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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威權韌性與中國傳媒研究的轉向
2003 年，中國問題專家和民主理論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2003）在 多年研究基礎上提出了一個令人動容的主張：中國的威權主義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1989 年「六四」事件的危機過後，許多觀察家紛紛預言中國共產黨
（以下簡稱中共）的統治會走向崩潰，加入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謂 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理由是：威權體制只有虛弱的合法性，又過度依賴高壓 統治、決策制訂過於集權化、個人權力凌駕於制度之上，故天生脆弱（Nathan, 2003; Gilley, 2003）。
黎安友曾是其中一員，但在 2002 年中共權力和平交接後修正了看法，雖然 從不認為中國的威權主義會永久保留頑強生命力，但承認尚有韌性。1他用「制 度化」解釋威權體制活力的複雜成因，包括：日益規範化的繼承政治，政治菁 英晉升方面以績效制取代派系主義，體制內部制度的分殊化和功能專業化，以 及設置政治參與制度以增強中共在公眾心目中的合法性（Nathan, 2003）。
黎安友的觀點在當年可謂大膽，但其研究事實上與 2000 年以來學界反省第 三波民主化、重新檢視威權政治並提出多種新型態威權主義的典範轉移一致。
2003 年後，更多論者加入這一行列，紛紛從經濟增長、革命傳統和文化根源、
幹部考核體系、民族主義、籠絡策略、國家武力鎮壓的意願，以及媒體控制等 角度解釋中國的威權韌性（例如，王信賢，2012 年 6 月；何清漣，2006；周黎 安，2007；周翼虎，2009, 2011；寇健文，2010；Cai, 2008; Hassid, 2008; Levitsky
& Way, 2013; Nathan, 2006, October, 2009, 2012; Stockmann & Gallagher, 2011;
Stockmann, 2013）。就後者而言，翻閱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在市場化改革 後形成的國家與傳媒關係上，主要有以下三種理論或研究取徑：
置身在威權研究從第三波民主化轉向新型態威權主義的脈絡中，傳媒研究 者自我修正，最遲在 21 世紀初，自由主義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李金銓，2004）
開始取代現代化理論，成為中國傳媒研究的主流。
現代化理論（Lerner, 1958; Lipset, 1981）認為傳播媒介的發展和公民的廣泛 政治參與，會促進專制國家的政治民主化。其勃興自有現實基礎。就國際環境
1 2012 年中共權力交接過程因薄熙來事件出現諸多波折，但黎安友認為仍未脫離正軌。見〈黎安友教授回 答讀者匯問〉（2012 年 6 月 4 日）。譯者網。取自http://yyyyiiii.blogspot.tw/2012/06/blog-post_65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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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為現代化理論提供了經驗證據。如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1989 年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巨變，「不僅是電視轉播的一個歷史事件，它自身正是通過電視轉播方式完成的」（Habermas, 1990／曹衛東、王曉珏、劉 北城、宋偉杰譯，1999，頁 32）。 高度靈活性的嚴格管理」（firm regulation with high flexibility），已取代共產主義 宣傳模式；它無關乎「新聞自由」，卻是朝向自由媒體重要並且是積極的一步。
自由主義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取代現代化理論，在於論者逐漸意識到市場機 制雖促成傳媒自由化與自我賦權、（非政治領域）言論空間大為拓展，但「黨管 媒體」的原則未曾削弱反見強化。4他們超越國家與市場的簡單二元對立，開始 檢視兩者的互動或聯姻。如李金銓（2004，頁 49）分析，國家通過市場延續它 與媒介的「侍從關係」；Pan（2000）指出國家以經濟利益為誘餌換取媒介的效 忠；He（2000）考察《深圳特區報》後指出中國主流媒介已從單純的宣傳機構
2 比如中國、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中國情況請參閱 Zhao（2004）；東德資料來自 2008 年筆者在德國 參與的一場座談，與談人為德國《德累斯頓日報》政治部主編烏韋·彼得（Uwe Peter）；捷克斯洛伐克解體 前夕的情況，受益於筆者於 2010 年 7 月 12 日對作家 Jachym Topol 所做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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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黨的公關公司」；何清漣（2006）和周翼虎（2011）雖對市場經濟的理 解有分歧——前者表態市場經濟幾乎可與任何政治體制結合，後者認為中性機 制——但都同意中國傳媒市場化與政府對傳媒的政治控制同步增進。而不論新 統合主義（neo-corporatism）的視角（潘忠黨，2000, 2008），或協商／博弈的觀 點（周翼虎，2011；Huang, 2007; Zhang, 2011），皆視傳媒（集團）為擁有一定 自主性的特殊利益團體，通過與黨國的隱性協議實現利益調適。如周翼虎（2011，
頁 225）所言，「新聞業的市場化邏輯不是來源於自由競爭，而是來自國家的壟 斷保護」。
另有學者立足新聞實踐，指出「黨管媒體」原則在操作上日趨精細化，具 體控制方式包括出版許可、檢查制度、法規、財政補貼等制度化手段，以及解 雇、拘捕、政治清洗等強迫手段（何清漣，2006；Hassid, 2008; He, 2003）。5Esarey
（2005）指出國家／媒體建立市場激勵機制以鼓勵媒體／記者產製政治安全又 受消費者歡迎的新聞；6何清漣（2006）與 Wang（2010）等從新聞審查角度解 釋了黨國如何確保市場化媒體不逾越政治紅線；傳媒的結構性限制——條塊結 合的管理制度（陳力丹，2003；劉幼俐、呂郁女，2001；Brady, 2007）或組織 控制、話語控制、財政控制三位一體的單位制度（楊曉民、周翼虎，2009）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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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關注傳媒如何被組織和控制，值得一提的還有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 框架下發展起來的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它代表中國傳媒研究的另一取向。一 般來論，無論樂觀或悲觀，自由主義者視國家為壓制力量、市場為自由和解放 的力量。作為對立面，批判學派憂心資本的支配性控制，對「專制政體」（李金 銓，2004，頁 29）卻相當淡漠。其觀點概要如下：一，承認市場有某些進步因 素，但從根本上批判資本主義非民主甚至反民主本質，認為市場有局限性和結 構性偏差，資本積累和集中化限制了媒介多元。二，承認國家管制強化之事實，
但強調超越對國家專制的簡單批判，把國家作為一個分析範疇，關注其重構或 轉型。亦即，承認國家也有其意圖和邏輯，故應正視國家權力的進步性（趙月 枝，2011），在此基礎上減少不平等。7從這一角度出發，趙月枝（2011，頁 45）
特別指出，重申「喉舌論」的同時不可忽視媒體，尤其是市場化媒體，在「呈 現和構建新的統治性社會權力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是觀之，同一現象對於理論框架歧異的不同觀察者來說，結論不盡相同。
趙月枝回顧中國傳媒業轉型，批判傳媒集團化和全球化促進了政治菁英、經濟 菁英與報業菁英之間的利益聯盟（Zhao, 2008）；但在 Esarey（2009）看來，趙 氏也批評傳媒集團化和極化削弱了黨國輿論引導能力。馮建三（2004）以電視 媒體為例，主張中國是著重於資源分配的「市場社會主義」，通過獨占或寡占獲 取資源以補助發展，可見中國政府對電視的管制尚稱有效，惟政治上應推動改 革增進新聞自由；但亦承認遇有必要時中共會犧牲媒體的「經濟效益」遷就「社 會效益」，即凸顯媒體的喉舌功能。輿論監督因官方重視而備受矚目。論者普遍 認為，在黨的意識形態領導下，市場化媒體僅在枝節性問題和基層官員腐敗問 題上扮演了監督者角色，即「小罵幫大忙」（周翼虎，2011；Brady, 2007; Stockmann, 2013; Zhao, 1998）。強調積極面者，認為輿論監督作為一種準官方權力，具有局 部改變官方政策、促進立法和司法改革的能力，或略可發揮「黨國公共領域」
的作用（展江，2010 年 1 月 20 日；馮建三，2008）；反之有論者直言，它是中 共彌補黨群關係的手段（Stockmann, 2013）；輿論監督以契合國家利益為前提，
不遵從者會被壓制和清洗（周翼虎，2011）。王毓莉（2008, 2009）、劉萬永（2011）
等從《南方週末》對政府的批評性報導顯著減少、中共中央發文禁止異地監督
7 如汪暉分析傳媒如何因「去政治化」而促成傳媒公共性危機，指出一種更具彈性的階級視野能幫助理解 媒體背後的支配權力（汪暉、許燕，2006）。呂新雨和趙月枝（2010）強調，要解決不同利益群體，特別是 底層群體接觸和使用大眾傳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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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義而言，晚近學者漸向傳統的極權／威權主義研究框架回歸（Stockmann &Gallagher, 2011; Stockmann, 2013），或具有某種理論修正的意義。
傳媒的威權主義模式（Siebert, Peterson & Schramm, 1956／戴鑫譯，2008）
集中表現為國家對傳媒的控制。從消極層面來講，即通過對傳媒的控制，阻止 其妨礙實現國家的統治目標；從積極層面來講，即國家積極參與新聞傳播事業，
要求傳媒支持和促進政府政策，從而鞏固威權統治。9但毋庸諱言，與 20 世紀 冷戰背景下的威權乃至極權國家不同，21 世紀的威權主義有諸般改良，就如黎 安友所述，是一種韌性威權主義。威廉·杜布森（William J. Dobson; 2012／謝惟 敏譯，2014）也在《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一書中指出，新時
9 哈林（D. Hallin）和曼奇尼（P. Mancini）對傳統的傳媒四種理論頗有微詞，認為它有濃厚的冷戰色彩，
應給予「體面的葬禮」。關於媒介與政治的關係，他們根據媒介市場結構、政治平行性、專業化和國家角色 四個變量，在考察北美與西歐 18 個國家的基礎上歸納出三種模式：地中海或極化多元主義、北歐／中歐或 民主法團主義，以及北大西洋或自由主義模式（Hallin & Mancini, 2004／陳娟、展江等譯，2011）。二人希 望該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西方媒介模式去魅，推廣到非西方世界。但在他們主編的《超越西方的比較 媒介體制》（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一書中，中國部分執筆者趙月枝指出，哈 林和曼奇尼提出的四個變量不足以概括中國媒介制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一黨專制體系中，與其說國 家干預媒介，不如說國家主導媒介。可見，威權主義的傳媒理論在中國語境裡仍有探討的價值（Zha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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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轉型進行系統描述，在此基礎上提出推銷專政（marketing dictatorship）的 概念，認為透過推銷市場化改革的優點、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話語，傳媒商業 化和集團化鞏固了中共政權合法性基礎，確保其繼續執政。她在一定程度上修 正了趙月枝的觀點，但因紥根於檔案資料，其理論缺乏經驗證據支持。
代化轉型進行系統描述，在此基礎上提出推銷專政（marketing dictatorship）的 概念，認為透過推銷市場化改革的優點、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話語，傳媒商業 化和集團化鞏固了中共政權合法性基礎，確保其繼續執政。她在一定程度上修 正了趙月枝的觀點，但因紥根於檔案資料，其理論缺乏經驗證據支持。