而隨著兩 岸政治的特殊性，知識份子分別在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過程中，各自扮演不 同角色。金耀基也期許能夠建立一個新的知識階層，持續領導現代化的運動。
二、儒家倫理與民族主義
從前述可知，金耀基特別強調傳統的重要性，尤其是不可忽視在現代化過
程中，傳統的作用與功能。以中國現代化而言，傳統是可突顯出自身特色的要角。
而他所提倡與主張的「傳統」，實際上則多是以儒家倫理與道德為主，因其認為
101 金耀基，〈談中國知識份子的心態─從「中心」與「邊陲」之概念以了解中國百年之變〉，
頁 49-52。
102 金耀基，〈知識份子的新啟蒙角色〉，收錄於《中國人的三個政治》（臺北：經濟與生活出 版，1988），頁 210-214。
103 金耀基，〈國家社會主義與中國知識份子〉，收錄於《中國政治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 出版社，1997），頁 73-76。該文撰於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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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貫串中國歷史與影響傳統中國甚深的核心價值，因而不遺餘力的維護 與倡議儒家價值，而這也反映在他的現代化研究內容上。
隨著 1980 年代東亞經濟的躍起，更加強化金耀基對儒家倫理的論點。他認 為在現代華人社會中，儒家的思想與價值並未隨著專制政權的瓦解而消逝，而是 轉化為適應現今社會的形式存在，個人的行為與規範也不自覺的受到儒家道德的 潛在約束與影響。他並以儒家學說來解釋中國人的行為取向，說明群體與個體之 間的關係，希望能避免以西方的「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觀察中國社會。雖 然儒家學說中並未界定「群」的概念，使得個體在家庭之外，未能與外界建立起 一套適切的關係模式。但儒家的關係視角為中國社會創造一個長期且穩定的社會 系統，在此系統中，個體被賦予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自主性，並置身於一個富於 人情的關係網絡中。104他也希冀能藉此思考應建立何種中國的現代社會秩序。105 此外，他也解釋中國在「公」與「私」領域的關係，照學者專家的研究，過份注
隨著 1980 年代東亞經濟的躍起，更加強化金耀基對儒家倫理的論點。他認 為在現代華人社會中，儒家的思想與價值並未隨著專制政權的瓦解而消逝，而是 轉化為適應現今社會的形式存在，個人的行為與規範也不自覺的受到儒家道德的 潛在約束與影響。他並以儒家學說來解釋中國人的行為取向，說明群體與個體之 間的關係，希望能避免以西方的「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觀察中國社會。雖 然儒家學說中並未界定「群」的概念，使得個體在家庭之外，未能與外界建立起 一套適切的關係模式。但儒家的關係視角為中國社會創造一個長期且穩定的社會 系統，在此系統中，個體被賦予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自主性，並置身於一個富於 人情的關係網絡中。104他也希冀能藉此思考應建立何種中國的現代社會秩序。105 此外，他也解釋中國在「公」與「私」領域的關係，照學者專家的研究，過份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