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傳媒與維穩政治的發展
第一節 政治穩定的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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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傳媒與維穩政治的發展
第一節 政治穩定的理論研究
穩定從全局著眼，通常指社會政治的整體穩定；狹義上理解為政治穩定（馬 建中，2003；鄧偉志、徐覺哉、沈永林，1997）。對政治穩定的關切，無分古今、
中外皆然。柏拉圖（Plato）、亞里士多德（Aristotle）、霍布斯（Thomas Hobbes）
等都注意到政體變遷的情況。柏拉圖期待哲王統治，主張人有尊卑之分，目的 是讓人們安分守己，以利於城邦的安定穩妥（Plato & Bloom, 1968）；亞里士多 德提出穩定持久的政體是以中產階級為核心的共和政體，並特別討論教育、法 律、政府組織、制度、人口及土地面積等對維持國家穩定的重要性（Newman, 1950
／吳壽彭譯，1965）；霍布斯描述自然狀態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of every man against every man）的戰爭狀態，無非寄望於人類通過讓渡權利的方式建立專制 國家，以避免內亂、維持和平和安全（Hobbes & Curley, 1994, p. 76）。可見，政 治思想的主題莫不是在求政治穩定。中國自古治亂興衰之說，也是各家思想的 中心。
郭進隆（1975）回顧文獻後發現，政治研究領域內「政治穩定」一詞被毫 不加界定任意使用的情況十分普遍：通常是將穩定與變遷二分；不然就把暴動 及騷亂看作不穩定的明證，無視暴力事件往往有其社會文化背景，不一定是負 面價值。政治穩定實為具有多方面指涉的巨型概念，但學者基於立場、方法和 研究側重點的差異而形成不同的認知，很難互相比較。
具體而言，綜合郭進隆（1975）、左宏愿（2009）等人的歸納，在發展中國 家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的理論取向上主要有以下幾個學派：
一為比較歷史學派，往往通過對兩個以上社會歷史變遷過程的比較來研究 政治發展規律。亨廷頓（Huntington, 1968／李盛平、楊玉生譯，1988）認為政 治穩定包含秩序性和繼承性兩個基本要素。秩序性指沒有發生暴力、壓抑或體 系的解體；繼承性，指的是沒有發生政治體系關鍵要素的改變、政治演進的中 斷、主要社會力的消失，以及導致政治體系根本改變的政治運動。馬建中（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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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這是從政治穩定的反面解釋秩序性和繼承性。
亨廷頓分析，政治穩定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秩序，它主要取決於政治制度化 程度和政治參與程度之比率：政治制度化程度超過政治參與程度的國家，政治 安定；反之各派政治勢力自行其是，直接闖入政治活動的各個領域，會造成政 治不穩定甚至動亂。言下之意，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應優先考慮政治 穩定，而非經濟發展和政治參與的擴大；保持政治穩定則需要一個權威，即政 府。郭進隆（1975）發現，政治參與之所以被暗示對穩定造成威脅，主要是有 些人相信參與的擴大，是將壓力的重心下移，妨害政府推行工作時所必須有的 權威程度，太多人參與政治的效果是無效率和混亂。他進而批評，亨廷頓暗示 一黨專制國家最穩定，顯然沒有考慮民主的價值。
二為結構功能學派，主要運用系統論和結構功能的分析思路來研究政治結 構與社會系統之間的功能維持關係，代表人物為 D. Easton 和 G. Almond。Easton 將政治系統的穩定視為輸入和輸出的動態平衡，即政治穩定在於政治系統有能 力承受外部環境的壓力。Almond 的論述則從政治不穩定的角度展開。他相信，
政治不穩定產生於「政治體系的能力與社會要求之間的脫節」，主要原因包括：
政權合法性危機、國家認同危機、社會集團之間的疏遠和敵視、利益表達渠道 受阻導致的多種形式衝突、政治體系對政治參與擴大不能有效回應，以及政府 公共政策失誤導致的公共秩序混亂。Easton 和 Almond 對結構平衡的重視，表明 政治穩定是一種雙向聯動的穩定。
其中，合法性或正當性（legitimacy）問題，在 Lipset（1981）看來任何嚴 謹的政治穩定研究都必須加以關注。合法性本質上是民眾對統治權力的心理認 同和價值信仰（吳輝，2005），是保持社會政治秩序的基本條件。韋伯（Max Weber）
視傳統（traditional）、奇里斯瑪（charisma）和法理（legal-rational）為三種正當 性類型，強調現代國家須以法理性為統治合法性基礎（Weber, 1918）。不過，合 法性由韋伯創用時的合法及合憲方面的意義，到 Lipset 手裡逐漸淡化，側重於 消極接受。「政治體系產生一種信心並保持此一信心的能力，謂為現行的政治制 度最適合於當時的社會」（Lipset, 1981, p. 64），Lipset 說，建立此種信心比政府 滿足人民需要之能力還重要，此種態度一旦建立便成為難以動搖的政治穩定基 礎。Eckstein（1966，轉引自吳輝，2005）也提出，政治穩定是存在合法性，即 沒有強烈反感並有積極的接受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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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合法性是歷時性變動的概念，基礎會隨社會變遷而改變。Holmes（1997）
視經濟發展提供的幸福感（eudaemonic）、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新的 傳統（new tradition）、目的理性（goal-rational）、正式承認（formal recognition）
和非正式支持（informal support）為合法性基礎新來源。曾昭耀（1996）對墨西 哥現代化經驗的研究，還證明一個開放性和靈活性兼具的意識形態對政治穩定 的貢獻。
三為社會心理學派，主張社會政治穩定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政治心理的穩 定。它有一不證自明的假設：不滿將導致暴力衝突。挫折－憤怒－攻擊說
（frustration-anger-aggression）、期待攀升說（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
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以及體系挫折說（systematic frustration），都 萬變不離其宗。此項理論的特性，使其適用範圍大都限於政治穩定概念關於政 治暴力的部分。以 Gurr（1970）的相對剝奪感理論為例，他認為當社會變遷導 致社會的價值能力小於個人的價值期望時，人們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相對剝 奪感愈強，社會不穩的可能性越大（趙鼎新，2005, 2006）。但該理論解釋力有 限，誇大心理因素作用而忽視其他更具說服力的成因。在現實中，社會政治不 穩定的產生很多源於利益驅動，而非相對剝奪感。
最後是上世紀 80 年代後期興起的新制度主義學派。他們研究制度變遷、政 治穩定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提出制度建設促進政治穩定，制度變遷的根本在於 既能實現社會產出最大化，又要使統治者自身壟斷資金最大化。這一問題如果 不能很好解決，將是一國政治不穩定的根源。
至於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的關係，各學派皆有涉獵，惟程度不同。大量實 證研究表明，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程度往往與穩定程度相關。真正原始的和停 滯的經濟體，以及先進工業化國家往往高度穩定；處於經濟快速轉型期的中等 收入國家，因民眾期望值不斷提高而最有可能滑向不穩定（Gurr, 1970; Olson, 1963）。Olson 尤其關注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相反關係，原因是快速發展會帶 來經濟變形（如通貨膨脹）和社會錯位（如傳統社區解體、原子化的個人以及 民眾相對剝奪感等）。亨廷頓（Huntington, 1968／李盛平、楊玉生譯，1988）對 Olson 的觀點並無異議，認為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是各自獨立的目標，其中一項 進步不一定會連帶地有另一項的進步。察較二人主張，皆認同社會和政治穩定 是經濟成長的條件，而穩定的經濟成長有助於社會政治穩定。不過人們也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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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反假設，高度穩定會破壞經濟增長（Chan, 1991）。
也有論者從政黨制度（吳輝，2005）、政治體系的強制性（Johnson, 1964; Pye, 1966）、現代化與變遷（馬建中，2003；曾昭耀，1996；鄧偉志、徐覺哉、沈永 林，1997）、利益分化（劉曉凱，2008）、思想文化（Fei, 1991）等角度對社會 政治穩定進行研究。吳輝對東南亞五國多黨制、兩黨制及一黨獨大制的考察，
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亨廷頓的主張，即政黨制度作為現代政治運轉的基石具有政 治穩定功能，但要確保政治穩定，必須符合特定社會生態的要求、具備較高的 制度化水平和強大的合法化能力。Fei 將香港經濟繁榮與政治穩定同步增進的現 象歸因為儒家文化中的理性平等主義和世俗主義。Johnson 和 Pye 則對強制力的 使用——來源為軍隊、警察或安全人員等，持異常謹慎態度，認為武力干預雖 可解決一些政治不穩定造成的死結，但破壞了以合理方式制度化解決問題的機 會，並且危害到合法性。
雖然迄今並無單一的學說可以含括政治穩定的複雜內涵，但各學派顯然都 認同政治穩定的基本特性是相對性、動態性和人為性。這也意味著，要客觀看 待政治穩定，就必須科學看待政治不穩定。任何國家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都會 因社會經濟結構、經濟體制、社會結構的變革而使社會政治關係和政治秩序受 到衝擊，關鍵在於如何把不穩定限制在一定範圍內、納入有序軌道。將政治穩 定絕對化而不管穩定代價為何，就會走向另一極端（馬建中，2003；曾昭耀，
1996；鄧偉志、徐覺哉、沈永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