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金氏的引介古典現代化理論進入臺灣
第二節 金氏對西方古典現代化理論 之介紹
臺灣的社會學者蔡文輝，曾經將臺灣研究現代化分為三個派別：其一是以楊
國樞為主所做的研究，主要是以個人為對象，運用心理學觀點來探討現代人在現 代化中性格等各方面的變化。其二則是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人類學、社會學 家，以「社區」為研究主題，特別是對於鄉村地區的現代化做局部的、有限的、
小範圍的觀察。其三則較偏重文史方面，如余英時、金耀基等人對現代化的論述，
認為二十一世紀將是以中國哲學思想體系為主的世界，但因哲學性的玄思意味過 於濃厚，使得內容顯得較空洞。31
然則金耀基所做的現代化研究，就時間而言，先於楊國樞與中央研究院民 族所兩派的研究；在內容方面，雖包含著中國的儒家倫理等較抽象的哲學意涵，
但另一方面卻仍有以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泛科際整合方式研究中國的現代 化，例如對美國早期現代化理論的引介。而提到金耀基關於早期現代化理論的著 作，則非《從傳統到現代》一書莫屬。他於 1964 年考取密西根大學獎學金，以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講師身份，第一次前往美國匹茲堡大學進行考察研究，在當時 接觸到哈佛大學派森思的社會學理論，也因此對社會學產生興趣，時常在報章雜 誌發表專論和時論，大規模引介早期現代化相關理論，當時一些論著，最後集結 成書，在 1966 年出版後，蔚為風潮。或許因為此書是戰後以來，臺灣第一本以
30 Alberto Martinelli,Global Modernization:Rethinking the project of modernity,pp55-56.
31 郭盛哲，〈「從社會學的觀點看中國現代化」─聆聽蔡教授一席話有感〉，《社會研究》，21
（1982.3），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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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知識撰寫最具影響力的著作，32因而引起讀者的廣大迴響。除了這本具代 表性的著作之外，另外亦有另一有關中國現代化之論文集《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 子》一書，亦造成當時學子們人手一冊、反覆閱讀的景象，據 1980 年代就讀臺 大社會系博士班學生馬康莊表示，若說金耀基是開啟臺灣現代社會學理論的大 門，應不為過。33故可知金耀基在臺灣有關中國現代化和社會學研究取向的發展 上，是扮演著「播種者」的角色。
職是之故，要對於金耀基所引介的早期現代化論有所認識，則應從其早期的 學術著作著手。是以，本節將分項列出金耀基著作中，專文介紹與古典現代化理 論有關的學者與該學者的著作與學說。
一、社會學名家
（一）韋伯
（Max Weber）韋伯是德國著名的思想家，不僅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其思想更是包羅萬象。
但因為其所涉獵的學術領域廣泛，故要綜合摘要其思想底蘊有其困難度。韋伯著 名的不僅止於一般理論，同時在其它特定觀念也相當有名。例如在探討組織社會 時，則大部分會溯及韋伯的科層組織思想。而韋伯的學說對於後來的社會學界的 影響亦深，特別是透過美國社會學家派森思承繼後，對其結構功能論說有著一定 程度的影響。34
對韋伯而言，對現代社會秩序生成最具解釋力的機制，在於人類思想和行為 的理性化（rationlization）。基督新教倫理的興起與傳佈，在韋伯眼中看來，即 是人類思想與行為理性化的一個關鍵表徵。而由於新教倫理的傳播，所帶動的生 活方式以及經濟行為的理性化，再加上社會其它部門的配合，催生了現代資本主 義社會的出現。如此重視新教倫理作用的論點，其觀點也為其後早期現代化論學 者所承襲，35亦即著重個人與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從上可知，韋伯學說與早期現代化論之間的關聯性，故而在引介古典現代化 理論之時，韋伯是一不可忽略的學者。在金耀基之前，臺灣學術界曾有經濟學者 張漢裕致力於韋伯思想的介紹與闡揚，包括翻譯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 義精神》36一書，並論韋伯關於資本主義的思想，37同時也介紹韋伯的社會科學
32 葉啟政，《臺灣社會的人文迷思》（臺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1），頁 218。
33 馬康莊，〈青年金耀基與臺灣社會學的發展〉，《自由青年》，77:5（1987.5），頁 12。
34 George Ritzer 著，馬康莊、陳信木合譯，《社會學理論》（上冊），頁 218。
35 龐建國，《國家發展理論─兼論臺灣發展經驗》，頁 49-51。
36 Max Weber 著，張漢裕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協志工業，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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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論，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理想型的概念。38韋伯思想也啟發了張對職業倫理 的探討，著重在現代職業倫理，特別是中小企業階級的作風、職業倫理等因素與 資本主義之間的關聯性。
其後，金耀基自美返國後，曾專文介紹韋伯的生平、著作與主要學說。由於 韋伯的學術研究廣泛，在學術界具有一定地位，其學術著作更有其貢獻，特別是 其著作概念的創發性與權威性，故而美國社會學界對於韋伯的學說，更掀起一股 狂熱。金耀基指出韋伯受到德國當代民族主義與工業化潮流之影響，身處一種位 於新舊交際之間的處境，故產生認同上的矛盾。不過金耀基指出韋伯偉大之處，
在於一面能自國家內部的特殊觀點看問題，另一面能跳出民族中心意識，嘗試以 世界觀點來看問題。39關於此一層面，與金耀基對中國現代化之看法有所近似，
金亦著眼於中國新舊社會之間的「過渡」情形，但認為必須要跳脫種族中心之困 局，將視野提升至世界格局。
除了生平介紹之外，金耀基也摘要介紹韋伯的重要學術觀點。40金將韋伯最 主要的學術貢獻分五個層面討論，分別為對馬克思的批判、社會科學「方法論」
的建立、宗教與社會關係的探討、社會階層論的提出、權威與官僚政治的理念創 造。其中最著名的在於韋伯所建立的方法論，即理型概念的提出。韋伯為了理解 人類行為，故建立所謂的「理型」（ideal type）。「理型」是韋伯將諸實際現象 歸納成一邏輯精確的概念，無關價值的判斷，而是為了分析現象所創立的。另外，
韋伯對宗教與社會之間的關聯，也做過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特別指出儒家倫理 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而官僚政治的概念，也是韋伯重要的學術觀察，韋伯認為「官 僚政治的理型」，是專業化且層層節制的，選拔與升遷皆是以技能與成就為標準。
東方與西方的差別在於，前者所倚賴的是權威與傳統，後者則是法治與理性。但 韋伯同時也指出現代人追求秩序與安全的傾向，會與資本家心理有所衝突；官僚 政治雖然是高度的專業分工，但隨著現代技術的演進與應用，官僚政治對於個人 意志的控制會遠超過想像。41
37 張漢裕，〈論瑪克司‧偉伯（Max Weber）的「近代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社 會科學論叢》，9（1959.7），頁 47-77。
38 張漢裕，〈瑪克司‧偉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財政經濟月刊》，11：12（1961.11），頁 2-7。
39 金耀基，〈M‧韋伯生平及其學術貢獻〉，收錄於氏著，《現代人的夢魘》（臺北：臺灣商 務出版，1966），頁 115-118。
40 關於此，可參考金耀基，〈M‧韋伯生平及其學術貢獻〉，頁 137-138。
41 金耀基，〈M‧韋伯生平及其學術貢獻〉，頁 1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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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對現代化的研究，有許多是源自於韋伯思想的啟發。例如金耀基曾嘗 試以韋伯理型的概念，也就是研究模式的建構，探討中國的官僚政治組織與行 政。42而韋伯對儒家倫理缺乏一種機制使得資本主義不發生的看法，隨著東亞經 濟的成長，無疑使其論點遭受質疑。金耀基對此也提出儒家道德與經濟發展的見 解，指出不可忽略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韋伯的思想與觀念，或許已遭受到現 代經驗的挑戰，但金耀基認為仍應可自韋伯的學說獲取知識與啟示，負起現代人 應盡的責任。
（二）派森思
（Talcott Parsons）派森思是美國當代社會學界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同時也是將韋伯學說 自歐陸引進美國的學者，根據他的自述，雖然並未直接受業於韋伯，但卻對派森 思的思想啟蒙而言，有極深的意義，進而翻譯韋伯的代表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 本主義精神》。43其最著名的學說論點是結構功能論，1937 年出版《社會行動的 結構》（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關注社會行動意願理論，其後再自理 論中進一步提出體系與體系需要的行動理論，1951 年出版《社會體系》（The Social System），他同時也關懷社會變遷的實際議題。441950 到 60 年代，可謂是派森 思的理論蓬勃發展時期，他也於此時提到重要的模式變項概念。45而對早期現代 化理論最直接的影響在於五組模式變項的應用。
模式變項是建基於派森思的行動理論，也就是對個人的行為動機，以及受到 價值規範的影響後，決定實際執行的手段與目標設定之探討。其後，更擴大為行 為體系的建構，一個完整的行為體系，包括文化體系、社會體系與人格體系，之 後再加上有機生物體系，這四個體系是緊緊相繫的，46而人的行動會受限於價值 觀、規範與心理動機等因素。派森思認為結構的穩定，在於個體之間的互動，個 體的行為一方面是奠基於人格體系，另一方面又受制於文化體系的規範下，亦即 人的行為是發生在社會結構下，社會結構亦會影響著人的行動。模式變項則是探 討在特定的情境下，人的行為模式以及角色期待。47
42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請參看下一章。
43 Robert K.Merton、Marilda White Riley 編；陳耀祖譯，《美國社會學傳統》（臺北：巨流圖書 出版，1987），頁 58-61。
44 Peter Hamilton 著、蔡明璋譯，《派森思》（臺北：桂冠圖書出版，1990），頁 9-10。
45 孫中興，〈結構功能論的營建者─帕深思〉，收錄於葉啟政主編，《當代社會思想巨擘─當代 社會思想家》（臺北：正中出版，1992），頁 217-218。
45 孫中興，〈結構功能論的營建者─帕深思〉，收錄於葉啟政主編，《當代社會思想巨擘─當代 社會思想家》（臺北：正中出版，1992），頁 217-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